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7

人大第五次釋法

2016/11/7

2016/6/16

林榮基勇敢說真相 爆中央拘押手段

2016/6/16

2016/12/2

政府入稟覆核四議員資格

2016/12/2

2016/12/6

申訴專員指政府阻網媒採訪投訴成立

2016/12/6

只需每月贊助$200

守護言論與新聞自由

立場新聞,寸步不退

守護言論與新聞自由。立場新聞,寸步不退

每月贊助$200,支持立場新聞

7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香港文化黃金時代:文化與制度

2017/5/31 — 2:46

維港兩岸資料圖片 (Ryan Cheng @ wikipedia )

維港兩岸資料圖片 (Ryan Cheng @ wikipedia )

香港文化固然有華夏文化的傳統,但也有相當程度歐西文化的影響與積墊。我在前面篇章談到香港流行音樂的流變時已經略有說明。不過,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這套制度本身固然有許多缺陷,例如沒有民主普選,但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廣泛的思想、言論、創作自由(至少相較於當時的共產中國與蔣家台灣而言),不搞階級鬥爭、媒體姓黨、洗腦教育之類極權專制統治策略,反而持續放任、導引、促進香港本土文化的自發演化。在這種相對開明與寬鬆的威權統治下,許多英國文化內涵,包括語言文字、邏輯思維、自由創新、漸進改良、管治謀略、市政規劃、公民道德、社會紀律、以理服人、法治精神,都相繼被引入香港。它們是對傳統華夏文化的重要補充,同時促進香港人對傳統華夏陋習(例如人治、拉關係、講權力、不重視制度與人權、髒亂吵)的深刻反省。

畢竟這些變化,既不是急風暴雨,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更不是「和尚打傘」式「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的瘋匪思維,而是和風細雨、潤物無聲的文化改良,在香港本土這個優雅的紫砂茶壺上積墊了第二層茶漬,而且與華夏文化原本的第一層茶漬相即不離,並行不悖。這一點固然與香港人逐漸捨棄華夏文化當中「儒表法裏」的「硬核」糟粕,改以「軟絮」(包括價值觀、生死觀、宗教觀)代替,完成內外置換密切相關,但卻不可忽視英國殖民時代「制度」的力量。

廣告

「制度」與「文化」往往息息相關。但在說明這個議題之前,華夏文化的基本觀念必須加以廓清。儒道釋等華夏舊學反覆吟頌「禮義廉恥」、「德主刑輔」、「無為而無不為」、「緣起性空」數千年,往往都是在個人格物、致知、修身等方面下功夫(余英時教授稱之為「內向超越」的進路),然後偶爾有些人因緣際會,構想出一些「平天下」之策,到頭來還只不過是要求其他人去格物、致知、修身、齊家。宋儒、明儒莫不如是。事實上,政治權力一直集中在散佈於華夏各地的鄉紳、官衙以及他們效忠的「家天下」或「黨天下」集團高層。就連他們也會偶爾提出「天人感應」或者「奉天承運」之類的話,重申自己也會不斷「行善」,但他們是否真的說得出做得到,讀歷史的人都知之甚詳。天朝子民也被規訓成為必須忠於「天地君親師」的「仁者」,一切都必須自我要求「內向超越」,認為只要人人懂得持續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盡心知性,盡性知天」,出盡全力地發揚自己的良知良能(致良知),那麼任何有效的人倫秩序,例如「天地君親師」或者「黨天下」的秩序,就會變得和諧、安定、美滿、幸福。

華夏舊學的基本教誨是:格物致良知,人人要行善;仰視生秩序,天地君親師。「制度」必須由善人(有德之人)隨時制定、修改、頒佈、執行。「行善」先於「制度」及高於「制度」。就算有些人行惡,或者有些官員行惡,搞出了一些不好的「制度」,但是我們自己也必須行善,而且要盡力引導他們行善,盡力發揚他們的良知,那麼世界就會變得很美好,以臻「天人合一」。歸根結柢,建立「制度」不及個人「明辨善惡,眾善奉行」來得重要。《孟子》有謂:「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這樣就是他的美滿人生。伯夷和叔齊不食周粟,保住了自己心中至善,至於「制度」是否獲得改變,總認為是無可奈何的事。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民族與文化》中寫道:「孟子主張人性善,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這的確是華夏舊學之主旨。

廣告

接下來,錢穆先生是這樣看待西方文化:「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又把天與人分開。人生挾帶了原始罪惡以俱來,人生之終極希望,只有在天國。若僅就人生言,個人自由成為最高境界。但有了個人不能沒有社會,於是再把法律組織來把此個人之自由勉強膠黏在一起。在此人生境界中,科學求真,藝術求美。財富權力,欣賞娛樂,層層塗飾,一處處點綴,也未嘗不能形成一幅吸引人心目的景象,無奈經不起解剝與洗剔。」大家對於這種觀點有甚麼看法呢?這個問題就帶領了我們想到一個極為重要的大哉問:「發揚良知和行善的文化」足以組織起一個良好的社會嗎?

