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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薩採訪文革經歷者的經歷 — 由一次訪談繼續思考文革在西藏(7)

2018/4/28 — 12:54

女藏醫赤白啦出身拉薩著名的娘絨廈藏醫世家。文革中她與身為名醫、教育家的父親及哥哥,遭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遊街批鬥。(唯色2003年2月採訪拍攝)

女藏醫赤白啦出身拉薩著名的娘絨廈藏醫世家。文革中她與身為名醫、教育家的父親及哥哥,遭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遊街批鬥。(唯色2003年2月採訪拍攝)

就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調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結集出版的《殺劫》新版一書,前年8月末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對我所做的連載訪談。其中,訪談者羅四翎問我在當時的調查中有沒有采訪到照片上被批鬥的那些人。是的,實際上那正是無數次按圖索驥的采訪方式。

在我父親的照片中,遭紅衛兵及革命群眾批鬥的約四十多人,都是過去西藏的高僧、官員、商人、醫生、軍官和農村中的莊園主等等。被批鬥的場景包括在群眾大會上集體批鬥、遊街批鬥和各居委會組織群眾分批批鬥等。時間是1966年8月底至9月期間。事實上,連續批鬥的時間長達三四個月之久,後因兩派內戰輾轉於兩派繼續挨鬥,並歸入“牛鬼蛇神”小組,在各自居委會長期勞動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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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有意思的是,文革中被批鬥的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共在1950年代至文革前被當作“統戰對象”的上層人士,更因為他們在1959年的所謂“叛亂”中並未跟隨“達賴分裂集團”“叛逃祖國”或“棄暗投明”而被中共優待。也即是說,他們都是中共的合作者(有一位高階喇嘛還是西藏軍區的線人),卻在文革中被當作“牛鬼蛇神”打倒在地,其結果是瘋的瘋,病的病,死的死——照片上的部分人死於文革時期,部分人死於文革後,迄今幸存無幾。而在幸存者當中,有的人離開西藏去了國外。留在西藏的,重又成為可以享受高官厚祿的“統戰對象”,分布在政協、人大和佛協,充當中共需要的政治花瓶。

所以我找到的大多為他們的親屬,如兒子、女兒、前夫,或者被批鬥的喇嘛的弟子。這些受訪者不只是知道自己家人的遭遇,也知道其他人的遭遇,甚至認識那些紅衛兵和積極分子。他們告訴了我很多故事,每一個故事都讓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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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拉薩大貴族桑頗·才旺仁增被批鬥。他是西藏最有名的貴族之一,因為這個家族出現過一位達賴喇嘛。桑頗從五十年代便與中共合作,也獲得了好處,但文革期間他被鬥得很慘。照片中可以看到,批鬥他的紅衛兵和積極分子強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員的服飾,看上去華麗,實則備受羞辱,以致他尊嚴全無,竟當眾流下長長的鼻涕。我從小就見過這張照片,印象極為深刻,因為我無法理解一個長者怎麽可以當眾流下鼻涕?文革中他不僅失去了一切,他的太太也被批鬥,他的長子被關進監獄近20年。他最小的兒子想逃往印度,結果被抓。當時有不少藏人翻山越嶺逃去印度,被抓後都是很重的“叛國罪”。桑頗的小兒子就給槍斃了,還不滿20歲。桑頗在文革後期就去世了。

又比如女活佛(其實“活佛”這個中文說法是錯誤的,我們稱仁波切,意為珍寶)桑頂·多吉帕姆·德欽曲珍。在西藏女活佛很少的,她可以說是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1959年她曾追隨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但受中共幹部的勸說,很快又返回,被共產黨視為“棄暗投明”的“愛國主義者”,還被毛澤東接見過。文革時她成了河壩林居委會的“牛鬼蛇神”,遭到批鬥羞辱。照片上,正在挨鬥的她只有24歲,當時她剛生第三個孩子不久,身體虛弱。她的丈夫是拉薩大貴族噶雪巴的公子,後來離婚了。她及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是她的前夫對我講述的。我給他看過照片。如今多吉帕姆仍健在,是自治區人大副主任、中國政協常委,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裏的各種會議上。我很想訪問她,給她看這些照片,但被告知最好不要這麽做。

照片上,被批鬥的多吉帕姆戴著一頂黑冠。在西藏,只有兩頂黑色法冠,一頂是噶瑪噶舉法王噶瑪巴的黑冠,一頂就是女活佛多吉帕姆的黑冠,密宗教義認為是十方空行母以自己的頭發編織而成的黑色金剛寶冠,具有不可思議的加持力。這頂綴滿金像、金絲和珍珠的法冠,本身也價值連城。但在批鬥中,法冠上的金像金絲和珍珠已被拆走,後來據說這頂黑冠也被革命群眾扔進火裏燒了。

