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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玉楨:關於海祭劉曉波事件

2018/1/19 — 13:26

海祭劉曉波,右一為卓玉楨 圖片來源:曉波助瀾會twitter

海祭劉曉波,右一為卓玉楨 圖片來源:曉波助瀾會twitter

(編按:卓玉楨於去年7月在廣東江門新會海邊,參與海祭劉曉波,逃亡48天後被捕。當時他的妻子已懷孕6個多月。卓玉楨被捕前接受媒體訪問,表示當局搜捕海祭人士,「因為他們連死人都害怕」。他又表示,劉曉波逝世後,北京亦有悼念活動,但均是知名學者參與。而廣州的悼念大多是草根人士,因此當局行動代價較小。)


牢獄破除了我的恐懼,使我心靈得自由。

從取保出來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了。能為悼念劉先生而坐牢,倍覺榮幸。我們每個蒙難失去自由的同案們,也都要特別感恩劉先生,若非當局忌憚先生在全世界的巨大影響,我們也不會悉數在一月之內獲釋。其實,需要感恩劉先生的又何止是我們十多人呢,這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認識劉曉波的,或者不認識的,甚至是迫害他的人,誰有免於向他致敬和感恩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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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九民運以來,先生堅守這片罪惡的土地,主動為我們扛起時代最黑暗的一面,為我們守住通往希望的道路。沒有他和他的同仁們的付出、奉獻乃至犧牲,也就沒有我們苟且的空間和相對靜好的生活。我始終覺得,海祭一事,乃至7月全國各地自發祭奠先生的人,大家都是在還債,還我們欠劉曉波的債,談不上有何光榮輝煌可言。所以,在會見律師的時候,我跟他說,這乃是本分,我們盡到了點滴的本分。

但我們又是光榮的,在林昭、方勵之、劉曉波們開闢的這條道路上,苦難是通往光明的必由之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輕輕鬆鬆搭著便車、躺著進自由的時代,也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先驅可以憑著幻想而非付出來擺脫野蠻進入文明。我們失去自由的時光,不是徒然無意義的,現在坐一個月的牢,就是為未來中國充值一個月的自由。沒有什麼事業是不需要成本、代價的,以國家為單位,如果我們能感受到自己的不自由,那是因為我們為自由付出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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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自由的代價更是高昂。

永遠的空椅子,圖片來源:nobelprize

永遠的空椅子,圖片來源:nobel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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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祭

2017年7月19日晚上,坐在回廣州的車上,看著窗外的浮光掠影,我腦中閃現一個念頭,今夜一過,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在崖山海濱悼念劉先生,取意「崖山之後無中國,曉波之後無和解」。

擺椅,掛像,點燭,獻花,鞠躬,向偉人致敬,寄託哀思,也給我們生者一個解脫和釋放。自六月底得知消息以來,我整個人都處在極端的煎熬、焦慮中,好像必須得做點什麼,但是又無從下手,無能為力。先生的病情迅速惡化,當局導演著一出出鬧劇、醜劇來減少事件的影響,大人物的死亡從一個節點性事件,變成了直播事件。

20日早上,估計到當局會對海祭者進行抓捕,我就告別懷孕中的妻子離家出走,本以為只要出去避風頭三五天,最多不超過七天。那天晚上,我又和她相約去美領館看了一場公益電影,後來就在地鐵口分別,沒想到這一別就是76天之久,倍償牽掛之苦。我也開始了長達48天漂泊的逃亡時光,直到被捕。

大海中的劉曉波(作者:巴丟草)

大海中的劉曉波(作者:巴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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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20日,另一位海祭同仁收留了我一個晚上。21日凌晨,得知衛小兵、何霖被捕的消息後,因為深夜沒有備選住處可換,我只能在忐忑不安中關機拔卡躺下。中午醒來,一看手機,好多個未接來電、信息進來,發現家人夥伴們也在到處找我,家裡已經被江門市和天河區的國保搜查過了。

在前輩們的建議下,我在慌亂中匆忙逃離廣州。身份證不能用,飛機動車坐不了,只能選擇大巴,到了天河客運站,發現大巴也要查驗身份證,於是只能在站外詢問,終於找到不需要登記就能乘坐的渠道。但這也要拼運氣,如果路上遇到警察查車,我就走不了了。

逃亡是對濫捕的無聲抗議,是不服從、不合作。我無法束手就擒,不承認當局有如此這般執法的正當資格,我要增加他們作惡的成本,雖然我自己也要為此付出與家人被迫分離、生活無著的代價。

感謝民間抗爭網絡的存在,當黨國巨大的暗網籠罩,探子抓手窮追不捨的時候,江湖同道們也積極關注著海祭一事,隨時等待提供幫助。至今,我對於這些兄弟、夥伴的恩情厚誼仍深感於懷。

因海祭事關重大,有動員、複製、模仿的潛力,我們分析案件當由公安部指導督辦,廣東省廳協調部署,江門市公安具體負責執行。所以,離開廣州是不夠的,得逃離廣東省境。

可是逃往哪裡呢?想來想去,要麼是我出生長大的福建,要麼是讀大學時候的浙江,最後我決定一路向北,先就近去福建。

經過一夜全程高速,22日一早,我就來到了廈門市,先前已聯繫過了未曾謀面的網友戴振亞先生。為安全起見,戴哥繼續驅車將我安置在臨近城市郊區的訪民朋友家裡。如果不是因為國家暴力的逼迫而離家,這本應當是一趟美好的旅程,因我藉機得以看見這片國土上各樣人等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勇氣和良心未然泯滅的反抗者們。

訪民L姐家在漳州市郊的海邊,是帶個小院的兩層紅頂小樓,這是我落腳的第一站。L姐和婆婆長年在外上訪,最近又去了北京,男主人C哥堅守後方,在家裡養鴿子貼補家用。

閩南靠近台灣,又因語言相同,家家戶戶能收看台灣的電視節目,耳濡目染之下,他們對上街、舉牌之類的公民權利已然脫敏,不像內地人那樣陌生乃至恐懼,對這些話題、行為避之惟恐不及。他們對台灣的時政娛樂節目如數家珍,熟悉不同政要、明星之間的區別,但那都只是對岸的風景而已,電視上的民主社會生活場景與此岸的現實衝突太過劇烈。

C哥家也是因為土地被強徵而上訪,多數村民都認清了胳膊擰不過大腿,紛紛繳械投降接受廉價補償,少數硬骨頭被軟硬兼施各個擊破,L姐是其中反抗最激烈的人之一,她帶著全家走上了漫長的上訪訴冤之路。地方政府為了維穩,對他們一家進行監聽、跟蹤、盯梢,甚至在他家門口安裝了攝像頭。

跟我以前接觸過的多數訪民不同,C哥一家對種種不公的待遇已習以為常,雖同樣有怨言,但是少了悲憤、絶望,更多是無奈、忍耐和因抗爭而來的自尊和樂觀。

從我後來走訪的幾戶同道,包括我自己在廣州的遭遇,可以看出,在家門口安裝監控攝像頭已經成為政府壓制抗爭者的標準動作。因著相似的經歷,每一個反抗者都能在苦難中很快找到彼此的共同語言,迅速地熟悉、信任起來。

