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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豪議員職務中止案的聲明與抗辯全文

2017/12/4 — 17:31

蘇嘉豪出席澳門立法會會議(愛瞞日報圖片)

蘇嘉豪出席澳門立法會會議(愛瞞日報圖片)

愛瞞日報編按:根據澳門立法會大會程序,蘇嘉豪不被允許作30分鐘的陳述或自辯

1、 開場:職務履行是議員的生命

1. 過去半個月,正值施政報告辯論,可以說是立法會一年最忙碌的日子。過去半個月,對我的人生來說,更是特別漫長。雖然受到職務中止案的干擾,我仍然時刻提醒自己,必須盡力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優先做好審議法律和監察政府的工作,期望讓公眾和立法會同仁理解:於我而言,議員職責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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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從11月13日,立法會主席公布立法會收到初級法院的刑事案件通知,並批示要求章程及任期委員會開會,就研究是否中止我的議員職務發表意見。期間經歷了兩次委員會會議,也曾盡力翻閱和研究立法會程序、《議事規則》和《議員章程》的規定和修訂歷史,以及1997年「先例」的委員會和全體會議文件。終於來到這一天,主席和各位議員要表決是否將我這一位同事停職。

3. 9月17日,當選一刻,我說自己「如履薄冰」。10月16日,就職一刻,我說自己「如坐針氈」。那麼,今天我應該以什麼心情來應對呢?一個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當上了史上最年輕的民選議員,是唯一一個公開質詢行政長官「是否要為8.23風災負上最高責任」的議員,但亦可能成為史上第一個為公帑被濫用而發聲,繼而被無理起訴、被停職的議員。對我這個年輕人來說,似乎是終生「難忘」的經歷。走到這裡,當然不是終點,但我想自己是問心無愧的。所以,今天我要求自己「心如止水,坦然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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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法會全局考量

1. 這份職務中止案,不只是與蘇嘉豪和代表著至少9,213位澳門市民有關,更與立法會作為本澳政治體制的重要機關也是息息相關。

2. 主席、各位議員,我們首先要思考的是:為什麼《議員章程》要有第二章「任期內的法律狀況」關於「豁免」、「議員的權利」等規定?為什麼現行法律不允許法院審訊仍然帶有職務的立法會議員?為什麼立法會議員在出庭作為證人,或作為嫌犯應訊等之前,須獲得立法會執行委員會的許可?法律上關於議員職務中止的程序和規定,正反映了維護立法會獨立與尊嚴的原始精神。

3. 2008年9月22日,立法會提出修改《議員章程》,針對「豁免」部分加入了第二十七-A條「刑事程序的的特別制度」,即「如議員因故意犯罪且罪行刑罰上限為五年或以上徒刑而在特區內被提起刑事程序」,且屬於「確定控訴」,議員即被強制中止職務。我今次被起訴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刑罰最高為兩年徒刑或240日罰金,顯然不適用於第二十七-A條的規定。

4. 不過,值得主席和各位議員注意的是,2008年作為提案人的立法會在理由陳述中表明:「議員的法律政治地位必須嚴謹地從訂定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主幹去理解,並且須符合市民的正當期望。那就是議員的任期應該是穩定的,而且是受到不被政治干預的保護。」

5. 而理由陳述的最後一段則也表明:「豁免權制度代表一系列維護議員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性的理據,尤其是議員監察政府工作的權限,而並不代表議員享有一項可脫離法律、脫離公義的特權。議會豁免權一直以來都是傳統維護立法機關的方法。因此在澳門特區,議員不得放棄其豁免權,而立法會也不得取消有關豁免權。」足證議員不但具有不受干預的權利,更是不得放棄這種權利。因此,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社會,必然充分保障議員能自由及公開地行使有關政治職位據位人的職務。

6. 必須強調的是,豁免權保障的是議員的職務和責任,而不表示可以豁免任何法律責任。2008年,《議員章程》的修改主軸是關於職務中止的部分,涉及第十五和二十七條等,也加入了第二十七-A條,因此有關理由陳述所強調的豁免權制度,正是反映了當議員正當履行職務期間,暫時免受行政部門以至司法程序干涉的重要性。「不中止職務並不意味著可以不受處罰,可以犯罪而不受法律制裁」,議員刑事程序和相應追訴時效將一併暫停,當不再具有議員身份之時,當然必須接受司法審訊,法律責任絕不改變。

