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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放得開:所有的思念都是潮濕的 — 緬懷作家劉以鬯

2018/6/20 — 10:25

【文: 黃潤宇】

2018年6月9日,凌晨兩點多,接續而來的幾陣驟雨把灣仔澆得體無完膚;這個深夜,確認了劉以鬯先生的訃聞後,香港文學館辦公室裡空氣凝結。鄧小樺靜坐於桌前寫文悼念,在冷氣房中滿額是汗:「想去認識,又怕打攪,終是等時間來懲罰我」(《大樹劉以鬯:創造的象徵》),是當下的暗自懊悔與思念。

學者黃繼持曾言:「不寫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學史則已,要寫便要先著力寫好劉以鬯這一筆」,足可見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學界的重要性,而劉先生的逝世,是香港文學的巨大損失。生命有限,文學時間卻可以是綿長、悠遠的;悼念作家,有人撰文、有人舉行活動,為的是讓作品尋找到更多有心的讀者,從而拉長文學生命的時間跨度。《文學放得開》有此義務,於是第一時間尋找嘉賓,請來作家、資深媒體人葉輝、小說家潘國靈、張婉雯,在「多雲有雨」的一天,一同思念劉以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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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錄製前夕,潘國靈先生寄給我們幾幀相片,每張都深具歷史價值。而這些相片串聯起來,可以略見兩人的因緣脈絡:1996年,甫開始寫小說的潘國靈與劉以鬯,於灣仔摩理臣山的《香港文學》雜誌社相見而合影;2014年,第七屆香港書獎揭曉,劉以鬯頒獎予潘國靈(得獎書籍《靜人活物》),而留下影像紀念,照片中的先生維持著一貫淡然的笑容。劉先生過世後,潘國靈在「端傳媒」撰文回憶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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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維1996年,我出來做事兩三年……跑文化版一趟跟進香港電台主辦的『開卷樂──暑期閱讀計劃』酒會,眾嘉賓一字排開任『對岸』的採訪記者拍照,一輪咔嚓,獨銀灰頭髮戴粗框眼鏡的劉以鬯步來,輕聲跟我說:『你的鎂光燈剛才沒有閃呀!』」

年紀相差逾五十年,劉以鬯先生一早辨認出潘國靈的寫作才能,提拔其寫作、之後兩人不時還有「半杯咖啡的時光」,暢談記憶與文學。 如今回看照片中,流淌的時間與交往細節顯於眾人眼前,實在叫人動容。

年資更深的作家葉輝,則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與劉以鬯先生相識。他回憶起1985年的一次新詩講壇,在座者包括劉以鬯、何達、李國威、梁秉鈞(也斯),一半已離開人世。其書作《幽明書簡》有追憶逝者之章節,意圖「在此岸彼岸往返中、從傷逝之事物中理解世事變化有否隱而不見的定律」。斯者已逝,生死通達之難,於追憶世界中找到永恆之難,然而有更高層次的事物將會留下。

2016年,葉輝曾訪問劉以鬯先生,在《號外》雜誌刊出的《循環電車中對倒的人 — 專訪劉以鬯》一文中,他記錄下了劉先生在香港書展講座中提到新的小說構思:

「一個人坐在電車上,那是坐電車的經驗,從筲箕灣坐到西港城,又從西港城坐到筲箕灣,時而坐在上層,時而坐在下層(或者,時而坐在右邊,時而坐在左邊),之間經過中環、北角... 滿眼都是緩緩流動的街景,但在上層與下層(或左邊與右邊)所看見的街景,是完全不同的。」

訪問中葉輝歎其小說構思之獨特,也一直印證著劉以鬯先生畢生堅持的「寫作要與眾不同」一言。作為作家,劉以鬯觀察細膩而想象力充沛,求新求異;身為編輯,他更是不斷嘗試、關懷新晉作者這或許已是更廣義的「摩登」了罷!

每人與劉以鬯先生的相遇方式都是不同的。作家張婉雯和鄧小樺一樣,未有機會真身認識劉以鬯先生,但同為教育工作者,兩人都曾在學校教過劉以鬯的作品。鄧小樺在文中寫道:

「我是大專兼職漂流講師,常在創作和閱讀的課上教《酒徒》及《對倒》。那些都是非文學專業的學生,部份甚至很不喜歡讀書;於是我更努力地講,口沫橫飛玩魔術跳火圈一般,讓他們覺得劉先生是個有趣而親近的人,《酒徒》、《對倒》是好的作品,香港文學不後於人,就很快樂,卑微而真實。」

文學的快樂是微小卻實在的。劉以鬯的作品屢屢被帶入文學課本中,其小說結構與書寫方式上的創新,也啟發了不少創作者(包括文字創作、影像改編等等,影響的輻射是很大的)。某日在電車上,一位作者朋友回憶著初次讀到《打錯了》時的激動:「從沒有想過小說可以這樣寫」,獨特的文本引發了她的寫作衝動。在潮濕的天氣中追憶,每人都有一段與劉以鬯相遇的獨特經驗,而這經驗,也成為許多人創作、生活的養份。這是劉先生留給我們最大的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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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劉以鬯》6月21日晚上11時港台電視31播出。《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逢星期四晚上11時至12時於港台電視31及31A播放;港台網站tv.rthk.hk及流動程式及流動程式RTHK Screen視像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五夜講場》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thktalk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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