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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循環:機構中的教育與行政

2017/8/30 — 10:35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法國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文化發展部總監威爾(Kathryn Weir)。(攝影/游雅筑)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法國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文化發展部總監威爾(Kathryn Weir)。(攝影/游雅筑)

【整理:高愷珮、游雅筑】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側記

邁入第三年的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今年以「藝術的循環:機構中的教育與行政」為題,邀請法國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文化發展部總監威爾(Kathryn Weir)、泰國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以下簡稱BACC)總監庫娜維嘉儂(Luckana Kunavichayanont)、荷蘭文化總會(Dutch Culture)國際發展總監佛爾(Marie Fol),歐洲On The Move移動網絡祕書長勒素(Marie Le Sourd)與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Jorge B. Vargas Museum and Filipiniana Research Center)策展人弗洛雷斯(Patrick D. Flores)等講者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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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前北美館館長暨藝評人黃海鳴,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Jorge B. Vargas Museum and Filipiniana Research Center)策展人弗洛雷斯(Patrick D. Flores)。(攝影/游雅筑)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前北美館館長暨藝評人黃海鳴,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Jorge B. Vargas Museum and Filipiniana Research Center)策展人弗洛雷斯(Patrick D. Flores)。(攝影/游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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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屆「以藝術村作為方法」(2015年)討論藝術進駐機構的角色,第二屆「藝術行動:節慶與地方振興」(2016年)探討藝術、社區、節慶與地方發展的關聯性,台灣藝術村聯盟透過每年一度年會的舉辦,持續探詢藝術機構、工作者、觀者以及社區區域之間的關聯及良善發展的可能。在對藝術產業永續經營的期許下,催生第三年將目光移轉至藝術產業的教育及行政面向,也呼應了藝術產業近年來對於藝術行政及教育領域裡專業知識及人才培育的疾呼。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策展人賴香伶,荷蘭文化總會(Dutch Culture)國際發展總監佛爾(Marie Fol),歐洲「On The Move移動網絡」祕書長勒素(Marie Le Sourd)。(台北國際藝術村提供)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策展人賴香伶,荷蘭文化總會(Dutch Culture)國際發展總監佛爾(Marie Fol),歐洲「On The Move移動網絡」祕書長勒素(Marie Le Sourd)。(台北國際藝術村提供)

打造參與式集體智慧

在巨型、微型藝術組織對話愈趨密集的當下,龐畢度中心文化發展部總監威爾以「集體智慧與批判性教育」(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critical pedagogy)為題,指出集體組織教育(Collective Organized Education)主張以不同語言、知識生產的形式,使集體產生自我組織動員、實踐。此概念的出現與大眾對於公共事務日趨高漲的參與度有關,使得相關知識的生產、分享不僅限於最終成果,而更著重參與的過程;藝術機構也不再僅以展覽創造藝術體驗,更強調主動式學習。威爾以今年10月將於龐畢度中心舉行的首屆「Cosmopolis」(集體智慧)平台計畫為例,談到該平台計畫所關注的並非藝術形式,而是聚焦新形態的知識分享,創造國際性、大都會式(Cosmopolitan)的對話。威爾強調,此種大都會式文化的構成方式與關注方向雖是移動式、離散式,然其背後的思想核心仍是與在地文化的連結。

「Cosmopolis」推出的首檔展覽「集體智慧No.1」(Cosmopolis #1),以跨文化領域集體創作的對話方式,在一年前便以駐村方式邀集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策展人、編輯等文化工作者到龐畢度創作、策展,相互交流各自關注的議題及教育策略。威爾提到,這是一個相對開放的過程,而策展與研究等成果皆成為討論的養分,也能看到知識的傳輸在這過程中,出現新的藝術分享方式。簡而言之,「Cosmopolis」是一個提供藝術史、當地文化設計有關之串連平台,讓藝術家與大眾一同創造出新形態的能動性與智慧。

如「Cosmopolis」計畫的副標題:「思索」(Speculations),龐畢度中心並非單向地對進駐的藝術組織進行指導棋,而是讓來自各地的藝術組織如哥倫比亞的「La Agencia」與「PorEstosDías」、印尼雅加達的「Ruangrupa」、俄羅斯的「Chto Delat」、阿根廷的「Iconoclasistas」以及法國策展團體「Council」等,在此計畫下延伸各自的教育與知識分享,於展覽九周內推廣持續性的計畫、課程及工作坊等方式,開放更多民眾參與,持續地探索知識生產的可能,甚至也讓龐畢度中心自身在教育推廣模式上有所創新,使巨型、微型機構得以彼此對話、交流,激盪更多動能。