7. 這個關鍵,也印證在章程及任期委員會今次的意見書:「議員享有的豁免權制度,旨在保障議員在其他機關面前的獨立性。目的是避免任何機關或權力實體干預議員不可或缺的活動自由,即職務的自由履行。此制度確保議員的獨立性、其活動自由受到保護,因此是一種保護議會的客觀手段。」

8. 「雖然,委員會並不認為議員豁免權是一項絕對的價值,可不惜代價免於議員受審。然而,在作出是否許可某議員受審的決定時,有必要判斷是否存在相關客觀要素,而且應判斷該等要素是否抵觸豁免權的價值基礎。這是因為中止職務不僅是關乎議員本人,更重要的是這亦涉及立法會整個機構,尤其與維護其穩定和尊嚴攸關。」

9. 根據意見書內容所指,以上論述也應充分參考了包括楊允中教授《澳門基本法釋要》第124頁、蕭蔚雲教授《澳門與澳門基本法》第251頁、《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注釋》第二卷第476及後續頁等多部重要著作。

10. 而我因本案件而被起訴之時,並未宣誓就職成為立法會議員。況且,我涉嫌的罪名並非如貪污、瀆職、有組織犯罪等對公共利益構成嚴重影響的罪行,而是源於去年5月15日關於「改革澳門基金會資助制度」的遊行結束後的遞信活動,客觀上,目的僅為維護公共利益,亦即當時所論述的「守護澳門人的公帑」,活動僅為行使公民意見表達等權利,符合《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因此,我所涉及案件的輕重程度,性質上是否與利用議員身份背信、濫權有關等等,應是主席和各位議員慎重考慮的要點之一。

3、 職務中止程序的公平性

1. 基於上述,議員職務的中止決定必須考慮整體大局,包括「從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主幹理解」、「符合市民的正當期望」、「對立法機關的傳統維護方式」、「立法會整個機構及其穩定和尊嚴的維護」、「議員任期穩定且免受政治干預的特性」、「對議員及其職務履行自由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性的維護」等多方面因素,應盡力避免受到議員的主觀或情感因素所左右。

2. 基於中止議員職務的嚴謹性,相關的一系列程序更應審慎處理,然而,尤其是章程及任期委員會的程序及其公平性存有瑕疵。必須強調的是,我絕對無意在此批評甚至責備委員會的工作,也非常理解委員會絕大部分委員從無處理相關程序的經驗。然而,我有權利和責任向主席和各位議員闡述有關瑕疵所造成的影響。

3. 立法會主席於11月13日在收到初級法院的通知後,隨即批示要求章程及任期委員會問會研究。然而,委員會並未針對性地邀請或要求我列席會議,且會前並無告知我在委員會上是否可以行使辯護權利。我是在收到委員會一般性的會議召集書,自行決定列席會議並向委員會主席提出發言要求。

4. 《議事規則》第19條4款規定,委員會討論議員喪失資格問題時,相關議員具有辯護權。為此,委員會亦曾討論應否在目前的職務中止討論階段,給予我相關辯護權利。事實上,聽證權保障的是利害關係人的基本和重要權利,具體還應包含辯護權、陳述權及答覆權,這是法律普遍承認的程序性的權利,尤其當有關程序會影響到利害關係人的權利和義務,此一權利更不可剝奪,否則將可能導致程序不公義,甚至程序無效。列席委員會提供意見的立法會法律顧問團人員亦印證了此一觀點:「職務中止的討論無明確規定相關辯護權,但辯護權是人的基本權利,若容許利害關係人辯護也不會令會議出現很大偏差。」

5. 因此,我在會議上得作出了一些說明。委員會的意見書亦紀錄:「議員蘇嘉豪列席了上述兩場會議,並向委員會就此案表達了意見、進行了辯護。」然而,我的相關意見和辯護內容卻隻字未見紀錄於意見書內,實際上令我在委員會上的辯護權利形同虛設,這是處理程序上,及其公平性的一大瑕疵。

