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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社會的博物館當代價值與挑戰 從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談起

2017/7/21 — 10:35

多語導覽(印尼與泰國)。

多語導覽(印尼與泰國)。

【文:殷寶寧;圖:國立臺灣博物館】

從博物館實踐窺見多元文化價值

今年5月24日大法官748號釋憲案宣示了限制同性婚姻係屬違憲,引發反同婚人士的強烈反彈抗議。5月26日,立法院通過了《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政府應每年寬列預算,推動各項族語發展措施,培訓族語老師,學校應提供族語課程。這兩個議題清楚凸顯出當前台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價值並陳,但尋求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平台則似乎還有些遙遠。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於2014年後,陸續規畫發展的「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提供了一些對於多元文化社會的想像。經由一場邀請執行者、參與者的對話討論,本文試圖以其實踐來延伸一些討論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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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以2014年臺博館舉辦的「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為起點的計畫,從博物館「發展觀眾」的開發需求來說,邀請原本無論基於何種理由,不會走進博物館的朋友成為觀眾,本即為博物館眾多服務的一環。然而,放在台灣的社會發展脈絡來看,一個核心首要發問是:這檔展覽究竟是為了讓向來國際觀狹隘的台灣人更認識伊斯蘭文明?還是要讓在台灣的穆斯林朋友,可以從博物館的策展與物件話語中,感受到台灣社會的友善?我想,藉由提供穆斯林朋友一個貼近其文化經驗的展覽,邀請他們願意進入博物館,使博物館能為這些原本的「非觀眾」提供直接的服務,或許是其重要的期待。但也在這個過程中,開啟了如何看見台灣社會人口數超過60萬的東南亞移民及其文化需求,以及照見台灣社會主流觀點對他們陌生與不理解的窘境。

要讓他們進來博物館,需要先建構一個讓他們可以感受到友善與熟悉的環境。除了多語言的導覽折頁製作,臺博館先後策畫了「越南文化日」、「印尼文化日」等活動,由台灣的越南與印尼團體參與策畫與執行,經由遊戲與體驗等活動參與,使得這座位於公園中、雄偉富麗的博物館建築及機構的存在,可以更清楚地被新朋友認識。當然也讓更多台灣人對這些不同的文化樣態,多一點點接觸與理解。實踐博物館的社會責任,是臺博館投入該項計畫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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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服務大使」:看見、被看見、還是歧視?

經過各種不同管道招募新住民服務大使,在館員的積極培訓,以及這些服務大使本身充滿熱忱的投入,這個計畫的執行漸漸被關注、被討論。也逐漸展開第二期的服務大使招募與培訓工作。然而,當被問到這樣的計畫後續規畫時,執行者指出,擔心這個以「新住民」為主軸的計畫可能導致陷入另一種歧視,因此,接下來希望能提供更多元的語言導覽服務,以較為隱性的方式來持續為東南亞移民服務。事實上,這的確陷入了政策上的兩難困境:過於強調對新住民的服務,形同將其需求特殊化,彷彿是特別需要被照顧的「弱勢」群體。雖然從文化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東南亞移民在整體社會中擁有的資源可能是相對較有限的,透過博物館來強化其文化表現與可辨認性,有其調節社會文化資本的作用。但如何避免過度塑造為文化依賴群體,同時能夠彰顯出主流社會對不同群體文化的漠視,以及相應資源投注的不均等,須充分確保兩者間的平衡。

阮氏玉梅以越南語導覽。

阮氏玉梅以越南語導覽。

另一方面,目前的新住民服務大使清一色皆為女性,成員主要是透過婚姻關係進入台灣的東南亞姐妹。這個現象論證了族群與性別議題的相互交纏,較難單獨看待。換言之,若想避免對東南亞新移民的特殊化處理,改變服務大使的性別或身分角色的比例,可能更具有說服力些。例如,目前服務大使主要為台灣媳婦的東南亞姐妹,那麼,如果是邀請來台灣讀書的男性越南留學生,是否可以稍加調整對於性別角色與分工的刻板印象想像?

「他鄉」如何變「新鄉」?

把關注視角放回這些服務大使身上,她們為何想來參與這些活動呢?依據執行計畫的工作人員描述,這些新移民對自身擔任以母語來導覽的服務大使工作,是相當全心投入的。幾位姐妹提到,對於能進入這麼美麗的建築,可能是讓她們最開心的,但當發現原來這裡有一座博物館時的驚喜,讓她們期待有機會可以再靠近,也有姐妹提到小孩,把小孩帶來一起參加活動,讓下一代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知識管道。上面這些的確是支撐東南亞姐妹持續參與的重要因素,但對東南亞姐妹來說,這些可能都不及於在相對封閉狹隘的社會氛圍與情境,從博物館的友善環境裡,找到在台灣落腳生活的世界中,能有所依憑與認同的社會空間與公共場域來得重要且實在。從這個面向來說,博物館的服務大使計畫不僅只是招募人力來幫忙提供服務,更是讓東南亞姊妹找到一個從文化資源到情感認同都能共享的家。能讓觀眾把博物館當成家,無疑是博物館經營中讓人最開心的回饋。