我開始錄製安全視頻作為被捕後的公開聲明,講述因海祭逃亡事由,主要表達三點:將通過妻子委託辯護律師,不接受官方指派律師,身體健康、熱愛生活、不會自殺。

在C哥家避難僅兩三天,我發現自己用電腦上網的時候自動登錄了國產軟件百度雲,因為擔心行蹤暴露給主人家帶來不便,我就迅速轉移到下一個落腳點。

逃亡的過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證,不能用實名制手機,不能隨便撥打家人的電話(為免被反向追蹤),不能回家(為免被蹲守的警察直撲),要避開警用攝像頭(避免被拍到及人臉識別),跟聯繫人還要做到來去雙盲(不報告真實往返目的地、行蹤)。這是一種黑暗而又壓抑的生活,為了給自己打氣,我將這些過程都當成遊戲打怪升級的環節,而這種狀態就姑且稱之為逃亡模式。

在逃亡模式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人身自由、沒有隱私的悲慘狀況,在雲極權的時代,我們無所遁形。隱私權本應是自由的堡壘,是我們免受公權侵犯的自留地,如今卻成了全能政府予取予求的公地。

第二站到了福清何宗旺先生家裡,他是一位堅定的維權者,多年在北京經商,結交過胡石根等民主人士,曾因為參與現場圍觀聲援被拘留過。何哥樂觀地相信黨國會在一兩年內倒台,屆時必然會天下大亂、處處暴動,他在經濟上積極為此做著準備,將存款兌換成美元,積極囤購物資,甚至打算買些農具作為家裡防賊防盜的武器。

難能可貴的是,何哥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也能理解、支持兒子的維權事業,老人家滿頭白髮,牙齒快掉光了,背有點駝,但腿腳還算康健。她也覺得這個社會太黑暗、太混亂了,看到了能管一點是一點。每當何哥給她打開手機放各地官逼民反、人民群起而反抗的視頻,老人家都會非常開心、興奮,覺得充滿了希望。倒是何哥那十八歲出頭的兒子對此並不感冒。

第三站是廣受尊重的游精佑先生家。老游是橋樑高級工程師,因在福建三網民案中入獄而聲名鵲起,他更是一位敬虔的天主教徒。何楊拍攝的紀錄片《赫索格的日子》更令游精佑在民間廣為人知、美名遠颺。

因長年風裡來雨裡去,游精佑皮膚顯得黝黑,他個子不高,兩眼炯炯有神,講話帶點福州長樂口音。老游為人大方豪爽、樂善好施,每次福州公民聚餐,或者外地朋友來訪,他總是第一個搶著去埋單,大家總得攔著勸著他別急,要AA制。因為被當局搞掉體制內工作,加上女兒出國讀書成本高,老游的生活也時常捉襟見肘,有時候他手頭不便,就會偷偷跟同桌相熟的人說,幫忙先代付。

老游有聖徒情節,對人的不足和罪性尤其敏感。正因為自身的高潔、嚴謹、自守,在三網民案中蒙冤受屈被枉判後,他心情尤為壓抑悲憤,與福州馬尾當局勢同水火。

在我一個晚輩眼中,他是福建的良心,或者說福建良心的代表,是我們的民間省長。

在他家避居期間,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游和他太太陳老師的恩愛,可以看出,在老游的保護下,陳老師一直保持著年輕單純的心性。陳老師雖然也知道老游做得很多事情都不是壞事,僅僅是行公義好憐憫,但也不免擔心他再次將自己陷進去。有一次在飯桌上不小心說到了三網民案,他倆都很自覺點到即止馬上打住,顯然陳老師對那段經歷還心有餘悸。

他們時常會一起讀經,每次回鄉下,都會相約去神父家裡坐坐。他們全家因著篤信天主,家中瀰漫著和睦、祥和的氣氛。有一天剛好趕上彌撒,我還跟著一起去教堂感受天主教的崇拜儀式。作為基督徒,我自然覺得親近。天主教將基本的教義融入儀式之中,使得每一個參加者,哪怕是陌生人,都能定期、快速地領悟到基督信仰的真諦,進而決定接受與否。

老游家面對著一大片農田和遠處的連綿山嶺,風景甚好。每天吃過飯,老游會帶著他的妻子和我一起去散步,他會告訴我,哪一片小溪是他小時候放牛的地方,他在哪座小橋上落水差點溺死,附近在建的高鐵站將如何遮擋視線。

離開老游家後,我回到了家鄉莆田,轉到維權人士林國貴家暫住。林哥在網上自稱農夫、農民,其實是個生意小有成就的企業家,我們在網上認識多年但未曾謀面。在那個靠近南少林的村子裡,他算得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通過精研村民選舉方面的法律,競選上了村民小組長,更帶領村民們在與政府部門博弈的過程中,罕見地保住了集體土地,堪稱不小的奇蹟。

林哥相貌堂堂,身形魁梧,祖父還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十九路軍軍人,是英雄門第。他有著典型莆田商人的精明,足智多謀,口才絶佳,又有談判的天賦。

因為合法經營的採石場被政府強行關閉,林哥失去了每年收入上百萬的生意,無奈賦閒在家。儘管如此,因為能力突出、維權有成,他廣結各路好友,上門拜訪取經的人絡繹不絶。

很多朋友經他點撥,都有模有樣地跟政府、開發商周旋起來,通過維權手段去抗爭,時常有意外的收穫。

在他的引薦下,我一下子又認識了好多莆田本地的活躍公民,迅速搭上了線。沒想到,自從北京許志永在新公民運動中明確提出公民同城聚餐的概念以來,公民同城圈不僅遍及一二線城市,更延伸到莆田這樣的三線小城。

慚愧的是,我雖然多年前就知道莆田有這麼一幫同道朋友,但是每次返鄉都是來去匆匆,反而事到臨頭才打上交道。好在同為抗爭者,大家彼此相處起來倒是一見如故,毫無罣礙。每認識一個新的同道,都令我十分快慰,更覺得民間有力量,充滿著希望。

告別林哥後,我又在福州多處逗留。其中一站是外號木匠的陸建陽先生家裡。陸哥是個雕刻匠人,也是職業經理人,是福州圈子中活躍的公民,有車,從不沾酒,標準的圈內車伕,所以不少外地路過的朋友也都熟悉他。

陸哥長著一張大圓臉,濃眉大眼,常常自嘲自己出生的地方是手撕鬼子的故鄉:浙江抗日基地(橫店影視城)。雖然在福州定居多年,但是鄉音未改。他本來只喜歡在網絡上打口炮,後來經不住游精佑鼓惑:「看你在網上發言挺激進的,要不要線下見見?」就這樣,他入了公民圈。