6. 我在11月20日曾經去信立法會主席,請求協調委員會嚴格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九十三條及後續數條一般規定的步驟及期間,即日起給予我10天時間以準備書面的辯護內容及意見,以充分保障我在職務中止程序中的基本權利,有關內容亦應載入並進一步完善委員會的意見書。而立法會主席則在11月29日覆函指出:「立法會的委員會享有廣泛的自主權,立法會主席不會亦不能就委員會應如何編製意見書發出指示。此外,閣下於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期限屆滿當日來函,其時委員會已依期完成工作。」

7. 必須再次強調,我無意在此批評甚至責備立法會主席及委員會的工作,也非常理解委員會絕大部分委員從無處理相關程序的經驗。事實上,我亦曾經分別在11月16和20日去信立法會主席,申請過往關於《議員章程》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A及三十條,而涉及同類案件的相關檔案,以利更有系統性地研究和分析相關程序的合理性。尤其是立法會於1997年關於陳繼杰議員職務中止的「唯一先例」,信件其中要求執行委員會提供相關先例的所有文件,包括當年委員會就「是否中止議員職務」進行研究的會議紀錄及完成編製的意見書。

8. 上述要求提供的文件內容,亦應載入委員會今次的意見書。有關先例的詳細資料,將有助體現公平原則,以及避免立法會的權力在往後同類事件發生時遭到濫用。即是說,倘若今次無充分理據動搖甚或推翻過往同類事件的處理方式和原則,則不可能有其他特別或不一樣的處理方式和原則。

9. 根據立法會11月29日回覆並提供「陳繼杰案」的相關文件,包括1997年6月2日章程及任期委員會第2/97號意見書,以及載於《立法會會刊》同年6月6日的全體大會會議紀錄。與今次委員會的意見書相同的是,當年委員會同樣認為:「意見書不應根據見解角度對決議作出建議並指出任何意向:為此必須採取不具名投票,這樣明顯指出每一議員憑本身意識投票是否通過中止任期。」」不過,最關鍵的差異是,在當年委員會意見書的「事實」部分,除了說明陳繼杰議員涉及一項聘用非法勞工罪,也有列出當事人在委員會上出示了一些文件:「證明在有關事實發生的日期,議員已非聘請該等工作者的機構的東主」。

10. 當年委員會意見書的結論指出:「對現正審議的事項,有關頂讓契約(即當事人出示的文件)實為關鍵,因為透過此契約,議員已非該機構的東主,而該契約的出現遠早於提出刑事起訴事實的日期。立法會須基於該位議員提出的理由,並鑑於在接納中止時將不可能訂定期限,按法律規定決定是否有需要讓司法程序繼續進行。」

11. 明顯地,當年委員會不單聽取了當事人的說明和辯護,更有將涉及刑事案件及其性質的分析、當事人的意見和證明、委員會對全體大會的實質意見,清楚地反映在意見書的「事實」和「結論」部分。隨後6月6日的閉門全體大會上,除當事人外22名議員作出了不具名投票,結果20票「不中止」、1票「中止」、1票「棄權」,職務中止案不通過。20年後的今天,同樣作為職務中止案的當事人,在程序上卻無法獲得平等的待遇。

12. 此外,今次委員會的意見書指出「由於根據《議員章程》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議員蘇嘉豪涉及利益衝突,故根據《議員章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禁止該議員表決和發言。」如前所述,同一意見書強調:「更重要的是這(職務中止)亦涉及立法會整個機構,尤其與維護其穩定和尊嚴攸關。」在這個意義上,我與主席、全體議員的利益是一致的。職務中止案要討論和議決的並非個人利益,議員職權之行使乃對公眾服務承諾的實踐,職務中止所損害的是有關議員的議席及其所服務澳門居民的整體利益。因此,若我在今天的全體會議上被剝奪主動發言和辯護此一基本權利,這是職務中止程序上的另一重大瑕疵。

4、 個人與公民社會參與

1. 從個人而言,從參與社會運動,到獲得市民支持進入立法會工作,一路走來,我都是無怨無悔,亦是無愧於心。

2. 觸發這次職務中止案,源於去年5月15日一場遊行後的遞信活動。當時社會高度關注澳門基金會向廣州暨南大學捐款一億元人民幣的事件,其中由於行政長官同時作為基金會的信託委員會主席及大學副董事長,被強烈質疑存在「利益輸送」,因此,新澳門學社當日發起遊行,明確要求退回有關款項,及改革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制度,以避免政府濫用公帑。

