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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酒徒》

2018/6/15 — 15:14

劉以鬯(香港藝術發展局圖片)

劉以鬯(香港藝術發展局圖片)

以一本香港文學代表作來說,劉以鬯先生抨擊本港文化界生態,黑色幽默,相映成趣。其中對香港社會的描寫批判尤其非主流的生活,遺憾地時至今日依然適用。手法上,劉以鬯先生的符號應用、分段描寫、文體結構轉換都令人印象深刻;而意識流風格彰顯了內容及形式的結合,對社會百態的描寫批判乃至深層的關懷等等,皆非一般人能及的造詣。《酒徒》文人的自我心理窺探及行為和心理描寫,眾多內外元素彼此互有連繫,給實驗性及前衛的寫法賦予了獨特的意義,不可多得。致使半世紀後,依然「當代」,依然「香港」。

《酒徒》對文藝界及泛稱「文人」的反思,不落俗套,不滿現實,不滿荒唐,具前瞻性之外更具真理的特質。論者自可以推演,衣冠楚楚的,荒謬的,豈止文藝界,又豈止舊時?理想與銅臭的衝突是永恆的;物慾、情慾亦是人生中不斷輪迴的享受與磨折。這些元素都是好素材,當中有些未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有足夠演繹是一種遺憾。訃文中常以王家衛改編作為副題,無意為之,卻富 bittersweet 的英式幽默。劉以鬯先生筆下的人物原型固然是有力的、膠著的。任何人讀畢《酒徒》,相信都不會對改編電影的出色感到驚訝。縱然導演摒棄的比保留的多,縱然他們說香港人都不看書。

「凡是得道的人,都能在千年之前聽到葛許溫的《藍色狂想曲》。」其時前往中山陵,天蒼茫一片,一路幽深,想的也差不多。很多事,也差不多。有說書如紅酒,可惜人生太短,覺悟趕不上遺憾。不管你是六十年代輕吐煙圈的周慕雲,還是從二零四六回來告誡我們的先知,依然分享著同一份的悲愁。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物,美好的時代,總讓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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