自從在他家住過之後,陸哥很嫌棄我殘留的莆田男遺風,每次都要囑咐我:學會自己做飯,給老婆多做做飯。

像陸哥這樣的公民們多數都在網絡時代覺醒,更因互聯網相知相識走到了一起,一起被國保喝茶,一起參與到各種送飯、圍觀之中。

騷擾一遍福州的老友們之後,我還是決定回莆田老家,回到最危險、最容易被發現、被追捕的自己家。

我是夜裡天黑之後才到的家門,老媽跟我簡單交談幾句就自顧自打電話去了,我上樓之後聽到她在電話裡跟親戚說,今天有派出所的警察拿著一張紙,過來問我那讀小學的侄子認不認識上面的人,侄子還小,認不清人,就說不認識。我一聽,壞了,肯定是來找我的警察,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我猶豫再三,決定還是跟老媽攤牌,講明情況。

我告訴她,因為跟一些朋友在海邊悼念民間反對派的領袖,得罪了共產黨,現在他們要來抓捕我。老媽大字不識,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閩南沿海一帶,聽完之後一頭霧水。她對於政治上的事情更是一片空白,難以理清其中的因果關係,為了能讓她理解,我只能用她以往經常看的莆仙戲戲劇的方式告訴她,劉曉波是個大忠臣,忠國愛民,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現在被朝廷陷害了。我也是忠臣,只是忠於老百姓,不是忠於朝廷,我反對共產黨迫害劉曉波,所以就去參加悼念他的集體活動。

後來她每次一提起這個事,就跟我說毛主席多好多好,為了打江山全家都死了,劉少奇就是沒有當皇帝的命,都過去幾朝幾代了,就沒必要再提這些事了。呵,她可能錯把劉曉波聽成了劉少奇,還以為兒子攀上了劉少奇遺留的人馬,捲入了共產黨的高層政治鬥爭,她還真是高估了我。

不過這樣也好,她要是知道兒子支持的是時時處在被迫害、被打壓、被消聲,無處出頭的政治反對派、民主陣營,以她的實用思維,恐怕更難以接受這種看上去沒有任何希望、機會的賠本買賣。她的世界很直白,你做這事,圖的是名還是利,做了之後你是有名了還是有利了,如果兩樣都不沾,你為啥要做,傻也不是這麼個傻法。

那天,她最終還是部分理解了我所說的事,知道兒子沒有傷天害理,沒有作惡,雖然很傻很天真,但也是一腔熱血、充滿正義感。也許她從我渴望被理解的眼神裡看出,我是坦誠的、認真的。

她嘆氣到,誰不知道共產黨壞,但是你有什麼辦法,比你有錢比你有勢的人多得去了,他們為什麼都不出頭,他們都沒被欺負麼,他們就是比你聰明,沒你這麼傻,你以為你站出來有用,你們有多少人啊。都知道官少,老百姓多,但是老百姓什麼時候能拚得過當官的,老百姓是不會齊心的,你們是扳不倒共產黨的!

她又說,無官不貪,哪有一塵不染的,換做你當官不還是一樣,只要他能辦事,能解決問題,給他貪點有什麼,人家也要吃飯也要生活,共產黨幹得還是可以的啦。

她還說,我當年就不應該供你讀大學,你是讀書讀太多讀過頭了,人太過實在,太老實了,不知道拐彎抹角,人家說東說西忽悠你你也聽不明白還當真。人心隔肚皮,黑的暗的人多了去了,你都不夠人家一口吃下去,你家事都理不了還想理國事?你去參加悼念,那其他人去了麼,你這方面的領導、前輩、朋友都去了麼,他們幹嘛不去?你還是安安穩穩好好工作,我也不要求你發財,我也從來沒跟你開口要過錢,你只要安心工作我比啥都好,一輩子都要為你操心,你也成家了,現在小孩也快有了,你現在出了這個事,老婆小孩怎麼辦,把建華(我妻子)一個人放在廣州你放心嗎?

這下老媽可真說到我的痛處了,在因海祭被迫逃亡的日子裡,我最牽掛的就是還在懷孕中的妻子,每天一個電話也不能緩和無法陪伴左右的煎熬。

有一天晚上,我睡在朋友提供的一處房子,在瓷磚地板上鋪上竹蓆直接睡。睡著睡著夢中想起華仔和她肚子裡的孩子,心就劇烈刺痛起來,醒來後第一時間給她打電話,她說自己剛剛也心悸刺痛了一陣子,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同心。

每當這種時候,我都心急如焚,為了避免被追蹤,我還不能太多聯繫她,也沒有熟悉又安全的朋友可以代我去探視她們。想到這裡,我就對迫使我無端端要逃亡,逼迫我們家人分離的國家暴力痛恨至極,就像我痛恨他們害死了劉曉波還草草強行將他火化、海葬一樣,他們真是鐵了心,不惜一切代價要與民為敵,極權政府真是國之大患。

老媽又說起家族裡親戚文革時候的遭遇,她感嘆到,這可能是祖宗風水的問題,每一代都要出這種事情,以前那個族叔當造反派失利後來還在家裡躲了一年。

我看她有點驚慌失措,就安慰她,沒事的,因為這件事進去最多也就關一個月,我已經有朋友被關過而且很快就放出來了。何況我也自己提前委託好律師,到時候律師會去看守所會見我的,有情況他會隨時跟你們通氣,而且我進去雖然談不上好吃好喝,至少不會被欺負被人打,你就放心吧。

她還真的想把我藏上一年,我們都商量準備叫建華回莆田生產了。但是我考慮再三,還是覺得海祭這事避不過,晚面對不如早面對,還是早點進去坐牢好,早進早出,這樣還能趕上寶寶出生的日子,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步棋走對了。

於是,我決定浮出水面,該幹嘛幹嘛。我不告而別,買上去廣州的動車票,準備回去看大著肚子獨自生活了快兩個月的妻子。

到火車站取票,過安檢的時候,警察叫住了我,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

……

我數了一下,在48天逃亡路上,我先後輾轉落腳過16個不同地點,平均每三天就得動一下,居無定所,吃遍百家飯,苦悶辛酸,幾度情緒接近崩潰,在自己的國土上倉皇流亡。

作者入獄前(左上)、逃亡中(左下)、取保獲釋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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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入獄前(左上)、逃亡中(左下)、取保獲釋後(右)

入獄

2017年9月5日,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我到莆田火車站準備乘車,自投羅網,直面令我失去正常生活的海祭之事。

排了很久的隊取票,沒事。

過安檢,「滴」,機子響了,安檢員叫過來執勤民警,時值廈門在開金磚會議,火車站警察比平時多了很多。

被警察叫住之後,我反而平靜了,該來的終於來了。

他問我是不是信用卡欠債,或者有什麼生意上的糾紛。我說都沒有,反正一會兒你就明白,你先請示看什麼情況,我就坐在一邊等著,你放心,我來了就不會走。

一個同鄉鎮的年輕幹部剛好也在參與金磚會議執勤,他簡單問了我哪個村的,因為犯什麼事,就給我接通了我們村幹部的電話,讓我給家裡通個氣。因為這樣,我家裡就第一時間知道我被捕了。