3. 主辦方宣布遊行結束後,我和其他幾名市民分別自發沿行人道,前往西望洋山的行政長官官邸遞交相關信件。我等再三與警方善意溝通遞信安排,惟對方表示官邸無人接信,並建議轉往政府總部遞交,但事實上,此亦不妨礙市民行使《基本法》及第5/94/M號法律《請願權的行使》賦予公民意見表達及向當局提出請願的權利與自由,市民依法應有權以非集會形式前往行政長官官邸遞交信件,有關活動依法無需向行政當局作出預告或申請。

4. 然而,警方卻將遞信活動定性為「非法集會」,並通知可能觸犯加重違令罪。基於「非法集會」的錯誤定性,顯然不符合《刑法典》違令罪的要件「不服從由有權限之當局或公務員依規則通知及發出之應當服從之正當命令或命令狀…」其中所指的命令的「正當性」。

5. 即使我等不同意有關命令具有正當性,然而,在警方最後一次作出命令後,現場市民已明確表達希望離開的意願,而我在最後命令作出後的3秒離開,同案另一被告人則於最後命令作出後的12秒離開,顯然地,我等的主觀表現是服從而非反抗,即使我等認為此乃「不正當的命令」。上述情節的發生過程均紀錄於傳媒、警方及市民的現場錄像當中。

6. 值得一提的是,警方曾有意因應我等於當日遊行至南灣湖景大馬路與警方爭持和抗辯的行為,而控訴我等一項違令罪,然而,檢察院最終以證據不足而歸檔處理。言即,實質涉及控訴的部分實為於西望洋山因所謂非法集會而引起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然而,警方於11月13日發出的長篇新聞稿,卻連同西望洋山發生事件以前的部分一併披露,甚至連夜製作17頁的圖文「懶人包」,令傳媒的傳播及公眾的接收產生混淆效果,這對於作為當事人的我等並不公平。

7. 如前所述,我所涉及案件的輕重程度,性質上是否與利用議員身份背信、濫權有關等等,應是主席和各位議員慎重考慮的要點之一。觸犯職務中止案的刑事案件,客觀上源於維護公共利益、行使《基本法》及《請願權的行使》賦予的權利與自由而作出的行為,屬於「為公共利益而被嫁禍」的「莫須有」罪名。

5、 總結:請投下具備政治智慧的一票

1. 感謝主席和各位議員仔細閱讀我的文稿至此。這次職務中止案是回歸後的首次,也是本澳立法會歷史上的第二次,因而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監督,主席、各位議員應一如既往秉持理性的投票態度。

2. 如前所述,主席、各位議員投下這一票,必須考慮整體大局,包括「從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主幹理解」、「符合市民的正當期望」、「對立法機關的傳統維護方式」、「立法會整個機構及其穩定和尊嚴的維護」、「議員任期穩定且免受政治干預的特性」、「對議員及其職務履行自由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性的維護」等多方面因素。

3. 有一句名言這樣說:「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儘管在座大部分議員和我的政治立場和理念不盡相同,甚至南轅北轍,也分別代表著不同界別或團體、組織的利益,但請各位整體衡量我在去年5月15日的行為並無侵害社會法益,以及立法會本身行使立法、監察政府、服務市民利益的重大職責,善用立法者被賦予的選擇權利,投下具備政治智慧的一票,讓我繼續履行立法會議員的重大職責。

4. 我在立法會的第一篇發言說過:「當年輕人勇於反撲社會不公,卻換來『廢青』、『憤青』、這些污名,甚至遭受法律檢控。」若特區政府不去用心處理問題,反而去「處理」提出問題的人,這壓抑的不只是眼前的年輕人,更是牽動未來二、三十年發展的一代人,這正是我感悟到社會潛藏的焦慮與不安。

5. 就職之後這50天,我的經驗尚淺,但敢於不恥下問,也克盡己任。因為我和許多市民相信,年輕人有的是成長和進步的彈性,反而年輕議員有活力、無包袱,可以講真話、搏到盡。我說過:「憑著這些,我們應該身體力行爭取了長輩們的接納和信任,通過跨世代的對話和諒解,嘗試扭轉後生的弱勢處境,打破對後生的偏見與蔑視。」如今正是透過世代對話,化危為機的關鍵時刻。

多謝各位市民,多謝主席和各位議員!

 

蘇嘉豪
201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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