具批判性的大學博物館

當博物館被嵌入同樣以教育為導向的大學機構時,它該如何面對自身在教育體制裡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做為專業博物館機構的定位?當博物館面向的觀眾,是以強調批判意識的當代藝術圈時,它的批判性會否與學校體制形成相左的價值衝突?來自菲律賓大學藝術學系,同時也是該校瓦爾加斯博物館策展人的弗洛雷斯,試圖在大學博物館的場域中,實踐著他長期以來思考「與全球接軌,同時脫鉤」的可能。

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的成立,緣起於菲律賓自由邦時期首任執行祕書瓦爾加斯於1978年將其私人收藏包含藝術品、郵票、錢幣、書籍、檔案文件和紀念物等捐贈給菲律賓大學,而後促成以他名字為名的博物館於1987年正式落成。由於瓦爾加斯在菲律賓的日殖及美殖時期都擔任重要的政府官員,他的身分地位難免與帝國主義難以清楚劃分,他的收藏也被視為訴說著文化與政治、藝術與國家,以及戰爭及國家建築顛峰時刻交織的集體面貌。回溯菲律賓大學的治校理念,其首任校長同時也是美國神學家巴特力斯(Murray Bartlett)深信實現菲律賓價值最為快速的方法便是透過大學,強調菲律賓的大學不該只是美國大學體制的複製品,而是從菲律賓土壤茁壯成長的本地產物。這樣的背景,都讓弗洛雷斯思索著如何將此批私人藏品轉換為與當地社會大眾有所關聯的文化財,並與當代藝術產生關聯。

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館方提供)

菲律賓大學瓦爾加斯博物館。(館方提供)

由於身處大學體制,弗洛雷斯從批判性教育的脈絡展開討論,重探大學在當今的角色及發展。著有《廢墟中的大學》一書的文化學家雷丁斯(Bill Readings)指出大學曾是「歷史的發展、宣稱以及國家文化思想的灌輸」,但在今日卻已喪失其做為培育人文思想的角色。教育學家季胡(Henry Giroux)則以「弱教育」(bare pedagogy)一詞形容當前大學的教育剝奪了大眾價值、批判性內容及公民責任,並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轉而強調效率,朝向私有化、資本積累。

在此思考脈絡下,弗洛雷斯指出若將大學視為教育的基礎場所,大學博物館便是試圖從人文教育的危機中重新運作、實踐新可能的延伸,且必須懷抱著批判性(critique)。弗洛雷斯將批判性一詞的希臘文字根追溯至「危機」(crisis),認為一座將批判意識視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機構,也能正視機構所處的時代危機,積極即時地提出回應;然而,機構本身仍帶有無法即時反應一切的先天侷限,此時透過靈活彈性的展覽及活動便成為機構回應自身面對議題延遲性的突破缺口。瓦爾加斯博物館的定位及規畫,一方面便是回應大學對於批判性及跨學科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對自身館藏脈絡有所覺察,敏銳地透過藏品展覽重訪菲律賓的歷史及藝術史,邀請藝術家對藏品進行再創作及詮釋。大學博物館便不僅是展現私人資本的累積或炫耀,能更為積極地以其批判意識,肩負起自身的教育責任。

相比於全球雙年展可動員的驚人金額與資源,弗洛雷斯指出大學博物館雖然資源相對貧瘠,卻能透過一連串持續的,且規模不一的展覽與計畫,展現機構自身的批判性及實驗性。特別是在藝術教育與人文學科項目深受全球新自由主義政策威脅的當下,大學博物館可被重塑為人文學習的場所,抵制分裂與過度專業化。瓦爾加斯博物館過去便曾帶入舞蹈、音樂、人類學等學科的資源及知識,積極透過跨學科的策展合作,重新探討菲律賓的歷史。又如瓦爾加斯博物館在2016年與羅馬尼亞文化機構(Romanian Cultural Institute)合作展出19世紀的羅馬尼亞藝術,因羅馬尼亞在19世紀處於後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與菲律賓的歷史發展相似,透過該檔展覽,該館便同時處理了菲律賓的在地歷史,更將展覽的論述架構拓展至冷戰後東歐及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社會狀態,接軌國際藝術論述視野的同時,也處理了在地歷史的殊異發展。

