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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紅遍全球是文學危機? 翻譯家這樣說

2017/10/5 — 20:00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落選諾貝爾文學獎,已是年度例行公事。儘管作家本人說爭獎似跑馬,不願多談,但世界各地傳媒仍愛慣性發布消息:「村上又熱門 Ladbrokes 賠率排第二」,讀者也爭相關注。至於第一是誰、得獎者是誰,反倒次要,或者乾脆說沒有所謂。

雖然國際間村上春樹獲獎呼聲甚高,不過日本風景卻多少不一樣。去年有日本傳媒做網上投票,問讀者是否覺得村上 2017 年會獲獎,超過九成的人說「不覺得會」。結果多少反映這位作家在日本人氣雖旺,讀者數多,但與他在西方的評價相比,仍有頗大距離。在日本,一方面村上新書每次發布仍會引起話題,但不少日本文學人對村上春樹評價低下,當中著名者有如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黒古一夫。他曾談述村上春樹與諾獎無緣的原因,指「諾貝爾獎重要的不是『人氣』,而是文學中蘊含的訊息」,「無法不認為村上春樹文學的『無國籍性』,正是其缺點/弱點所在」。

「無國籍性」,向來是村上春樹文學的一大話題。翻譯家 Stephen Snyder 去年 11 月在雜誌 NER  發表的文章《村上春樹效應 ( The Murakami Effect )》對此有深刻探討。此文透過討論村上春樹作品如何翻譯並介紹到外國,解釋這位作家紅遍全球的原因,及這現象背後潛藏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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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Snyder 是美國 Middlebury College(米德爾伯里學院)的語言學院院長,曾翻譯包括小川洋子及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著作,過去十年他一直研究東京及紐約出版業生態,探討兩地出版商是如何選取作品翻譯並介紹予對方。當然出版商考慮的不純粹是作品的文學品質(歸根究柢,如何定義作品的文學品質?),而涉及商業等多方面因素。以日本文學翻譯到美國為例,Stephen Snyder 發現,因種種因素受捧紅的「巨著」,很可能大幅脫離其日文原文盛載的文化,而更接近美國對日本文化的想像。

他以 1950 年代及 60 年代做例子。當時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作品西傳到美國時,就被翻譯家、出版商,以至國際專家有意無意塑造為易入口的日本禪宗美學標誌,以洗刷日本二戰遺下的好勇鬥狠形象。這新形象對日本固然有好處,就美國而言亦有必要,因為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日本與美國正站在同一陣線。當然,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的作品,在日本無論文學界還是出版業,都鮮有被視為「禪宗美學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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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Snyder 認為,村上春樹亦有類似於上述二人的情況。他指出,日本在 1980 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開始從工業及科技產業大國,轉型為輸出文化資本。「本田與 Sony 被 Pokémon 與動畫和壽司取代」。這時代冒起的村上春樹,就是 Pokémon 與動畫與壽司的一員。

Stephen Snyder 續指,村上春樹的發展路徑之所以能夠一路向西,要歸因於他與英語市場的關係。比如他創作首部小說《聽風的歌》開段時,是先寫英文再自行譯作日文;他本身亦是美國小說翻譯家,深知怎樣的作品才能取得廣大英語讀者群;他悉心經營的國際個人事業,如從較不知名的譯者、出版商、編輯,一步步轉換至國際知名品牌;他刻意搶攻美國最重要的文學堡壘之一—《紐約客 (New Yorker)》雜誌。Stephen Snyder 認為,村上春樹專注研究 Raymond Carver 在內的《紐約客》小說作者,令他的作品在翻譯到英語時,自然而然具有《紐約客》風格,進而使他成為過去四分一世紀以來最常出現在該雜誌的作家之一。

