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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 hidden 的 agenda — 非主流文化與香港社會發展

2017/5/17 — 21:28

2017年5月8日晚上,九龍灣入境處外,數十人聲援 Hidden Agenda ,持咪者為 HA 負責人許仲和。

2017年5月8日晚上,九龍灣入境處外,數十人聲援 Hidden Agenda ,持咪者為 HA 負責人許仲和。

位於觀塘某工廈,早前因參與演出的外國樂隊事前無申請工作簽證而被入境處控告的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繼續成為本地文化藝術業界圈子的熱議課題。事實上,Hidden Agenda曾因地契及牌照問題多次搬遷,而Hidden Agenda的支持者及關注團體亦經常將Hidden Agenda及同類表演場地無法合法經營的經歷視作政府打壓非主流文化發展,扼殺藝術生存空間的明證。

要探討hidden agenda事件仍有沒有可能為香港社會帶來積極意義,撇開政治打壓一類坊間已有大量討論的角度,我們必須先清楚了解事件中「地」與「人」兩大元素,即活化工廈政策及青年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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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地」的因素談起,自從政府於2010年提出「利便舊工廈重建和整幢改裝的活化工廈措施」以來,全港1400多幢工廈中當局共接獲200多宗申請,而成功申請的100多個個案中超過四分三最終獲批改裝成寫字樓、零售及酒店等純商業活動,只有十多宗申請跟文化藝術娛樂活動有關。儘管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回應查詢時仍然高度評價有關計劃的成效,但單從數字分析,所謂善用土地資源的目標似乎令人有過分傾斜商界,忽視多元發展之觀感。

無可否認,香港的工廈問題其實和社會轉型有密切關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蓬勃,工業新市鎮興起,觀塘、荃灣、葵涌、沙田等地出現大量玩具、電子及紡織業有關的工廠。這些工業區一方面帶來龐大的就業機會,更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而當時的政府亦同時興建公營房屋,為勞動人口提供居所。這些經濟發展,不僅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更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素質,亦同時增加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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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九十年代開始,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工業式微,工廈空置愈來愈高,政府亦不得不重新思考工業區的出路。這個政策的轉向,由2001年,東九龍(觀塘及九龍灣區)工業用地改為商貿用地開始展開序幕──在政府許可的情況下,業主可以用較低地價,甚至免補地價方式改變工廈用途。為了帶動工業區轉型,政府更於2010年加大力度,推出上述的活化工廈計劃──工廈大業主可以申請將十五年樓齡以上的工廈翻新,並改成商業用途。

表面上,這項政策百利而無一害,既可減少空置工廈做成的社會浪費,又可帶動社會創新,但在市場主導的施政原則下,活化政策的免補地價優惠最終只協助大業主省掉數以億計的補地價費用,甚至成為大業主改變土地用途後加租的理據,並無助真正的工廈使用者,例如小型文化藝術工作室、藝團,或其他相關組織減省開發成本。更嚴重的是,社區商業化後出現的士紳化現象亦對當區居民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 effects),例如本來價廉物美的便民商店及食肆因租金飈升而被迫結業或遷出,導致居民生活質素最終變得更差。

表面上,活化工廈政策未竟全功之主因是源於政府重功利輕社會的發展模式,而Hidden Agenda事件的出現亦正好反應政府似乎未有留意知識型經濟的大趨勢下非主流文化及多元社會的獨特性。套用傳統思維,文娛康體活動只是工商業發展以後可有可無的延伸活動。在某些高官巨賈的眼中,這些缺乏直接經濟利益的活動甚至可能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但從外國先進經濟體系的例子得知,上述的想法可能未必合時。以獨立樂隊等非主流文化活動為例,因為其出現而應運而生的餐飲、時裝甚至旅遊項目近年逐漸成為各地大城市的推廣項目。就以大中華地區而言,改建工業區成文化創意園區更是不少城市的地標工程,台灣的駁二、北京的798藝術區、上海的田子坊和M50創意園區等一直吸引大量本地及海外人士關注,但在抱殘守缺的特區政府政策之下,沙田火炭由民間自行開發的文藝小區亦因資源配套不足而奄奄一息,而六年多來所謂活化工廈的社會實驗,除了引來大量文藝工作者負面評價外,始終未能如預期推動文創發展鼓勵年輕人創業。

同樣道理,基於政府偏重於傳統經濟產業發展的慣性思維,政府雖然大力提倡所謂生涯規劃,但視點明顯停留於協助青年早日適應目前的職場需要,並無真真正正嘗試按青年的能力、喜好和價值觀去提供主流以外的生涯規劃選擇。以Hidden Agenda事件為例,政府似乎甚少考慮參考外地的做法,例如提供廉價場地或定期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合作舉辦音樂祭等方法鼓勵非主流文化的製作者和受眾與社會各界,甚至海外人士交流接觸,更遑論鼓勵甚至資助有志從事音樂藝術的年青人投身文化藝術行業。

事實上,政府要協助有志於投身非主流職業的年輕人,辦法其實有很多。試想像一下,如果政府可以定期以不同包裝舉辦不同形式推動本土藝團的文化活動,例如沙灘音樂節,並作為向海外或國內旅客推廣的旅遊盛事,效果又會如何?又或者,政府可以為低價租借場地予獨立藝團的業主提供稅務優惠。當然,「投資」類似的項目未必確保會帶來可觀回報,因為樂隊或藝團的成功與否還要配合不同因素,但參考韓國近年流行文化的經驗,只要出現成功個案,自然有機會建構具規模的文化產業。

叫人扼腕的事實是,從往昔的經驗看來,不論「地」還是「人」,只要政府盡力減少干預,或提供合適的政策支持,本地不少產業,包括工商界及文化界,均會在高度自由的環境中自己找到生存的位置。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工廈內大行其道,以工廈食堂作掩飾的「私房菜館」及八、九十年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流行樂隊熱潮。本來政府嘗試在工廈及學校拆牆鬆綁,活化工廈,改革學制,絕對是值得支持的政策轉向,只可惜由於思維仍停留在故有模式,連法例也未有與時並進,結果只能令好事變壞,甚至讓人以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Hidden Adgenda,實在可惜!

 

(本文為修訂版;原文載於港台通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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