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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中馬前卒 — 余文生律師

2017/7/28 — 6:38

【文:江瓊珠】

709大抓捕讓很多人不安,走避之餘,還是有人以不同方式反擊,策動網絡傳播的有,組織上訪示威的有,律師余文生,在709發生後,以他的專業常識,控告公安部長違法拘捕公民,「我應該是就709向當局進行反擊的第一個律師,我不能同意這種小文革式的抓捕......所以他們可能隨時再次抓捕我,而且沒有任何理由。」

當局抓捕維權律師,早有前科2006年,曾被中國司法部評為「十大傑出律師」的高智晟,被吊銷執照和秘密逮捕,飽受酷刑;同年,赤腳律師陳光誠被捕及判刑4年3個月; 2009年,由20位維權律師組成,積極維權的「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負責人許志永被捕,公盟甚至被取締拘捕維權律師,就是對新興的公民運動的。打壓,因應社會政治形勢,當局隨時隨地不惜違法進行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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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生從來不那麼高調,仍逃不過被逮捕2014年9月28日,香港發生了一場由佔領中環演變成雨傘運動的爭普選事件,北京維權人士知道消息後,在翌日的飯聚中舉牌支持,然後把留影照片發到網絡上去,沒想到,9月30日之後,舉牌人士一個一個被當局抓去,被瘋狂地連續訊問。曾經被抓的維權公民韓穎,就是連續九個日夜不讓睡覺接受疲勞訊問的其中一人過程中不斷被問:你們為什麼要支持香港?是誰給你們提供資金有沒有幕後操縱者?......

普選是普世價值,維權公民支持香港抗爭者,不過是在發揮團結精神鼓舞士氣,可被抓去的維權公民前後達一百多人,維權律師紛紛趕去幫忙。法律規定48小時之後一定要讓律師會見當事人,可余文生一直不能與當事人接觸,當局還著他回去等通知,「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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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4年10月11日,沒見到當事人,他死硬不肯離去,滯留在丰台看守所門前至凌晨一點多鐘,以示抗議,「當局從沒見過律師敢滯留在看守所門前不走。」沒想到,10月13日,當局以涉嫌支持佔中把他抓去,關在大興99天,期間被訊問二百多次,有時訊問時間長達十七八小時。

和我們見面那天,余文生目光炯炯,說話清脆俐落,但樣子看上去還是比實際年齡蒼老,大概就是經受折騰後的結果。「為了當今中國,我起碼付出了自己的身體。前,身體相當結實,不知什麼叫疲勞,現在經常感到累,就是被搞差了。」那99天還把他搞出一個小腸疝氣來。

一年之後的709,他沒有在當天被抓捕,反過來於7月30日控告公安部和公安部部長,為被抓捕人士申訴。如此舉措,觸怒了公安。2015年8月6日晚上,公安撬鎖破門衝入他家,當著他妻子和兒子麵前,把他背銬,帶走了24小時。24小時中,頭10小時一直背銬,其餘14小時正銬,坐著。去洗手間時間。「等於是變相的虐待,變相的酷刑」。

今天,受被捕律師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託,余文生是王全璋的辯護律師,可整個過程中,余文生從沒見過王全璋一面,通信也不可以。辯護律師不獲知會任何消息。完全違反法律程序。余文生很憤慨,也無可如何。

1967年出生的余文生,1999年通過律師考試之後,一直從事商業訴訟,循規蹈矩,以他的說法是「不願意和制度硬踫,不願意正面衝突」,只是當局實在違法了,他才採取對抗。余文生說:「不能說我是一個百分百的改良主義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嚴重的一個人,一直希望當局能做些改變,可現在我的改良思想幾乎殆盡了,我不相信共產黨能改變。」

當兩年前因為替佔中支持者維權被捕時,他還不想承認自己是人權律師,「我非常邊緣,不在他們那個群體中。」走上人權律師之路,全然是被迫的。追求自由民主,是普通人最基本的渴求。況且,在民主意識方面,余文生自覺比其他人更早受啟蒙。走上抗爭之路,是或遲或早的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還未有自由移動的旅遊觀光概念,不少國外人還是要靠官方接待才能遊歷中國。余文生的父親在中國旅行社負責這個工作,雖然只是一個小官員,卻接待過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富商何賢等等,下班回來不時把境外的報紙帶回家。年紀輕輕,余文生靠手電筒微弱的燈光,看過香港的明報和大公報。「我是小學生吧,不過是看一些圖畫呀,簡單的字呀,但是就是覺得不一樣,我想這就是潛移默化......」

當大部份中國小孩未看到世界的時候,余文生已看到了。「所以我和北京很多人的思想很不一樣,大部份人是在專制之下吃皇糧,我呢早已知道什麼叫民主......」

法律應該是推動民主的的手段,九十年代中國也企圖提倡依法治國,法治也曾穩步向前,余文生說,那時可以告法院,告政府,都給立案。隨著政治形勢轉變,中國法治之路,愈走愈歪曲,十八大之後,甚至急劇倒退,最新頒布的慈善法,國安法,對境外NGO法,據余文生理解,全部是惡法。「中國現在是依惡法治國。」

不下一次,余文生說,走上對抗之路是被迫的。709之後,他也有機會離開中國,可以想到到國外去只能做政治難民,增加國際負擔,最後還是選擇留在中國。「在國內,我還能做一些事情,最起碼我能夠以律師身份盡一點微薄之力,促進當局步向法治之路。」

余文生現在做的,也不過是朝著前人的腳步走去。「我們還是沿著高智晟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線,與草根群眾結合在一起......你看這次709打擊的,不就是與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師嗎?都是公民化的律師。」

目前還被中國政府在榆林老家監視居住的高智晟律師,是律師維權的第一代。通過自學,30歲成為律師2000年在北京成立事務所,經常為窮人弱勢打官司,為公義發聲他是最早為法輪功學員作無罪辯護的律師。2004年底,高智晟多次上書中國領導人,要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又為合法財產遭政府掠奪的民營企業打官司,種種挑戰當權者惡勢力的行徑,激怒了黨國政權,自從2005年至今,一直被嚴重迫害,被綁架,被失踪,被單獨關押,被酷刑對待,家人被迫流亡海外......

在強權高壓下,大家可以做的不外乎是一起奮鬥。經歷兩次被抓,余文生身體弱了,意志卻堅強了。2014年那次被關押,他曾經被關死亡牢固,與死囚擦身而過,嗅過死亡的氣味。「2014年12月30日,一個死囚就從我們監室裡走出去......就那麼一瞬間,有一種感覺好像我也應該去...」

從死囚牢走出來而沒有死去,心理上,余文生常常受干擾,他常常在心裡問自己:那是不是應該去死一回?自此,他把生死看得非常輕,非常輕他常常幻想:也許當局有一天再闖到我家來抓我,可能我會以死相拼誰要是第一個衝過來面向我的人,我可能會把他弄死,那麼第二個死的就是我。然後就在微博上寫,七步之內,伏屍二人。

死亡真的不可怕,余文生不能抵受的是濫權不講理,用酷刑手段逼壓無罪者,「基本上我在維權群體中非常邊緣,可是當局卻跟我用刑,把我送進死囚牢折騰我,不外乎想我屈服,為什麼非讓一個人屈服不可?有罪就判罪,沒罪就放人,這是我的法治理念」。

對於余文生,當今中國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這個年代能讓你做很多事情,能為民主的事業付出......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一步,也就沒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軍中馬前卒,那就革命軍中馬前卒吧......」

 

(本文出自《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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