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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張翠容初次會面(三)

2018/7/10 — 10:40

資料圖片:以巴衝突(BBC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以巴衝突(BBC片段截圖)

編按﹕原文刊於「觀。聲。陣」計劃網站,為作者所屬團隊與戰地記者張翠容會面後的隨筆紀錄。


「報道到底是為誰而寫的呢?為我自己?為受訪者?為香港人?」上次諗到呢個位,今日繼續先。

先不從分析去諗,回想自己經驗。

我雖然讀書時是讀新聞(傳播系),但其實從來沒有想過做新聞工作。大學時實習也選電影公司,而在《大學線》TAKE 任務時則盡量選攝影。基本上我當時的想法是,免得過也不想做新聞,特別是時政新聞。當時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與人「爭」新聞,個人而言挺討厭和人爭東西,因此特別討厭那種幾十個記者追住一個受訪者的場面,會諗﹕「幾個人咪得囉,使唔使成棚人呀。」覺得五個記者做報道,不會和三十個記者做報道有多大差異。(那就是我大學時代的想法,當然你要挑出荒謬的點,可以挑出一擔,但那就是荒謬的我沒錯。)

在電影公司實習時做 PA (of course)。當時的 supervisor 對我非常好,讓我嘗試很多工作,結果在短短三個月內我幾乎掌握了主要的後製技巧,從不知道 premiere 是甚麼東西,到可以將一張維多利亞港老照片拆 layer 改造成一個紀錄片鏡頭。但我也認識到,電影這東西,如果想「創作」,最重要的還是你有錢、權,或者名氣。知識和創意沒有多大意義。實習最後一日,supervisor 問我是否還想入行,我想了一想,說 no。因為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想拍電影,我應該去炒股而不是應該做 PA。(這想法到現在沒變)

大學畢業後去工作假期兼長途旅行。我對電影仍有興趣,但畢竟最終沒有炒股,而是把精力投放在電影的兄弟--攝影上面。拿著相機拍了好多地方,得出的結果卻是 frustration。我記得那時候聽過一場很震憾的演講,那是攝影記者劉香成的。他在 91 年因拍到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解體的照片,因此獲普利策獎。香港攝影記者獲普利策獎可不是說笑,那麼我聽聽他這照片是怎麼拍的。當然詳細已不記得,但我最記得的是,他說那時候周邊其實有很多記者,而大家都事前 agree 了不得攝影,最終卻只有他不聽話按了快門,因此他拍到了那張傳奇的照片(有可能是我記錯)。那時候我不是很能接受,攝影最高殊榮的誕生僅僅是因為有人 break 了 rules 而不是他的技巧高超或思考深刻之類。攝影的另一個問題是,如大家所知,它是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也就是說你的攝影好不好,很大程度還是交給上帝擲骰的。但那時候我很不滿意自己的人生要交給上帝擲骰,我未必想要或者有名,但我想要「好」,好不好由我自己定義,但我還是想要「好」,而且我想要為這個「好」字努力,我無法接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只是在等待上帝給我擲出三個六。

所以我又丟下了攝影。那麼,有甚麼東西是類似於攝影而又不用等運到的呢?我就把眼光轉向文字了,而且是小說寫作。你要創造一個福爾摩斯,不用等自己撞正殺人兇案。問題是我的文字水平不太好(文理不通),於是我想,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讓我磨練文字就好啦。

就這樣做了記者。一如世界上大多數人回想舊事時都會發現自己是隨波逐流多,我做了記者後因為工作很忙所以就沒寫小說。文字倒是一直有磨練的。幸運地當記者時是加入文化版(大概不會入財經版,因為沒法磨練文字,可是時政或者旅遊則是絕對有可能),而文化版的報道傾向深入,因此比較有多機會練習寫完整文章,也有機會思考。

好像回顧到這裡就可以了,因為意思已經很明顯,就是從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做記者的原意從來不是為其他人。不是為香港、為難民、為公義、為知情權……原意來說,我只是把這份工作當做自己練字的手段。當然入行後經歷許多事情,目睹許多不合理的事也會有情緒,對於新聞自主和自由之類的問題也建立了自己的想法,但就入行根本動機來說,是練字。而這事實上也影響到我這些年來做記者的心態。比如我有不少同事做新聞很上心,見梁天琦坐監會淚奔,見立法會強行剪布會氣得質疑自己工作,但我從來沒有這種感情。就記者工作而言,這有好有唔好,好是我從來不會被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道德感召左右自己的報道(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所以無論面對甚麼樣的立場的受訪者,我都比較能夠當他是個獨立個體去理解。唔好就是,熱心的記者會主動去發掘對某種政治觀點有價值的故事,而我沒有這種熱情。總的來說我的態度是,無論老總給我甚麼稿題,我都可以做,因為畢竟就是練字嘛。給我一個受訪者,無論他是誰,我都是理解他、challenge 他,然後按自己觀點寫出他的專訪。

那麼我發現,自己一直以來再記者,主要原因都是為自己的,而且並不是自我意識實踐或道德滿足感甚麼的,而是很 technical 的,練字(當然字怎樣寫得好,還是要有思想,這是另一個話題)。

如果從這個角度講,好像也可以理解為何以巴報道我會採用 10 VS 10 的寫法了,說到底我並沒有很關心受害者(各種意義上)的狀況(如要對我進行道德審判,隨便,不過我並沒有說自己正確便是)。

不過搞來搞去,雖然搞清了我自己,但還是無法搞清楚「記者報道到底應為誰而寫」。當然這不會有明確答案,我無意要立論說記者 MUST OR MUST NOT DO SOMETHING,但我也無意把討論立即還元為「極端多元主義」﹕每個人都有他對記者工作的一套理解,所以無論他怎樣做都是對的。I think this is bull shit,因為我們還是可以討論 IF 記者 DO SOMETHING 可能會引致怎樣的結果,NOT DO SOMETHING 又會引致怎樣的結果。然後我們可以想,這些結果是不是我們想要的。在我而言這才是有意義的討論。

唔…那下次我想想這個問題﹕如果記者的 FRAME OF REFERENCE 是他自己,會出現怎樣的狀況?FRAME OF REFERENCE 是社會(或某種政治立場)的話,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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