那時候,我手機還沒有被控制,趁這當口,我又給妻子、母親還有一兩個可信的親友都去了電話。我說應該很快會被轉交給廣東江門警方,但是具體程序怎麼走還不清楚,請妻子照事先計劃幫我聯繫好律師就行。

值班的民警將我轉交給火車站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對我被捕的反應很驚訝,他說,人家被捕都是害怕、恐懼、逃避,你的反應卻很反常,是很生氣,像是被冤枉的。他照例還是一番安慰,沒事的,乖乖配合我們,搞清楚了就沒事的,現在很文明,國家不會冤枉你的。

當時我心裡就呵呵了,黨國可一點沒冤枉我,黨國抓我我既憤怒但又不覺得意外。我平時在新聞上沒少看到黨國所謂的執法,但是公權、刑事程序的濫用真的臨到自己頭上,我還是不能淡定,至少這第一次淡定不了。理性上我能理解怎麼一回事,感情上無法接受。

清點扣押物品,簡單地訊問,確認身份,然後他們就說準備送我去體檢,再送到莆田第二看守所。我說你要是不讓我給家裡打個電話,我一個字都不會簽的。

然後我就又給妻子打了一次電話,告知我現在何處,將去往何方,過了一會兒,廣州的王愛忠先生就打來電話關心,他讓我放心,有很多人在關注你。

隨後,我的手機就被沒收了,我開始與外界失去聯繫,獨自面對黑幕後的世界——真正的體制。我相信上帝掌管人心,若非祂允許,在失去自由的狀態下,我連一根頭髮都不會丟失。我相信,無論去到如何幽暗的境地,祂都與我同在,保守我免受環境的逼迫和傷害。

我心安然,我知道,到了這個境地,我想再多也沒用,也什麼都做不了,如刀俎上的魚肉一般。平時縈繞我的焦慮、苦悶、徬徨,此時都自然放下了。

體檢過後,我就被銬著押解到莆田二看,經過五道鐵門,繁瑣的簽字、按指印手續,我的看守所生活就開始了。按遊戲、體驗的心態,我稱這個階段為坐牢模式。

進所不能穿有紐扣、針頭、釘子、帶子的衣褲,他們把我褲子上的帶子剪掉後,還讓我把運動鞋都扔了。

每個進看守所的人首先都要進過渡倉,然後再分流。一般來說,在過渡倉大家主要的任務就是學習監規、熟悉看守所的生活作息。除了監規,每個管倉倉頭都會給本倉制定一些額外的小規矩,二三十人擠在三十多平的倉裡,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如果沒有一個嚴格的規則,肯定會亂成一團。

所裡本來是禁菸的,但是不知道倉頭哪裡來的本事,還是搞到了一些,每天起床後睡覺前點上一兩根,有時候還分一兩根給表現好的小弟,或者把沒抽完的煙屁股給小弟抽幾口過癮。所裡煙有限,大家都習慣了一根菸輪流抽,反正都體檢過才進來,大家也都不介意間接交換唾液。

按照進倉先後順序,倉裡人一般分三個等級,倉頭和他的副手是第一等級,協助倉頭維持秩序的小弟們是第二等級,其他被管理的對象是第三等級,而新人、新疆人、西藏人、外地人、強姦犯又是第三等級裡面最弱的。在罪名的鄙視鏈中,大家最看不起強姦犯,偷的、打的、搶的、騙的甚至殺的都看不起強姦犯,面對強姦犯他們都能生出一定的道德優越感。

倉頭一般都是比較年長者,他們都會看人下菜,知道哪些人服管哪些不服管,一般年紀大的或者看著就不好惹的角色他們都不會隨意敲打,會更注重分寸,或者乾脆招安成跟自己一夥兒的。

打人是倉頭的「執法特權」,小弟們也不能輕易染指。我在莆田過渡倉唯一一次看到打人,是一個「強姦犯」,其實應該說是涉嫌猥褻的嫌犯,沒有把水杯放整齊,因為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倉頭就狠狠踹了他一腳,還扇了他兩個耳光,其他人看到這一幕自然如驚弓之鳥,如履薄冰地守好規矩。

看守所到處都有攝像頭,本來是沒有死角的,但是我聽說他們如果真的想打人,就會一堆人圍成一圈,將挨打的塞到大通鋪下面半米見方的水泥洞裡面,輪流踹。因為歧視新疆人,準確地說是維族和其他長得像維族的人,所以說是新疆人是必打的。

進所當天一般都要向倉頭報告姓名、籍貫、涉嫌罪名,倉頭會登記在冊,我進倉的時間已經是傍晚,連晚飯點都過了,所以就等到第二天登記。

他們吃夜宵的時候,因為都是本地人,我就大著膽子跟矮個的副倉頭借點吃的,他很爽快地答應了,給了我一盒酸奶一個麵包。後來我知道他還是當官的,是個建委主任,因為涉嫌貪污被抓。過渡倉的倉頭是一個富裕村的村支書,也是村集體公司的董事長,說是因為生活腐化被抓,我一直沒搞懂這到底是什麼罪名。這個倉的三號人物是我老家所在區的原區政法委副書記,手下還分管公安民警,他是因為監管的警用攝像頭大量被檢查出問題,所以被以瀆職抓捕,後來,他還很信任地向組織上交出三十多萬收受的好處費,事後為此後悔不已。

因為在倉裡相對學歷高,所以很容易就跟他們第一等級打成了一片。他們總是叫我「大學生」、「眼鏡」或者「忠門」(我老家所在的鄉鎮)。

每一個進倉的人都保持一套生存哲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很少有主動挑刺的刺頭,也不會輕易有人敢於挑戰倉裡的等級秩序。

倉裡一天的時間過得很快,吃飯、睡覺、做操、搞衛生、背監規。一天要搞好幾遍衛生,到處都被擦洗得乾淨、整潔、發亮。

莆田二看的放風場很小,就是倉外十幾平的一個小院子,頂上都用鐵條焊住,管教有時候經過上面會蹲在鐵網邊上跟你聊天,你得抬頭仰視他才能跟他對話。看慣了美劇裡面能跑步、打球、健身的操場,這裡的放風場哪叫放風啊,頂多只能透透氣。

每天吃得都是糙的米飯、爛的麵條,還有「水上漂」,就是面上浮著一點薄油的清湯,裡面帶點紫菜、白菜,偶爾有一兩片肉片還是那種平時你在外面吃都吃不到的最差最膩的那種,白肉連著一些看上去像瘦肉吃著又象皮的肉糊。時間久了,在押人員個個都面帶菜色、營養不良,據說平均每天幾十塊的囚犯補貼都被剋扣了,這就是傳說中的比美國人權好五倍。所方往往美其名曰,你就是來坐牢的,坐牢哪有舒服的。呵,讀書的時候只聽說過自由刑和死刑,還從來沒聽說「營養不良刑」、「缺醫少藥刑」。

