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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黃金時代:新亞書院

2017/5/15 — 11:51

1949年中共建政,赤化中國,大批優秀知識人洞察世情,避秦南渡,伺機北歸,可惜世事難料,共禍至今未息,為求自由安定,長期留駐香港,倏忽數十寒暑,儘管鬢髮各已蒼,無礙薪火遍香江。

想當年倉皇南渡,適逢危急存亡,華夏知識人「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但卻堅持華夏儒家文化當中「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志和氣慨,「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如先撇開文化保守主義若干病灶不談,這種矢志獨立辦學、不媚權貴、厚培人才、溫存文化、與時趨新、覺悟「亡國而非亡天下」,繼而奮發求進的人文理想,正是立足於香港的「新亞精神」。當年新亞書院學者,正是把華夏文化的精粹,持續地、有系統地帶到香港,在大專教育及社會教育這兩個重要環節,作育英才,薪火相傳,雖有波折,至今未輟。這種文化力量的浸潤與覆被,迎來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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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是香港自上世紀50年代起華夏文化的大搖籃,歷任校長錢穆、吳俊升、沈亦珍、梅貽寶、余英時、全漢昇,均為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師,成就響譽中外。綜觀新亞書院,究其發展歷程,頗堪仔細玩味。

1949年,張其昀草創亞洲文商學院(亞洲文商專科夜校),華夏知識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相繼加入辦學,大小事務,桌椅燈火,親力親為。1950年,更名為新亞書院,遷入九龍深水桂林街校舍。1953年,新亞研究所正式成立。1954年,新亞書院獲美國雅禮協會撥款資助,校舍於1956年遷入九龍土瓜灣農圃道。經過跟香港政府曲折崎嶇的談判、折衷、奮鬥(當中涉及美國雅禮協會、福特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蔣介石私贈、港英政府平衡國、共、美勢力的權謀、禁止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事件、校慶日由雙十節改為9月28日等),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華西、嶺南、金陵、上海聖約翰大學南遷後合組而成)、聯合書院(華僑、私立廣州、廣州文化、上海大夏大學南遷後合組而成)終於在1963年合組成立香港中文大學,以聯邦體制為藍本,勉力維持各書院教學獨立和行政獨立,之後卻因港英政府手握財源與權力而逐漸變調。錢穆等新亞同仁堅持辦學原則,變得意興闌珊。及至1976年,當時香港政府推動中文大學改制,務求把「學科教學」統歸中文大學中央辦理,引發新亞書院校董會九位董事(唐君毅、李祖法、錢穆、沈亦珍、吳俊升、徐季良、劉漢棟、任國榮、郭正達)集體辭職抗議。時至今日,新亞書院雖有其名,但已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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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前塵,新亞書院歷年英才輩出。史學家余英時(1952文史)、哲學家唐端正(1953哲學)、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1961哲學)、新聞工作者吳明林(1969新聞)、香樹輝(1971經濟)、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1972生物)、前警務處長李明逵(1972歷史)、專欄作家及媒體人劉天賜(1974哲學)等,都是新亞書院畢業生。更多畢業生則是投身中學教育工作。他們大多堅持弘揚傳統華夏文化、文化抗共的基本立場,而且深受錢穆《國史大綱》的史觀和史識所影響,決志成為珍惜傳統華夏文化的華夏遺民。誠如錢穆在新亞書院開幕禮上闡明創校宗旨:「要替文化負責任,便要先把自己培養成完人。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的文化。」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唐君毅教授常言「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強調一旦沒有歷史文化根源,就不可能認識世界,也不可能具備真正的人道意識,進而心懷普世。他們所熱愛的中國,既不是地理上的中國(大江南北),也不是法理上的中國(中國政權),而是華夏歷史文化,「歷史的意義,比地理的意義,當然深厚重大得多」。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唐君毅教授呼籲香港華人「能自保其是非之心,而有所自信自守:沉淪在下位,不以之自沮,見知於當地,不以之自榮;則此人即中華民族之瑰寶」。這一點正是影響了香港華人一整代的歷史文化精神。今天香港人常說的「大中華膠」,無論這個名詞被理解為褒義抑或貶義,其精神格局大體上離不開上述觀點。

新亞書院及其弘揚的文化抗共思潮,之所以被當時港英政府接納,固有其歷史原因。當年,中國大陸已被中共政權操控,中共政權以提供免費大學教育及共產主義天堂謊言作為招睞,引誘外逃香港及南洋各地的青年學子「回歸祖國懷抱」。當時香港中文中學畢業生人數遠遠超過英文中學,而「免費讀中國大學」這種誘惑實在不容忽視。港英政府開始時舉棋不定,但後來終於體悟到面對紛亂時局,絕對不應放任大量香港華人青年學子流失到中共手上,以免他們受到有組織的政治灌輸,然後回到香港傳播更多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思想,繼而引爆社會動亂。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不希望這些學生大量赴笈台灣升學,以免跟國民黨政府走得太近,製造中共反撲的藉口,進而導致自己失去在左派與右派勢力之間維持微妙政治平衡的能力。當時港督柏立基致函英國殖民地大臣有謂:「我們不能永遠接受在經濟上支持一所看來是積極同情台灣國民黨的學院。」其原因正如上述。

因此,港英政府一方面放任與鼓勵宣揚文化抗共,另一方面提防與阻止挑戰政治秩序,極力避免華夏文化教育上升至形塑國族主義和針貶本土社會的政治層次,於是決定把新亞書院「吸納」進強調「政治中立」的中文大學,無聲無息,掌握辦學財源,企圖切斷文化論述的政治稜角,進而把文化教育侷限在培養出懷緬歷史、修身齊家、遠離政治、崇尚穩定的人格模式。新亞書院也就在這種情況下被馴服了,但又可以在至少一段時期內,不失其保存文化抗共思想的宗旨與星火。港英政府達成目標,新亞學人徒留面子。

無論如何,新亞書院至少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培養出許多華夏文化菁英。他們熟讀儒家經典,涉獵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傳承舊學,博通中西,花果飄零,靈根自植,投身教育、新聞、演藝等社會各個環節,或有弘揚文化抗共思潮,或有追逐自由奔放夢想。這種文化現象,立足於當時港英殖民政府較共產黨、國民黨政權更加自由和寬鬆的言論及教學環境,以及一批矢志守護華夏傳統文化的南渡學人之辛勤努力,可謂舉世無雙。回顧歷史,華夏宋朝有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明朝有東林書院,及至香港當代則有新亞書院。雖然背景各異,後者意義彌高,起源相當特殊,成就堪稱非凡。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資料圖片)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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