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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饒公與他的時代

2018/2/6 — 14:47

2月6日饒公以百歳高齡離世,大師已去,再無大師。

饒公是民國那代上承傳統舊學,下開新國學的最後一人,清末民初是中國知識界鉅變的時代,傳統知識分子追求變革,發堀出新的問題系,如西北史地硏究,中亞文明對華夏影響,漢文化與外族關係。而硏究方法也出現了新變化,著重考古丶實物丶外語等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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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八十年代評饒宗頤學術研究時,引用王國維對國學的介紹,「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他再引陳寅恪說法:「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季羨林認為饒宗頤是「預流」者,即當時能掌握民國學術鉅變產生的新材料及新問題。但民國時代之預流者,豈止饒公,大名鼎鼎的有季羡林自己本人丶還有陳寅恪。季羨林通曉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等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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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時代背景成就了饒宗頤在香港成為國學大師,而非季羡林丶陳寅恪?最後歸結為「學術自由」四字。四九年後,留在內地的國學大師們學術研究生命結束,季羡林的精力用於反右丶文革,到後期八十年代才被共產黨捧為國學大師。1949年陳寅恪留在嶺南大學,學術硏究《論再生緣》無法在內地出版,悄悄拿到香港出版,轟動學術界,引發爭論,後因「政治不正確」,六十年代初由周恩來丶康生出面終止討論。文革時陳雙目失明,中山大學紅衛兵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就是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如果季羡林丶陳寅恪在香港,將不會有饒宗頤的突出成就,亦因為饒公在香港,可以自由地看到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敦煌文書,研究引起歐洲漢學界關注,特別是法國漢學家戴微密,六十年代赴法共同硏究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文書。那時候,季羡林忙於政治運動,陳寅恪在受大聲公轟炸!

歷史沒有What If,但我們要問,是什麼的時代,成就了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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