倉裡每天晚上都要輪流值班,每班兩小時,兩個人一前一後站著,聽到誰有聲響就得過去制止他,以免影響到別人。蒙頭睡的也要叫醒,曾經有人在大冬天蓋著被子睡,在被窩裡偷偷用毛巾想自縊,後來實在憋不住氣嗆出聲才被發現。

這麼多人睡在一起,打呼嚕、磨牙、說夢話的聲音總是此起彼伏,基本上你要馬不停蹄走來走去提醒人。偶爾響聲少的時候,我會抽空趕緊看幾頁書本雜誌,其中有一本朱明勇律師寫得刑辯案例集《無罪辯護》我尤其愛看。

雖然是新人,但因為是本地的,裡面的人也都不敢把我怎麼樣。我也比較順服,不會刻意去壞規矩。一個美國國籍涉嫌偷渡的廣東大叔,一個幾進宮的偷茅台酒的小偷,我們三個都是新人,自然就聊得比較多。小偷也是廣東人,長著一雙小眼睛,鬼靈精怪的,他熟悉裡面的規矩,做事總是積極主動,很有眼力見,他給了我不少在裡面的生存建議,也是他教會我結線圈來拔鬍子,用方便麵袋子的光面扎鏡子。

有個本地的老鄉是涉嫌商業欺詐進來,他聽說我被抓的理由後罵道,你真是吃飽了撐的,太傻了,因為這種事白白要被關一個月,一點都不值得。他說現在你因為悼念那個人被關在這裡,外面有幾個人知道,可以說沒人關注你,關注這個事。

不過瘦瘦高高的倉頭老先生不是這麼看,他覺得我做的事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需要更多像我這樣的人。因為這,吃飯的時候,他還特地給我多加一點辣醬。後來我碰到的幾個倉頭也都像他一樣,有閲歷,有見識,他們能當上倉頭也確實是實至名歸、理所應當。

我總是告訴他們,過兩天我就走了,最多不超過三天,廣東警方就會來提走我,我不會呆很久的,到了廣東那才是我真正的主場。不過這種祥林嫂似的自我安慰幾乎每個被關的人都會說,他們就打擊我,你看那誰誰也說剛進來馬上就出去,現在老婆孩子估計都跟人跑了。被關的人最痛的點就是,老婆孩子跑了,有的人就算表現得滿不在乎,也多是掩飾而已。

不過,第四天早上,江門就來人了。那天天氣比較陰沉,鐵門哐噹一聲打開,「卓玉楨,出來」。我趕緊把藍色號服脫下,他們不允許我帶走留念,急匆匆跟同倉難友們道了一高聲「大家保重,祝福大家」,我就跟著管教穿過道道鐵門出來了。

一見到江門來提解我的警察,我就覺得他們特別親切,不知道為什麼,廣東警察身上總有一股比外地警察更平和、更文明的氣質。他們分別給我戴上了手銬、腳鐐,還用一根麻繩捆住我的手銬,拖著我往外走,出了武警站崗的大門,在看守所門口掛牌的地方拍照留證,再驅車前往莆田火車站派出所辦理移交手續。

出發的時候,我跟莆田火車站抓我的民警喊了一聲:「兄弟,後會有期」,他一聽還很不好意思,瞬間滿臉通紅。不知道為啥,被他們抓捕的時候,我總是自然而然高昂著頭,挺著胸,覺得自己比平時更加高大英武,非常自豪,很有一種作為人的尊嚴感、滿足感。

江門方面過來提解我的人有四個,他們開著一部豐田大路霸警車,领頭的是個矮個子姓李的。李警官一上車就提醒我,他們不負責辦案,只負責把我安安全全送到新會,案情方面他們不會問也不會管,我只要配合好,一路上大家平平安安到達就好。

一路上我跟他們聊個不停,還哼唱了好多首歌。他們還笑話我,你人都被抓了,感覺心情比我們還好。

我卻覺得,他們既作為公權力的工具被濫用,反過來,也成為成就民間道義的道具和陪襯,從這個角度,我確實是比他們開心,我開心的是我能為義受逼迫,能因聲援尊敬的曉波先生而入獄,能以此向先生致敬,向同胞們作民主自由的活見證。

途中,我還特別唱起林昭女士的短詩,「生命似佳樹,愛情若麗華。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還有一首,「生命有涯,自由無價。寧為玉碎,以殉中華」。雖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中華聖女那份高潔的心志、犧牲的博愛、無畏的勇氣,但是我想,只要我能做到林昭、劉曉波們的萬分之一,便足矣。

到了新會看守所,在外面辦案區拍照的時候,我一直大笑著,笑得合不攏嘴,笑得快岔了氣,笑整件海祭大抓捕的荒唐,笑黨國的黑色幽默,也笑自己身處的奇幻大時代。台灣美麗島大審判有一張庭審照片,其中受審者個個表情不一,有淡然處之的,有堅貞不屈的,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施明德的開懷大笑。我想,那天在新會看守所門口,如果後來人能看到當時的執法記錄儀拍下的畫面,我一定笑得比當年的施明德更燦爛。我可能全身每個細胞都笑開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經過交接,清點物品,採集身高體重指紋掌紋血樣,很快就進入緊張的夜審。經手訊問我的警察姓肖,是個看上去比較正派的警員。他帶著他的學生實習警察就打算開始對我進行訊問,我告訴他,依照法律規定訊問時必須有兩名警察在場,如果沒有另外一名正式警察我將拒絶回答任何問題。他先是叫那學生警察給我出示了實習警官證,我不同意,爭辯了一番。最後他氣沖沖地跑出去打了一會兒電話,叫來了另外一名警察,還讓他帶上警官證給我查驗。肖警官還算是比較守法、講道理的。

肖:「你知道不知道你為什麼被拘留?」

我:「不知道。」

肖:「你因涉嫌2017年7月19日晚,在江門新會崖門海邊拜祭劉曉波,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所以被我們警方網上通緝,現在對你進行刑事拘留。你是否承認以上事實。」

我:「我不知道警官您所說的事情。」

肖:「你7月19日晚上有沒有來過新會崖門海邊?」

我:「我不記得。」

「請問劉曉波是誰」,我反問道。

肖警官無奈地笑了起來,一副你小子可真會演的表情。

「劉曉波是1989年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作家,多次被我國政府判刑,曾經發起過《08憲章》,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近期因肝癌晚期在保外就醫期間病逝。你不知道他麼?」

「我認識他,也很尊敬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所說的7月19日的事情。」

「行!零口供是吧?敢做就要敢承認嘛。「」

……

訊問就在這種「不知道」、「不記得」、「不清楚」中一直膠著著。眼看毫無進展,肖警官讓我核對過筆錄,提出修改意見,簽字確認過後,就將我送出辦案區,送進隔壁的看守所。

給我體檢的女醫生跟我說話,讓我站過去退回來,命令我脫衣服的時候就好像對著一個物品一般,滿臉的冷漠麻木,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不把嫌犯當人看。