其實,英國文化的根基在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的卡爾文保守主義與清教徒思想。這套想法掌握了從《舊約》伊甸園故事開始基督信仰的一個核心觀念,至今不衰:人性本有原罪,至於思想、言論、行為才有善惡之分。正因為「人性本罪」,所以千萬不要相信只要人人發揚良知,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換言之,一個人無論怎樣努力,他的本性還是拿不走「原罪」,而他必須要用一輩子時間來「贖罪」,以重建自己與神的關係,從而邁向死後的天堂境界。君主、教宗、神父、修女、牧師、父母、師長跟我們自己一樣,都有「原罪」。沒有任何人有「超然」或「無罪」的地位。有些人可能以為自己行了善,但其實行了惡。怎樣辦呢?人與人之間彼此唯有約定人世間奉行的法律,釐清善惡,盡量遵循神的意旨,當發現缺陷時,會再約定修改,但是沒有人擁有對神的意旨之最終解釋權,反而每個戴罪之人都必須自行約定人世間的法律來加以遵守,解決彼此紛爭,保障彼此尊嚴,人在做,神在看,而不應單純以要求對方必須行善來締造美好新世界。只有通過約定客觀的法律而由那些法律來統治人們(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有些人自行發揚良知以制定法律或政策用來統治其他人(人治)(rule by law),人間社會的運作才會有公平的遊戲規則,才會變得順暢,順暢之後才有可能幸福,從而符合神的意旨。法治約定的前提,就是民主授權;法治約定的內容,就是人權保障。這正是「社會契約論」的精髓。

即使到了現代,這套想法已經不如當年那麼富有宗教信仰意味,而且現在歐洲社會已經趨向世俗化,但是「法治」(rule of law)這項根本原則還是一直被傳承下來和被矢志奉行。這是因為原罪論、人無完美等想法,正是西方文化中長鳴的警鐘,已經滲進了西方人的骨髓。如要規範、禁止、限制、批准、允許、引導、鼓勵個人作為或不作為,不應單純依賴良知、智慧、仁愛的作用,反而必須依賴法律及其制度,客觀地確立人權的範圍及其限制,從而更有效地保障人權與自由。因此,這裏沒有所謂「把法律組織來把此個人之自由勉強膠黏在一起」或者所謂「層層塗飾,一處處點綴」、「無奈經不起解剝與洗剔」等問題。這是因為「沒有信仰的法治」或者「沒有法治的自由」這些事根本無法想像,亦即「信仰」與「法治」本是「自由」的基礎,而非黏膠;三者一開始就已經相即不離,無從「解剝與洗剔」。畢竟西方文化是從信仰發展到法治、人權、自由、藝術、生活的一個整體,從來沒有東拼西湊的問題。如果無從體會到這一點,就會產生上述偏離事實的斷言。

在西方文化中,「信仰」、「文化」與「制度」一直是不可隨意分割的共生的關係。然而,在傳統華夏文化中,「信仰」(生死觀)可以很淺薄(例如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與日本神道信仰、印度原始佛教、西方基督信仰的「未知死焉知生」剛好顛倒過來),「文化」(人文觀)可以很豐厚,「制度」可以很因人而異。整體來說,不太協調。面對這種形勢,可幸由於香港眾多教會學校(天主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團體(包括佛教)的辦學貢獻,以及港英時代香港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重視證據、事實、法律的邏輯論證,秉持客觀、理性、科學精神與原則,香港人在70年代中期過後,提升了對於「信仰」的寄託,以及對於「制度」的重視,亦即平衡兼顧到「信仰」、「文化」、「制度」三者缺一不可的有機聯繫,得以在保留華夏「文化」可取部分的前提下,在「信仰」及「制度」這兩方面,導入西方文化的瑰寶。