還有一位被批鬥的大貴族霍康·索朗邊巴的兒子,文革時他不在拉薩,只聽說父母被鬥,但不知是怎樣情景。他問過父母,父母也不怎麽告訴他。當我給他看照片時,他第一次看到父母及外祖父被批鬥,他的反應令我震驚。當時他快60歲,他翻來覆去看照片,突然爆發出劇烈的哭泣,但卻是特別壓抑的慟哭,全身發抖,淚流不止,卻沒有聲音。他也給我講了很多故事。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我也采訪到了數位照片中的當事人。比如女藏醫赤白。她的父親是拉薩著名的世家醫師,並創辦了傳授醫學在內的學館,是過去西藏非宗教性的學校裏規模最大、教育最好的私塾。2003年,66歲的她接受了我的采訪。她指著照片說,當時她剛生女兒才幾天,紅衛兵和積極分子沖到她家,把她和她父親、哥哥趕出家門遊街批鬥。她說,那些人連一點憐憫心都沒有,她被逼彎腰接受批判時,血流了一地。她看見照片倒沒有哭,只是很驚訝,沒有想到有人拍下來了。她還指著照片上的積極分子說就跟法西斯一樣,抄家搶東西,還在他們臉上亂塗亂畫。而赤白老人在幾年前去世了。

訪談者還問我是怎麽找到這些被批鬥的當事人或其親屬的?這其實並不是太困難的。因為拉薩不大,1950年代就幾萬人,現在有幾十萬人,外來移民還占了一半以上。我是拉薩人,雖然我在藏東康區成長,後來在漢地上大學。我父母都有很多親戚在拉薩。我在西藏文聯就職十幾年,所以有許多認識的人。我先是從最小的圈子開始,如親戚和同事,他們看到照片,都會從中認出當年的許多人,講出許多事,他們會介紹照片裏的人給我。完全陌生的采訪對象不太多,我沒有給他們看過照片,因為擔心當局知道有這批照片也許有麻煩。只有信任的人我才給看照片。

我還記得一位研究西藏民俗的學者看見這些照片,激動得雙手發抖,他雖然文革開始時在上海戲劇學院學習,但他的同學大多都在砸大昭寺的紅衛兵合影裏。所以他馬上打電話叫來了參加砸大昭寺的紅衛兵之一,還叫來了被批鬥的“牛鬼蛇神”的兒子。他們都向我講述了很有價值的證言,比如拉薩中學紅衛兵是遵照自治區的指示去往大昭寺的,當學生紅衛兵還在講經場上表演節目,已經有居民紅衛兵沖進寺院砸開了。更重要的是,當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東西扔到院子裏,就完了,就像照片上這副亂七八糟的樣子還一直擺著,沒人管,也沒人敢動,但不久就開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個月,把寺院裏面真正的寶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銀財寶,然後是銅的和鐵的,至於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那位民俗學者還保存的有1968年6月7日在大昭寺,被解放軍槍擊的女紅衛兵戴的軍帽,全是血跡斑斑。還有拉薩紅衛兵的紅袖章,“造總”印的藏文報紙及制作的毛澤東像章,全都讓我拍了照片。但是,采訪中也有一種情緒我能感受到,那就是受訪者依然揮之不去的恐懼。

這是因為在西藏,文革是一個敏感話題,仍然是官方和許多當事人的忌諱。所以我都是去受訪者家裏或是在私密的場合采訪的。而我父親拍攝的照片,當時都由王力雄在北京做了洗印,所以我帶著的是洗印之後又覆印了的照片。後來有朋友問,你為什麽當時不錄像?我說我拿出錄音機都很難,有時連拍照都不讓拍,怎麽可能錄像?有位出身貴族的中學教師當年才是孩子,在我采訪結束後反覆叮囑,千萬不要寫是她指認了照片上的那幾個積極分子,“不然的話,他們知道了肯定會報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看見她眼裏的恐懼,那種對文革的恐懼還存在。有一位受訪者說:“這樣的書,你寫可以,你沒有那樣的經歷,我們是不敢寫的。有些事情,寫了就麻煩了。我的心裏面對那時候還是很害怕,但你也要小心。” 有一位受訪者說:“你的這些資料非常珍貴,但你要註意,側重點一定要抓好。”等等。這些話都是原話,我當時做了記錄。他們的恐懼也會感染我,每次我自己也會感覺害怕。所以每次采訪之後,我會有一段時間不敢再去采訪。

另外,我很想采訪文革中鬥過別人、砸過寺廟的人,但很難。我找到過,但被拒絕。在我父親的照片裏有一個女積極分子,文革中很兇狠,帶人抄家除了拿走財物,還把西藏大學者根敦群培遺留的手稿當場燒毀。一位藏人知識分子說這是對西藏的歷史和文化犯下的最大罪過。這個積極分子後來是河壩林居委會的黨支部書記。我在居委會找到她,看上去很不起眼,個子矮小。我和她提起文革,她臉色馬上變了,拒不接受采訪和拍照,而且再不露面。還有一個退休幹部,她在文革中倒沒做過什麽,也沒當上紅衛兵,因為她出身商人家庭,屬於成分不好。不過,砸大昭寺的時候,作為拉薩中學的學生她也去了,照片裏有她。我給她看了照片,她很驚訝,但不願意多說。

對藏人來說,砸寺廟、燒經書是一個非常大的罪過,不可能釋懷。和他們提起這些事情,他們就特別的羞愧和自責。實際上,相當多的積極分子在文革結束後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重又信仰起佛教來,很多人形容其程度就跟當年破壞宗教一樣強烈。

我采訪到一位在文革中砸過佛塔、燒過經書的前僧人,他後來自願在大昭寺當清潔工長達17年。他對我說:“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裏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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