領了一件號服,一個塑料碗,一個塑料湯勺,我二十多天的黃竹坑(新會看守所所在地)生活就開始了。

新會看守所分三個監區,每個區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草坪,夜裡剛進去的時候,看著邊上武警崗哨塔樓打過來的探照光,有一種走進香港電影中的監獄的感覺。

肖警官把我送到1監區9倉門口,進去前,他囑咐了我一句,「卓玉楨,你在裡面要好好配合管教,不要跟人打架,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做過的事情。」

我請他通知妻子,我已經被送到新會看守所了,他要了電話答應會儘快通知到。

管教讓我蹲著鑽過鐵鏈子,再轉身解開手銬,“哐當”一聲,黑色的大鐵門關上了。我一進倉已經是深夜了,大家都在睡覺,一個瘦老頭模樣的人給我拿過來一條被子,把我安排在他旁邊的舖位睡。這個舖位是一號位,靠近倉門,遠離廁所坑位,還不用睡地板,跟莆田看守所待遇簡直天壤之別,在莆看,我一進去只能睡瓷磚地板。這個瘦老頭長得很精幹,叫邱建勝,是9倉的副倉頭,後來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儘管我知道倉頭、副倉負有打聽嫌犯秘密的職責。

新看管倉頭叫輪值員,輪值員一般穿綠色號服。新人進來照例還是要登記,倉友們對我這個大學生都很好奇,一問才知道是因為海祭劉曉波進來,他們說,之前你同案也在這裡待過,所以你放心,我們不會虧待你的。

原來,佛山的秦明新先生已經先我一步來過了。倉友們普遍對秦明新印象很好,覺得他有文化、有涵養,通曉四國語言,外貿生意做得很大,說因為海祭被共產黨迫害坐牢非常可惜。他們說秦平時應該生活條件很好,過不慣看守所的苦日子,剛來的時候一夜白了頭,好幾天吃不下牢飯,後來實在餓得不行才放開吃。妻子聽說他出事第一時間從新疆飛過來,也已經為他聘請律師了。他曾經告訴倉友,他還有小孩,為了老婆孩子他不能死在這裡,一定要堅強,一定要活著出去。他的勇氣激勵了好幾個心情抑鬱的同伴。

這邊的放風場比莆田二看大很多,有三四十平,空氣也好了很多。晴天的時候,我會撩起衣服曬太陽,享受日光把皮膚曬燙的滋味,彷彿這樣可以曬掉牢獄的霉氣。過渡倉的生活很無聊,除了吃飯操練洗漱睡覺,平時大家就三三兩兩坐著背監規、聊天。

我們有大把的時間聊天,每個新人進來都會被圍觀慰問過一遍,大家對彼此的背景,犯了什麼事瞭如指掌。實在無聊的時候,我還會唱歌,把自己一輩子會唱的歌,包括光會調不會詞的,全部哼一遍。我好久沒有這麼喜歡唱歌過了,平時不喜歡去KTV那種場所,唱歌基本上只在教會才唱。我總是唱歌也感染了很多獄友,有的還跟我說聽我唱歌能掃掉心頭的陰霾,但我還是自知自己有多麼五音不全。

看守所有個陋規,進出倉見到管教要蹲著,這雖然是為了保障管教和在押人員安全的措施,但實在是侮辱人格尊嚴。諷刺的是,所方要求我們背誦的監規裡面赫然有一條,尊重在押人員人格權。剛開始,我還跟管教頂牛,我說我是政治犯,我不下蹲,後來想想,也沒必要每一個環節都跟他們死磕,太消耗精力,就不再勉強。我的重點還是在應對訊問,頂住壓力,堅持零口供。

我是週五晚上進所的,週末不能存錢,到了週一一有人給我存錢進來,我就趕緊填購物單買了很多吃的,主要是方便麵、粉絲、豆漿精、榨菜、老乾媽、牛奶還有紙筆之類的,這邊能買的水果只有蘋果一種。我以前本來不愛吃蘋果,在看守所生活過之後,我覺得蘋果是最耐吃、最營養的水果了,沒有之一,堪稱水果之王。

在看守所裡面,沒有家人存錢,沒人會見探望的囚犯是非常受鄙視、受排擠的。還好,我剛進來就有人給我存錢,接著北京的張磊律師就來會見了,所以我在裡面處境不算差。我也盡己所能地將自己能分的食物分給別人吃,因為我剛進來頭兩天也是靠蹭別人的,大家討論的話題不少也跟吃有關,誰食物最多最豐盛,誰誰老吃別人的又從來不買,誰誰跟人要吃的真能拉下臉之類的。

9倉輪值員L哥人高馬大,臉圓圓的看著挺和善,他因開設賭場抽水被抓。他人比較大方寬厚,體諒大家都是落難,共處一室不容易,只要你不做的太過,他都儘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輕易去追究處罰大家。

副倉邱建勝是個小毒販,他每次販毒前都要算一下,自己這次的量被抓住會被判幾年,他販毒總是小量多次,把可能坐牢的時間都算在內,平均下來每年的收入只要合算他就干,輕易不做過量過頭,很精打細算。

熟悉後,我瞭解到,他還是八九民主運動的無名英雄之一。當年北京六四開槍,消息傳到江門地區,五邑大學等高校的學生群起圍攻市政府,邱建勝激於義憤,也跟著朝政府大樓砸石頭,砸掉了好幾塊玻璃,因此以反革命暴亂罪名被判刑九年,最後坐了七年多出來,剛進去的時候他才十七歲。他說,自己對共產黨那口氣一直下不去。

我很嚴肅地告訴他,你後來販毒我不說,但是八九年你去砸政府,是良心義舉。公民有反抗暴政的武力自衛權、革命權,面對屠殺手無寸鐵無辜者的政府,你的行為是完全正當的,而且是正義的,不是見不得人的,是值得大大褒揚表彰,為子孫後代銘記的。

邱哥小時候是孤兒,從廣西被拐賣到江門,到了江門人販子可能被抓了,就把他一個人放在出租屋,他等了很久不見人就自己出來找飯吃,開始在江湖上浪跡,還拜了一個義父。他說,自己當年拉起來的幫派兄弟沒幾個善終的,很多不是死在打打殺殺的路上,就是坐了牢,還有病死的,沒剩下幾個。

看守所裡像邱哥這樣的江湖故事比比皆是,每次都聽得我唏噓不已,底層的血淚常常令我哀傷心痛。雖然他們是罪犯,但他們也是普通人,很多看不到上升希望,甚至沒有正常生活機會的普通人,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們鋌而走險走上歧路,想打一場翻身戰,結果卻令自己更加沉淪。