鎖定城市活力的教育方案

若延續威爾所提的「集體智慧」,位在泰國的BACC或許正是當地藝術工作者對於藝術的需求及思索所催生的「集體智慧產物」。1994年,泰國藝術家聯盟萌生成立公眾藝術中心的構想,然當時缺乏國家對藝術的支持,藝術家遂組織並串連各方力量,耗時15年倡議、呼籲各界對藝術與創意的重視,以長達四公里的繪畫作品陳列,參與「我需要藝術中心」(I require Art Centre)動員計畫,期望成立非營利導向的當代藝術空間,提供藝文展演及學習的機會。直到2004年終獲當時新任市長阿比叻(Apirak Kosayodhin)的支持,於2009年BACC正式落成。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竹圍工作室營運總監洪秉綺,泰國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總監庫娜維嘉儂(Luckana Kunavichayanont)。(攝影/游雅筑)

2017年台灣藝術村聯盟年會,圖中為竹圍工作室營運總監洪秉綺,泰國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總監庫娜維嘉儂(Luckana Kunavichayanont)。(攝影/游雅筑)

講座初始,BACC總監庫娜維嘉儂便先播放一部如同城市導覽般有著明快節奏、特色鮮明的BACC簡介短片,亦帶出這座城市型藝術機構的受眾及活力來源,即青年人口和時尚、文創及設計等產業共同凝聚的文化養分。做為各種創意匯集的場域,庫娜維嘉儂指出BACC一方面透過其推廣國內外新銳與成熟藝術家,同時也關注東南亞社會的共通議題;另一方面也透過戲劇表演、電影放映、展覽、工作坊等藝術計畫的推展,讓各種不同組織能攜手合作,一同創造交流知識的機會。

基於經費自負盈虧的預算規畫,,BACC最初在空間的安排上即納入營運的考量。除了七到九樓做為館內展覽的展出空間外,五到六樓則提供賣店出租,做為BACC收入來源的三成比例。一至五樓,則包括多功能視聽等藝術空間,以提供館外藝文活動舉辦、租用。BACC目前一年的展覽規畫約有12個特展檔期,其中有四檔為館內策展,其他則是合作展覽規畫。

因BACC鄰近商業及政治中心,使其容易接觸到不同領域及年齡層的觀眾,並關注當代社會議題。在教育活動的設計上,庫娜維嘉儂指出其藝術活動包含導覽、演講、工作坊等模式,針對不同年齡層、曼谷從事藝術教育的教師、藝術中心志工等不同對象,設計符合其需求的延伸活動與課程,以社會的多元性及和平共融為宗旨,提高大眾對現當代藝術的認識,達到現當代藝術的推廣目的,同時也能給予國內外藝術家長期穩定的支持。例如去年涵括「女性觀點」(The Female Perspective)主題的電影放映交流、舉辦文學性音樂會等,凝聚不同領域的受眾;BACC本身亦規畫具有高度公共性的「人民畫廊」(People’s Gallery),透過保障一定名額的公開申請徵件、提供場地,讓年輕藝術家在早期尚未有穩定資源援助時,能獲得免費展出的機會。如同BACC以自由自在地伸展、持續發展的圖案為視覺形象,庫娜維嘉儂期望來訪或居住於城市的大眾,能夠以各種方式加入館內活動,像細胞般不僅在國內增生、於國際朝向不同方向蔓長。

泰國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CC)近期的藝術計畫「Early Years Project」提供新銳藝術家的藝術計畫補助,提供獲選者空間中展出等曝光與交流機會。(© 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

泰國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CC)近期的藝術計畫「Early Years Project」提供新銳藝術家的藝術計畫補助,提供獲選者空間中展出等曝光與交流機會。(© 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

「移動系」藝術工作者的強力後盾

在年會前三場講者分享的機構日常事務中,最後一場由荷蘭文化總會與歐洲「On The Move移動網絡」分享藝術家進駐與交流資訊的場次或許顯得突兀,卻也引領我們進一步思考,對藝術產業的專業工作者而言,「教育」究竟意味著什麼?回顧藝術村年會三年來所關注、實踐的內容,恰正點破了教育亦即是經驗的傳承。對於建構在跨國知識/資金/人脈等種種資本網絡上的當代藝術產業而言,對於不同領域、學門、地域間移動的工作者而言,如何讓資源運用在刀口上,避免力氣被瑣碎繁雜卻又必要的日常事務給磨耗,經驗的分享、流傳是最為重要的,也是與會講者們於綜合討論場次中所凝聚的共識,建議未來可透過工作坊形式,讓更細緻的經驗、知識得以被深入的分享,讓集體智慧得以在密切交流的過程中凝聚共識、開創教育的可能。

(原文刊於《典藏‧今藝術》 8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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