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顫慄中,抖著雙腿在前進

2017/7/30 — 9:56

【文:江瓊珠】

常瑋平,非常年輕,1984年出生,是維權律師最新一代。709大搜捕,大批律師被約談,最早的一批是在7月9日,10日,當時常瑋平沒在名單內,他好生納悶,「為什麼別人都談了,為什麼還未找我?」竟還有點失落,感到一向以來的工作不被黨國認可。

來自陝西寶雞的常瑋平,臉圓圓,有憨厚的直率,不公義的事情,由他來描述,往往多了一重笑淚交織的荒誕,在黑色恐懼的當下,嬉笑的諷刺,似乎很能緩解時時刻刻的不安與緊張。維權律師都是環境產物,我們接觸過的律師,全部從商業開始,慢慢進入維權,常瑋平沒有這個漸變過程,2013年出道,整個中國維權氣氛鬧哄哄,從第一天執業開始,他便以維權律師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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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瑋平記得,那年他一個人在北京溫習司法考試時,家鄉有朋友到訪,看見他埋首書堆,問他所為何事?他說,準備給天安門的訪民當律師。一時的激情,他已忘了,朋友卻記憶甚深。回到寶雞當律師後,朋友跟他說,那句話,讓他很震驚,為什麼考律師的目的不是好好掙錢,而是要給那些人當律師?你這個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說起來,常瑋平當初還不是律師哩。他本科學的是材料化學。常瑋平說,當年考大學,並沒有個人強烈意願,只是從眾,唸理科去了。基於他還自覺有點文科氣質,所以選了理科中最接近文科的化學。所以他很佩服他的同代好朋友陳進學,「怎麼會高中已立志要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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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路徑如何,兩人結果都相遇了。2013年9 月,一群律師組成人權律師團,參加人數有三百多,跟常瑋平和陳進學一樣,八零後出生的,大概三十人,是現階段最年輕的一群。大家在網絡交流討論,互相激勵。寶雞雖是工業大城市,也有律師,維權的不多。常瑋平有點孤單,「所以我經常跑到外面來,陝西沒有的,外面有。」

就像他當年跑到北京去,才發現了更內在的自己。2007年,常瑋平大學畢業,去海南島做了兩年工程師。2009年3 月,去了北京。每年3 月,是開兩會的時間,常瑋平以他酷酷的幽默說,兩會代表和我一起就進京了……兩會代表做了什麼議決,常瑋平不知道,他卻清楚記得自己天翻地覆的一次轉變。

從沒來過北京的常瑋平,懷著幻想跑到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我想像的天安門就是從這邊走到那邊要一天的時間,可能比滇池還大,就是覺得它是很雄偉壯觀的,結果到了之後,發現特別小,你就知道一個黨國的宣傳機器,它能把你的民族自豪感宣傳得有多膨脹。因為想得太大,落差就非常明顯,登時不知所措……」

象徵國家的天安門,原來也不過是人肉凡胎,常瑋平就被那個「不過如此」的感覺折磨得很痛苦。從前無邊無際的偉大想像,一下子粉碎。新的工作又沒找到,他就在北京當了三個月盲流。「北京的所有事兒我都去圍觀、去參與。」切切實實地把腦袋反轉了。

那年,韓寒參加賽車,常瑋平去了現場,還以粉絲身份跟韓寒合照;艾未未被當局追討稅款,他又去捐款相助艾未未;讀者眾多的雜文家李承鵬新書發布會,他去湊熱鬧;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演講,他又去旁聽……「以前什麼都沒見過,現在像進了大觀園,各界名流……」

不過二十五六歲的年紀,一切都熱熱烈烈,又快樂又刺痛。失落、憤怒、焦灼、沮喪、幻滅、重生,百感交集,常瑋平經歷了難以名狀的三個月。「顛覆國家政權前,先把自己顛覆了……這個轉變不可逆轉,已深入骨髓了。我沒去過那個紀念堂,如果去了,我會忍不住扔個東西過去,是那種憤怒。」常瑋平不光會說令人會心微笑的政治話語,有需要時,他也可以精準地尖刻。

密集的尋索後,常瑋平做了一個決定:到北大和清華聽課,自修考律師資格。一年後,第一次考,沒通過。2011年,再考,成功了。2012年開始實習。2013年,取得律師執照。返回寶雞。

2013年9 月,常瑋平正式執業。同一時間,人權律師團成立,「可以說,從一開始做案子,我就沒做過跟人權無關的案件…...名聲和風格一旦養成,也沒有其他的案子去找你了。」以他愛人的說法,是從一開始就做錯了。

愛人是他高中同學,理念雖然相近,但還是擔心,還是覺得他可以選擇另一條路,他認為回不了頭。別人覺著危險的事,他卻感到好玩。

「這才是律師應該做的事兒,假使不是律師應該做的,也是我應該做的。」常瑋平從來就喜歡挑戰和冒險,個性裡有叛逆的因子。做學生,他學習成績很好的時候還裝著自己是一個壞學生,跟成績不好的同學混在一起,挑戰老師。做律師,他就是選法輪功、拆遷戶,一些跟人權理念直接相應的個案。

叛逆的性格促使他走上維權之路,制度的僵化也讓他堅信這條路非走下去不可。常瑋平認為,專權的建制,需要有人來破壞,律師就是在替共產黨補漏,不知何故,卻被視作敵人。「即使你願意回頭,中國的司法機關、國保,也不相信你真的想退回去,還是要抹黑你、攻擊你。在中國,政治犯是一輩子的事兒。」

初進維權圈子,所見所聞,千奇百怪,他就經常跟太太討論。後來發現違反人權的事例無日無之,已經到了災難的地步,「多得令人髮指,太深重了,彷彿變成常態,而我們每天都在呼吸罪惡的空氣,你不能說呼吸這回事也會跟她討論。漸漸,就不那麼多說了。」

怎樣才算有危險,常瑋平不懂得估計。709已被抓捕的人,不過是做了些人權案子,參加過一些研討會,「我也做著相同的事情呀,我不知道會不會隨時被抓…..抓了,就結束。沒被抓,能做什麼就多做點什麼,是這樣一種狀態。」

不停地製造恐懼的,反而是共產黨。常瑋平說,國保不時打電話查察他的所在。其實司法機關很清楚每一位人權律司的去向,能不能出境,都由他們決定。709後,卻有多位律師不被批准出境,誰能出國誰不能,全由當局控制,「我們能出去的,就盡量出。我們做的事,沒有什麼需要隱瞞。做案子的策略與辯詞都放到網上去讓人討論…...參加會議,都是非常有利於律師的進步與交流。一向只是他們在神神鬼鬼,故意把你製造成一個潛藏的威脅而己。」

只要是維權律師,恐懼就如影隨形。這種陰影,籠罩其他人,令常瑋平感到慚愧。「就像兩個人一起騎自行車,在前面的騎車者,看得見前路,有一個判斷,可能不那麼恐懼。坐在後面的,並不看到那麼多東西,要靠你的信息,難免有猜測中的想像,愈想像愈危險,她的恐懼是雙重的……」

太太跟他說,低調一點罷。常瑋平何曾想高調,他只是不知道觸發點在哪裡。他說,我們做的都是那麼平常,當局不能接受,時時刻刻讓你覺著人身安危,他也無可如何,唯有附和好朋友陳進學所說的--顫慄中,抖著雙腿在前進。

 

原刊於〈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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