邱哥非常聰明,他一天書都沒上過,卻識字,下得一手好象棋,說話做事有板有眼非常服眾。他坐過好多次牢,很多知識、技能都是在坐牢的時候學會的,對他來說,勞改場(監獄)就是他另外一個家,更是一所學校。我剛進來第一天聽他訓話就被吸引住了,他講話很平實,聽起來很有道理很舒服,也不咋呼,不浮誇,感染力十足,讓你不自覺就能接受進去。他是那種很有悟性的人,對人性有很深的洞察,真是一位江湖豪傑。

有一個年輕的貴州小哥,因為打架進來,他拉著我說,自己小時候看到共產黨抓計劃生育,把自己叔叔家裡的牛牽走,傢俱搬走,爺爺去攔還被計生幹部一把踹開。他只能留著眼淚看著那一幕,什麼都做不了,從那時候起,他就非常痛恨共產黨。他說,你這麼有文化,還敢跟共產黨鬥,我真的很佩服你。

一個湖南邵陽的矮個子小夥,長得像兇猛版的一休哥,因為偷盜電線被抓。他跟我分享自己之所以變得敢偷、敢搶,甚至敢殺,就是因為一次極端的饑餓體驗。親戚帶著十幾歲的他出來打工,因為家裡有事,也不打一聲招呼人就走了,把他一個人鎖在房間裡,他人小,被餓的頭昏眼花,實在沒辦法撬開房門跑了出來。後來,他在路上看見一隻雞,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追著跑,追到以後把雞脖子一擰,塞進塑料袋就逃。他連毛都不拔,就著火把那隻雞烤了吃,雞肉上還連著黑乎乎的毛。從那以後,他就什麼都敢了。

他說,不管自己給誰打工,除非自己的腰包飽了,否則老闆的腰包別想飽,意思是回扣必須要拿。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裡透出惡狠狠的凶光。

他總是說,出去後幹一票大的就收手。後來,他還讓我幫給他母親寫信,說自己悔改了,對不起她,請她寄點錢過來云云。我就一再逼問他,那你之前說的幹一票收手還幹麼,直到他勉強答應出去不再偷我才肯給他寫完信。

9倉的張姓管教有一次找我談話,因為辯不過我,就瞪大眼睛,聲音高了八度地對我宣佈:「你觸犯了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就要接受懲罰。」提到國號的時候還一字一頓加重語氣。我以更凶的眼神瞪著他懟回去,「你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違反自己制定的現行法!」

後來,所長找我談話,說管教報告我對政府懷有深刻的仇恨和敵意。在9倉待了一週左右,因為總是跟管教犟,一直不肯寫悔過書,我寫給妻子的信件都被沒收扣住了,接著就被調到33倉去勞動。

所謂勞動就是強制勞動、強迫勞役,在國際上是被禁止的,但在中國的監獄、看守所卻普遍存在。監規還要求在押人員熟背繫列問答題,其中勞動部分的標準答案是,「因為我們覺得無聊,所以向管教申請參加勞動」、「勞動沒有任務,自己想幹多少幹多少」,以應對所謂的上級檢查。然而,當被問及這種強制勞動的法律依據的時候,管教一般都會告訴你,這是公安部的要求,全國統一的。

新會看守所的勞動內容主要是扎塑料花,紅色、紫色、綠色的小花,花枝、花穗、葉子,每個人每天都有任務量,一天一般1400多枝,任務完不成要麼晚上要多值班,要麼不能吃早餐。

塑料花上面的價簽顯示,一枝定價1.99~3美元不等,應該是出口去美國。如果美國的廠商會對這些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進行人權、生產環境等方面的溯源、標準審查,如果他們的消費者發現自己使用的產品來自遙遠、壓抑的中國牢獄工廠,是囚犯們帶著老花眼鏡,眯著眼,在一片刺鼻的氣味、粉塵中,用破皮成繭,老繭上又長出新繭的粗糙雙手沒日沒夜的加工出來,不知道他們還會再買麼?每一朵花背後都是刑囚的血淚,每一朵花都是血花。

但是,倉友們不一定都這麼想,他們經常會勸慰你,幹點活挺好,時間過得快,否則天天無聊干坐人會廢掉的。他們忘了,強迫勞動是以我們被限制通信權利、剝奪閲讀學習進修權利以及運動鍛鍊的權利換來的,是以我們的身體和智識為代價,在已經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將我們逼入最卑微的地步,讓我們為最徹底的剝削而自我安慰、感激涕零。

他們有時候看著粗糙枯幹的雙手,也會覺得,坐了牢還要給共產黨賣命,很不值得。但是他們寧願用鄙視別人來反襯自己僅存的存在感、優越感,寧願私下鬥氣鬥狠,哪怕發動一場倉內的小規模「政變」、「暴動(打群架)」,也不會站出來,乃至一起站出來向管教們爭取一丁點的基本人權,這一點生態、心態,跟外面的大監獄是同構的。

外面的社會大監獄,全民被黨國綁架,形成一個巨大的互害生態,每個人都自覺充當極權大機器的一顆螺絲釘,不覺得自己充當了幫兇、幫閒,沒有主權意識、權利意識,沒有責任感、愛國心,麻木不仁,隨波逐流,將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高高在上的獨裁者們。面對不公不義的現實,要麼掩面不看,要麼粉飾太平,無視自己作為無權者的卑微境地,但凡有所抱怨嗟嘆,結果無不是將責任期待交給別人,將驕傲自義留給自己,真是一片充滿罪惡的索多瑪、蛾摩拉。

面對四壁高牆,生活是蒼白灰暗的。有個廣西小夥叫阿智,他總喜歡雙手不停扎著塑料花的同時,跟大家講自己的風流史,大家都被他一個接一個黃段子逗得笑個不停。囚犯們除了冷若冰霜的送藥女醫生,平時都看不到個女的,偶爾有女倉的囚犯被提審,遠遠地走過,哪怕只是一個背影,都會引來所有人行注目禮,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一個異性都顯得美不勝收。

倉頭阿亮跟我聊得最多,他也是個傳奇人物,自己開工廠製毒賣。阿亮五十出頭,個子小小的,目光灼灼,人顯得很精神,霸氣十足。他酷愛文學,對很多作品如數家珍。聽說他被判了死刑,但是我從來不跟他提這個話題。聽別人講,他接到判決書後,一個人躲在角落裡反反覆覆看了好多遍,看完就躺床板上睡覺,差不多睡了三天三夜,也沒人敢去叫他。三天之後,他就像沒事人一樣,該做工做工,該下棋下棋,因為是管勞動的監工,該吼誰他還是照樣吼。

他會跟我聊梅艷芳和黃雀行動,聊中共高層權鬥,聊他幾次未卜先知地知道國家領導人的重大人事變動。這些他跟倉裡其他人都聊不來,有些他說了別人也聽不懂,哪怕是副倉頭,因此我和他有聊不完的話題、思想。

我前後被警察提審了七八次,被看守所方面談話談了五六次,除了律師會見之外,這些應該算是坐牢期間最有意思的事情了。每次鐵門口響起自己名字的時候,被叫到的人總會興奮莫名,能出去見見人,甚至抽上一根菸,總比在倉裡枯坐著好。