當然小說家的成功不只靠經營。Stephen Snyder 認為,在內容方面,村上春樹作品的特點亦與英語市場有關,這關係主要體現於「翻譯」這門作業:「村上春樹的故事是生於翻譯、緊扣於翻譯的。」他的小說內容風格,往往較少與難解的日本文化扣連,而具有更強的國際(西方)色彩,因此較易翻譯到西方。以短篇小說《戀愛的薩姆沙》(中文版收錄於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為例,這作品建基於卡夫卡名作《變形記》,而卡夫卡的《變形記》則延伸於羅馬詩人奧維德的同名作品。當村上春樹閱讀卡夫卡英文或日文的翻譯著作,用現代日語動筆,而這日語完成品又在英文譯者 Ted Goosen 筆下,轉化為接近於 19 世紀中期卡夫卡英文翻譯風格,這多重翻譯與再創造,就表現出村上春樹創作與「翻譯」這行為密不可分的關係。

諷刺的是,卡夫卡作品本身從內容到敘事風格均以模糊著稱。以《變形記》為例,我們不知道主角是何許人,為何故事會發生在他身上,故事「中心思想」(如有的話)又是甚麼。一如 Susan Sontag 所言,卡夫卡的文字僅僅「存在」,而無其他。無法準確解讀的文字,自然無法準確翻譯,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本身是拒絕翻譯的。然而村上春樹卻在《變形記》之上,撰寫了一個明確的故事。Stephen Snyder 如是說:「他(村上春樹)用意義取代了無義,用可解取代了無解。」由此亦可見「翻譯」二字對村上春樹的創作而言,具有核心地位。

並不是所有作家的文章都如此強調翻譯。Stephen Snyder 提出另一日本小說家的例子作對照:比村上春樹小兩年的水村美苗。水村美苗與村上春樹從成長背景到創作均完全相反。村上春樹生於日本、長於日本,父母均是傳統日本文學老師,他本人卻愛好西方文化:小說、電影、爵士樂,以至意大利粉。相反,水村美苗卻在少年時代已隨家人自日本移居美國,在耶魯大學畢業的她卻鍾情日本傳統文學。其作品亦與日本傳統文學關係厚重,如處女作《續明暗》便是延伸自夏目漱石的遺作《明暗》,若不理解係後者的情節風格及日本文學史地位,就難以讀通前者。僅是這一點就令此書難以翻譯,事實上此作至今仍未有英文譯本。在水村美苗的網頁上,她如此介紹自己:「一個用日文撰寫現代日本文學的小說家」,看似理所當然的一句,彷彿暗示「某些人」並非如此。

水村美苗與村上春樹。二人的差異引領我們思考小說的全球化問題。評論家 Tim Parks 曾在 New York Reviews of Books 文章《沉悶的新全球小說 (The Dull New Global Novel)》中討論這一點。他認為,趨向全球化與同質化的世界,令「偉大」作家必須擁有國際讀者群。而在英語強勢的時代,這意味作品非得翻譯成英語,接觸英語讀者不可。這狀況很容易抬高像村上春樹一類翻譯意識強的作家,或促使市場將作家包裝成「村上春樹模式」。Stephen Snyder 直言,村上春樹的成功,大大建構了西方、尤其是美國人對日本當代小說的想像,進而令許多其他日本作家均被市場「村上春樹化」,如桐野夏生、小川洋子的英文譯本在書封介紹上就不時與村上春樹扯上關係。因此,Tim Parks 寫道:「注定要消失的,或者最少有機會被忽視的,是浸淫其自身語言及文學文化的作品,和對某個語言群體生命或歌頌或攻擊的書寫。這個環球文學市場沒有 Barbara Pyms 及 Natalia Ginzburgs 的位置。莎翁不會有玩雙關語的空間,新的 Jane Austen 也毋須妄想諾獎。」

Stephen Snyder 在文末提到兩年前 Svetlana Alexievich 獲諾貝爾獎時,現代日本文學評論家 John Treat 的話:「這是 Alexievich 的好消息、反核的好消息、厭惡村上春樹的好消息。」作為日本文學譯者,Stephen Snyder 指他可以理解 John Treat 的心情,畢竟「村上春樹的敘事主導了我們事業大部份的論述」,然而他認為,像村上春樹這樣的作家也有其必要,畢竟像水村美苗一類挑戰異文化理解的創作,某程度上也是托那些「沉悶的新全球小說」— 當然是指村上春樹 — 之福,才得以受國際文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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