質言之,只要我們把仁、義、禮、智、信、誠、勇、勤、儉、敬天、憫人、慈悲、謙卑這些華夏舊學與文化精髓留存下來,體會到這些「軟絮」之可貴,同時剔除「儒表法裏」那一大顆「硬核」(例如等級決定論、權力至偉論、秩序優先論、禮教最高論),即可把醬缸文化中最劣質的部分革除,進而導引個人體會到人性本有缺陷,無人例外,任何人的權力都必須受到制衡和監督,那麼法治「制度」就得以逐步確立,從而保障人權,守護溫柔敦厚的華夏「文化」精華,放棄多年糟粕,彼此相輔相成,共生不悖。醬缸內核的剛硬糟粕也就得以軟化,醬汁也會逐漸停止朝向軸心旋轉,醬缸內很多骯髒的渣滓也會得以被辨識和剔除。雖然這個過程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努力,但卻是改良華夏文化的不二法門,否則醬缸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短期內不樂觀,長期卻不悲觀。

畢竟港英殖民政府從來不會走去破壞華夏「文化」傳統(例如先前提到的金文泰總督早已抗拒中國大陸激進新文化運動傳入香港,以及戰後港英政府推動香港中小學教育與新亞書院的迅猛發展),反而懂得以「制度」相繩,進退有度。需知道原本的華夏「文化」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法治「制度」,反而正是英國殖民官員導入法治「制度」,不破壞原有「文化」,而且鼓勵教會的「信仰」教育,才會開創出70年代中期以後璀璨的香港文化黃金時代。

為甚麼我會說是「70年代中期以後」?這裏跟1967年左派暴動後,港英政府深徹反省,提升了「制度」的優越性及正當性密切相關。英國政府撤換了港督戴麟趾(在任時期:1964-1971),換上了新港督麥理浩(在任時期:1971-1982),著手推動密集的「社會制度」改革:成立廉政公署肅貪倡廉、落實十年建屋計畫、興建地下鐵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界新市鎮、設立效野公園、廣建醫院及其他醫療設施、引入保障勞工權益法例、推動中文與英文雙語並重政策。這些社會政策與制度,影響至今不息。以肅貪為例:從前,香港公職人員與政府機構貪污腐敗相當嚴重。警察向小販收取保護費,醫院護士向病人或家屬勒索錢財及差別待遇,上一代香港人往往親歷其境,耳熟能詳。廉政公署成立,尤其是在港督麥理浩迅速化解了警廉衝突危機之後,港英政府對當時的香港人實行比較優良的威權管治,許多當時建立的「制度」依然沿用至今。

正因為這些良好「社會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會福利、普及免費教育等),配合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法治制度」(至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偶能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但一直要到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實施後才有違憲審查的憲政基礎,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得到再進一步),即使當時香港人所面對的「政治制度」依然是威權和專制,但許多香港人已經感到相當滿足,自覺香港社會生活遠比同時代的中國大陸和台灣更美好、更優越。當時這種自豪感和優越感,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有根有據。關鍵在於:香港人生活在香港,華夏「文化」得以保存,糟粕已被軟化,禮教不會吃人,同時配以港英政府當時有效的「社會制度」和「法治制度」,澄清吏治,遵行法治,保障自由,因此整個香港社會得以至少在70年代中期至1989年六四屠殺爆發前的這段期間,得以發展得欣欣向榮,生活安和樂利,令大多數香港人感到自豪和有尊嚴。

中英談判1997年香港大限的所謂80年代「信心危機」,不是對於當時香港的文化與制度本身沒有信心而產生的危機,而是對於當時香港的文化與制度「能否持續下去」沒有信心而產生的危機,亦即對於中國大陸政權本質沒有信心而產生的危機。1989年六四槍聲一響,危機化成事實,驅動香港人移民風潮;2014年催淚彈連環噴發,危機再次化成事實,再次驅動香港人移民風潮。留下來的香港人、走出去的香港人,都深感香港人的「文化」與「制度」動地山搖,不斷走樣,不斷變形。究竟要如同郭靖般固守襄陽城,抑或如同吳三桂般引清兵闖入山海關,抑或乾脆棄甲曳兵而倉皇逃走,這是每個香港人的抉擇。

長期以來,很多人談論香港人,往往都是以功利、世儈、食腦、執生、世界仔來評論。無可否認,這些現象都是某種程度的事實。然而,這些現象都只是大家表面上所能看到的,但是還沒有挖深一層去看清楚香港人的內心世界和社會特徵,亦即尚未從「文化」和「制度」這兩個層面,去看待香港人如何因緣際會地嫁接起「文化」和「制度」而得以並行不悖,從而感到安心和自豪。如果能夠從「文化」和「制度」這兩個深層角度去瞭解香港人,大家就會發現香港人這個族群,既很幸運,也很努力,更加很值得自豪。香港人不宜妄自菲薄,更不宜無視自己在「文化」和「制度」的優勢,反而在花花綠綠的浮華網絡世界中喪失了智慧與謙卑,在功名利祿和盲目攀比的心理壓力中喪失了信念和尊嚴。

發表意見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