看守所副所長姓陳,是經歷過文革的老革命,他總是循循善誘地給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反省、悔過,重新做人。他還將劉曉波類比秦檜,說劉有「三百年殖民論」,是漢奸,你去悼念漢奸就是政治不正確。但是他一直回答不了我,就算劉真的是罪犯,憑啥悼念個罪犯也得把弔客關起來。

我說你經歷過文革,還不知道政治迫害是怎麼回事麼,現在還要我們年輕人來重複輪迴你們的命運,他就辯解說,你不是思想犯,你是行為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你這麼幹的。是啊,世界上的國家都不允許悼念「罪犯」,呵。

張磊律師每次來會見我,都會告訴我一些外界的消息,比如高智晟失蹤、李明哲彭宇華開庭之類的,後來他還帶來一個令我震驚的消息,江門公民梁庭柏先生因為到看守所給我們海祭同仁存錢,被警方傳喚了8小時,手機還被扣了一個月,真是無妄之災。

有時候,我會想,同一個時間點,外面的朋友們會在做什麼呢?上班?為我聲援?或者也被抓捕了?

有時候,眼前會浮現妻子的面孔,又會想起壯志未酬的曉波先生和軟禁中的劉霞,為他們一家憂傷不已。先生充滿亮光的眼睛彷彿在天上注視著我,勉勵著我,他好像在跟我說,前路漫漫,但是孩子啊,心裡不要失去平安。

知道不遠的隔壁某一間關著我的同案,武僧馬強,這令我感到安慰。不過沒幾天,律師來就告訴我馬強被釋放了,取保押送回北京,我感到又開心又失落,只剩我一個在裡面了,可我還不會是最後一個。

有一次提審的時候,剛好雨過天晴,陽光晃眼,我抬頭看了看藍天,跟警察說:「現在覺得外面一切都好美,看一眼都是奢侈,以前怎麼都沒注意到呢。」

警察說:「你老實交代了就能出去了,就不用待在這裡了,這是你自己選的啊。」

「我的選擇是做一個人,你們不肯讓我做人。」

……

釋放之前兩天提審尤為密集,他們先後向我出示了崖山海祭現場的照片、香港有線的現場直播視頻,還有四五十頁關於海祭的網上言論、聯署聲明,尤其是推特上的。

他們還跟我宣讀了部分同案的筆錄,想誘使我相信已經有人指認了我的參與,但是我堅持除非親眼看見,否則不會採信他們的說辭,結果他們一直都不肯給我看。

除了質疑他們對海祭進行刑事立案乃至全網通緝的程序合法性,我始終堅持零口供,既不承認有所謂犯罪事實存在,更堅持現行法規定的自我辯護權。我一再地提醒他們,警察的職責乃是維護社會正義秩序,打擊犯罪,而不是打擊良心、良知,不要讓自己墮落成濫用公權者的打壓工具。

經過辦案警察和看守所兩條戰線的持續威逼利誘無果之後,他們不再堅持要求我寫悔過書,只要我做保證。我想了一下,這個可以接受,就擬定了三點:一、保證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做善良公民;二、保證不到江門地區滋事(其實我從來不覺得曾經到江門滋過事);三、保證出去後不就海祭一事接受媒體採訪。

接著,兩個警察中職位較大的梁警官看了一遍我手書的保證書,讓我對著讀了一遍。「現在,你還有什麼感想。」

「我腦子一片空白。」

梁警官興奮地大拍了一下雙手,說:「這就對了!」

我知道,他們這是在羞辱我,尤其是留下書面和視頻證據,以備在應對公眾質疑的時候可以防人之口。

寫完保證書,經過一天的等待,9月28日晚,黑色的大鐵門「哐啷啷」打開。

「卓玉楨,釋放。」

我一下子沒聽清楚,好幾個倉友在用粵語重複著,「卓玉楨,釋放」。等倉頭亮哥過來叫我,趕緊穿衣服走人,我才回過神來。

卓玉楨的孩子滿月

卓玉楨的孩子滿月

*          *          *

回家

四個警察押送我,連夜開車往莆田送,领頭的是審我最多的肖警官,跟來時不同,我們一路相對無言。

本想給家裡掛個電話,肖警官說擔心大半夜太影響家人情緒,不讓通話,我才作罷。知道妻子和母親已經得到通知,今夜估計也是無眠,礙於仍在人家屋簷下,還是低頭忍耐,等到家再說。

在鎮派出所交接、道別過後,他們扣了我的身份證,要求隨時報告行蹤。我就自行回家了,到了院子裡,母親看到我突然出現,一愣,欲言又止。

按照忠門這邊的風俗,坐牢回家的,要先在家門口摔個碗才能進,寓意跟過去一刀兩斷、斬草除根。但是我走太快,老媽還來不及,我就進大門了。

我本來還有點擔心她罵我、責備我,沒想到,對她來說,我能平安歸來,她開心多過生氣,雖免不了一頓數落,但更心疼我的受難遭遇。後來妻子要給我聽老媽先前髮來的語音,說她一直在哭,我就不忍心打開聽,我也不是鐵打的人。

經過向派出所申請和交涉,我回到了一別兩個多月的廣州,見面的時候,我跟妻子久久地擁抱,小傢伙把她的肚子頂得凸凸的,他們都說這是男孩的兆頭。

妻子告訴我,我不在的時候,她一個人很怕回家,除了要面對房東逼遷,還要面對空蕩蕩的房間。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只是希望,我們一家所承受的苦難,能給更多的同胞,能為子孫後代承擔點滴的自由代價,我相信這點滴代價,將來的人們必看為寶貴。

在逃亡跑路的途中,有一天晚上我在苦悶之中輾轉反側,想起一路上遇到的朋友和他們的家人,一個個面孔浮現眼前,有八十多歲的老奶奶,有五六歲的小女孩,想著他們,想著我自己那還在母腹之中的孩子,我又感到欣慰,自己能有份為他們、為眾人擔當時代的黑暗,從而透過這抗爭,看到微弱的希望之光。

經上說,「含淚播種的,必含笑收割。」

10月18日,我兒卓啟泰出生,順產。

10月20日,曉波先生百日祭,國保跑到醫院維穩,我不明就裡,還以為是因為十九大。

至此,我的海祭故事告一段落。寫就本文的時候,海祭案先後有11人被捕及背保,他們分別是:衛小兵、何霖、汪欣菊(網名汐顏)、劉廣曉、李舒嘉、秦明新、張肇強、馬強、我、黃永祥,黎學文,現仍有一位同案在囚、一位在逃,分別是詹惠東(網名校長)、余其元。

更有一位同仁,衛小兵先生,遭遇了我們坐牢的人最害怕的事,他獲釋不久,因有司阻撓,未及見面就收到了父親離去的噩耗。承祭事餘波,衛伯伯的逝世給黨國再添罪狀。

海祭是一場艱難的持久戰,為自由而接力,為公義而戰。

海祭未完,曉波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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