阮氏玉梅以越南語導覽。

阮氏玉梅以越南語導覽。

針對從參加培訓到每次上線導覽的經驗分享,許多人非常好奇,這些東南亞姐妹是如何理解臺博館希望她們導覽解說的文化內容呢?是否可以跟其母國文化之間產生連結,以幫助她們理解故事內容,並能創造出足以訴說的文化詮釋呢?這裡引發的另一組問題是,經由博物館的培訓課程,規畫出要由服務大使導覽的內容,她們宛如外包的展演者,與這些文化內容是有特定距離的。在培訓課程與實地演練後,透過姐妹們的小團體互動與討論,進一步地確立其母語的文化詮釋版本。這個過程本身相當具有價值,因其不僅凝聚了小團體的能量,一個情感社會動員過程,更重要的是,促進不同文化內容的折衝和相互認識的劇本撰寫。

這些大使每次服務都穿上各自身分認同與文化符號的傳統服裝,向自己的家鄉朋友介紹博物館的展覽內容,提供服務。透過穿上各自文化母體的服飾或造型裝扮,這些大使其實正是要建構起不同文化之間相互認識與理解的平台。亦即,相較於早期多元文化社會多以同化觀點,要求少數族裔「學習」、「配合」、「融入」到「同化」的統合論式的發展軌跡已經出現危機了:要求同化本身即是一種歧視,要求大使們向其同胞介紹台灣,是一種為提供東南亞遊客導覽資源的想像,尚不足以構成兩邊的文化交流。換言之,如何逐漸地翻轉觀念,不再是一種讓東南亞移民認識台灣的社會教育推廣模式,而是邀請更多大使幫我們讓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有機會透過博物館的平台彼此相遇,而有更深入的反思與對話,不啻是對於博物館在多元文化社會的價值折衝裡,能夠扮演更積極角色的深刻期許。

施鷺音以印尼語導覽。

施鷺音以印尼語導覽。

具反抗意識的多元文化公共領域

這個社會對東南亞移工與移民避而不談的歧視,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與偏見,似乎是個暫時存而不論的限制所在。然而,不去碰觸集體潛意識中的歧視,僅單純地想透過博物館的服務來達致對特定群體的知識傳遞,確保其文化權與增能,則無疑是忘記了權利與資源重分配都是爭取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凸顯出文化群體的主體性是訴求於更平等權利關係的真實基礎:在博物館員的專業體察中,博物館固然是個隨著社會變動,隨時機動地體察社會需求,而具有改變其服務方案與教育計畫的彈性化、高動能組織。然而,細緻地分析社會關係的動態運作及其內蘊,始為避免過度地依賴政策性的照顧與弱化,而未能取得文化抵抗與論述的主導權力。

舉例來說,在此《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立法通過之際,無庸置疑地,保有語言乃是確保其文化源頭活水之關鍵。然而,當積極思索將原住民語列為「國語」的政策意涵時,我們似乎早已忘記,台灣原住民的群體人口數,其實已經比東南亞文化群體還要少。其文化面臨的滅絕危機是要更為緊迫的。那麼,當積極地推動新住民服務大使的計畫時,是否可以從文化平權的角度,思索著是否也要將使用原住民族語的人口,納入服務的對象呢?換言之,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中,我們對於博物館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當代社會所能扮演的角色是充滿期待的。不僅僅只是在主流社會中,為所謂的文化弱勢或少數群體,提供特定的觀眾服務,或是以此做為發展觀眾,邀請更多人進館參觀的靜態的、業績導向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如何更為基進地看到這些文化資源本質上分配不均的真實。在博物館的文化公民權實踐中,創造出讓主流社會價值也能傾聽與認識少數文化的社會空間。

施鷺音以印尼語導覽。

施鷺音以印尼語導覽。

文末,回應文章開頭所提,台灣日前釋憲認可同性婚姻之際,引發某種程度的社會不安。巧合的是,今年正是英國同性性行為除罪50週年紀念,英國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泰特美術館(Tate)等均舉辦各種相關特展來紀念這個歷史時刻:包含探索同志情慾歷史(Desire, love, identity: exploring LGBTQ histories)、特定人士的藝術展(如霍克尼(David Hockney))、建構英國同志藝術歷史(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等。從英國博物館主動面對社會差異與價值矛盾,以策展來創造溝通平台、相互看見、認識與理解的文化實踐,讓人更想期許台灣的博物館能成為帶動多元文化價值、率直真誠地看見彼此,面對相互差異,且具有反抗意識的多元文化公共領域(counter cultural public spheres)。

(原文刊於《典藏‧今藝術》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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