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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劉曉波自身遭遇為例 論人權與和平的關係

2017/7/20 — 20:35

資料圖片: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大會為劉曉波留出一張空凳

資料圖片: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大會為劉曉波留出一張空凳

「劉曉波爭取人權,仲乜攞『和平』獎?」對,當年真的有人這樣質疑(例如還是民建聯副主席的劉江華即有此問。)我們崇敬其志業,哀嘆其際遇,亦宜瞭解當中意義。本文試釐清人權與和平的關係,以分析爭取人權而獲和平獎的理由。

因果論的進路

筆者曾讀過有論者這樣解釋劉曉波所以獲和平獎:保障人權,社會才能穩定,才能長治久安﹔倘政府侵害人權,易觸發人民抗爭,以至造成內亂,社會難以穩定,和平難以持久。這即是將人權與和平的關係解釋為須依待外緣配合的因果關係,人權為因,和平為果。這已是種種議論中在人權與和平的關係上算是最清晰可解的論述。(其實依筆者看來,是否存在那樣的因果關係亦大可商榷。然而為方便討論,下文姑接受該因果說為真確,以檢視其說能得到怎樣的結論。)此因果說的不足,在仍將人權與和平在概念上分開,不能說明二者有本質上的連繫,因而不能藉以申論促進一事,就值得在另一事上獲獎。筆者且擬一例,說明其不足: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能有效促進該地醫學水平,兩者有著顯而易見的因果關係。但若二者有的只是因果關係,則仍是分開的二事,我們斷不能說某位經濟學者提出了優良經濟政策振興經濟,而經濟蓬勃推動了醫學研究,經濟發展為因,造就醫學發展之果,那名經濟學者就值得拿「醫學」獎吧!因此以因果論的進路去說明爭取保障人權可以值得獲「和平」獎,實在是薄弱無力的論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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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概念

筆者認為人權與和平有更深一層的本質關係。要明白此一關係,我們必先對和平作一概念分析。依和平概念,和平的必要條件包括以下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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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一),沒有暴力,或至少沒有不義的暴力﹔」

「必要條件(二),沒有暴力威脅,或至少沒有不義的暴力威脅。」

政府打壓人權,何以是侵害和平?

倘政府運用執法與懲治機關,就人權範圍內的行為(例如發表政論、信仰向善的宗教、結社等等)而對當事人拘捕、囚禁,一如中共政府(以至其他專權政府)所優為,可以肯定的是,此等拘捕與囚禁,所使用的是暴力手段。(拘捕用的是手銬,羈押用的是高牆,並附帶強大暴力威脅。)若然我們意識到因人民進行人權範圍內行為而施行拘捕與囚禁不只是暴力,而且更是不義的暴力,其違反和平必要條件(一),便彰彰明甚。

現在我們試設想專權統治下的另一可能情況:人民為避免受刑,而不進行人權範圍內的若干犯禁行為,因而政府毋須運用暴力手段進行拘捕或囚禁﹔在這情況下,可說社會穩定,然則是否能算「和平」?答案依然為「否」,因為在這情況下,政府縱無對人民施行暴力,卻仍施行了暴力威脅,且是不義的暴力威脅,此仍違反前述的和平必要條件(二)。值得注意的是,在輕視人權的統治下(例如今日的內地社會),政府對若干言論、結社、信仰等人權範圍內的活動所施行的無形暴力威脅(即被捕受囚的可能性)往往是普遍的,依上文的推論,此即廣泛地侵害了和平。

結論──及劉曉波的自身實例                                              

從上文的分析,可見和平概念上即已預設政府並無對人民施以不義的暴力威脅,故而政府打壓言論、結社等人權,即使最終沒有釀成社會不穩,仍然是對和平本身的直接破壞;倡議內地政府停止盤剝人權,亦即是倡議維護和平。就以劉曉波先生自身遭遇為例吧,他因言論長年繫獄,人權固然斲削,而無辜被強逼繫獄至死這事態,既是不義暴力,即已違反和平。國家一日有此等事,一日不能謂之和平。明乎此,我們才能對劉曉波獲「和平」獎有真切的理解。

 

注:

[1]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我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人權』與『和平』有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遺囑上提及的『國族間手足之情』的先決條件。」這說法略嫌籠統,但按文意似較宜用上述的因果說而理解,即指稱人權是國族間手足之情的所需前因,而不是其概念上的必要條件,遂陷於上文所展示的難題,即仍將人權與國族間的手足之情在概念上分開來看,無法藉以說明致力於一事可值得在另一事上獲獎。

原題為〈回看「劉曉波爭取人權,仲乜攞『和平』獎?」 — 以劉曉波自身遭遇為例 論人權與和平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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