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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陳楚珩:如果電影是一場修練

2017/4/19 — 16:30

導演黃進(右)、編劇陳楚珩

導演黃進(右)、編劇陳楚珩

【文:阿角;圖:Golden Scene】

「如果電影是一場修練,不痛苦可能是不夠努力。」黃進如是說。由他導演、陳楚珩(Florence)編導的首部長片《一念無明》,自去年底奪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後,開始受到大眾注意,年初兩人再分別獲香港金像獎提名最佳導演、最佳新導演及最佳編劇三獎,訪問一個接一個。然而,在他們身上卻看不見自滿之色,反而一臉認真謙遜。Florence 說:「這是我們第一部電影,因為能力上、資源上的問題,當然很多東西我們未必做到,會覺得很辛苦。這不是文本壓抑的氣氛令我痛苦,而是所有東西加起來,究竟做不做得到自己想做的事?這是最令我痛苦的。」會如此要求自己,也許因為這部戲不只屬於二人,更承載著許多真實故事、許多人實在的痛苦與掙扎。

黃進很喜歡戲中一個轉折:本來應是父親照顧患病兒子,但後來他弄傷腳反倒要兒子照顧;最後兒子情緒崩潰,又輪到父親照顧他。「這是為甚麼我們要緊靠對方,如果一起走下去的話,你跌倒我可以扶著你,我頂不順你可以幫我頂一陣子,我們就可以走遠一點。」

黃進很喜歡戲中一個轉折:本來應是父親照顧患病兒子,但後來他弄傷腳反倒要兒子照顧;最後兒子情緒崩潰,又輪到父親照顧他。「這是為甚麼我們要緊靠對方,如果一起走下去的話,你跌倒我可以扶著你,我頂不順你可以幫我頂一陣子,我們就可以走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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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沒有把它當成一部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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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電影往往要講賣點、講扭橋,才能取悅觀眾。但黃進與Florence 偏偏反其道而行, 紥紥實實地說《一念無明》的故事: 躁鬱病人黃世東(余文樂 飾)出院,搬進關係疏離的父親黃大海(曾志偉 飾)的劏房家中,父子相處本來就不易, 高壓社會與偏見更令兩人的路愈見難行。沒有意想不到的情節, 沒有大場面, 沒有愛情線, 更沒有煽情位, 卻讓人感到深深的悲哀。電影拍得克制, 因為覺得要對故事背後的真人真事負責。就是寫劇本,Florence 也寫了兩、三年。「稿是2 0 1 3 年四、五月開始寫的。一直到拍之前也在改, 資料搜集可能做了年多。」期間他們訪談了不同人士, 包括情緒病人、社工、醫生等。

「戲中很多對白和情節也是真的,也是我們跟他們聊天時得到的片段。到演員演這部戲,他們的角色小傳大部份也來自我們訪談得到的故事。」拍社會議題,牽涉的不只創作者的想像世界。這些故事與人物,如何做才能對得起他們?這是拍攝期間,黃進與團隊必須考慮的事。「大家沒有把它當成一部『戲』演出, 拍攝的時候也知道背負了很多真實人物與故事。做這件作品時,大家的態度與精神也不同……演員也是,他們沒有想著要有一個最亮麗、最d r ama t i c 的表演, 而是在想, 這樣做對不對? 這樣做是不是呈現了我們想呈現的真實?」

「一些典型人物,可能寫入故事很方便。但活的故事是, 當你討論、鑽研, 才會發現原來人物—比如貨車司機—是這樣的。」黃進說, 貨車司機這職業背景, 構成父親黃大海的性格。七、八十年代香港運輸業蓬勃, 來回中港的貨車司機收入可觀, 但因長時間離港, 跟家人關係疏離; 九十年代行業衰退, 他們工作上受到很大衝擊, 但家庭也回不去了。「他以前是一個很威的人。你看他的衣服: 麂皮褸、金色P o l o…… 但現在他連面對自己的兒子也不懂。面對這種落差, 他的人生還能否改變? 他該何去何從? 這些細節也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角色。港產片很多時飛紙仔,考慮怎樣會更好看、更估唔到。但《一念無明》有點不同,大家也背負著很多別人的故事進拍攝現場。所以我覺得,可能戲劇上沒有計得很準,但這樣有它的好處,有它活的地方。」一個患有情緒病、誤殺母親的兒子, 一個逃避家庭責任多年的父親, 把他們放在香港這個壓抑的城市,就自然會產生衝突、情感與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說:尋找重要的東西,怎樣做才是真正的珍惜。」黃進認為,戲中人物不是不愛身邊人,但都不懂得愛,所以互相傷害。父子如是,母子如是,世東與未婚妻Jenny之間亦如是。

「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說:尋找重要的東西,怎樣做才是真正的珍惜。」黃進認為,戲中人物不是不愛身邊人,但都不懂得愛,所以互相傷害。父子如是,母子如是,世東與未婚妻Jenny之間亦如是。

高壓城市的生活悲歌

如果電影是一場修練,那修練目的是甚麼?透過電影, 他們讓人看見社會的實貌, 或惡或善。戲中, 余文樂飾演的黃世東, 出院後在生活中跌跌碰碰, 傷害別人也被其他人傷害, 看來沒有出路。「故事發展至某個位我們都想給他一點希望, 想等他可以跟爸爸建立關係, 讓他跟鄰居都可以相處到, 但你陪他繼續行下去便會知道, 他要搵工、要融入社會、要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下去, 便一定會遇到很壞的事,遇到很多不接納, 就這樣發展出很多狀況。到最後, 他跟爸爸擁抱, 好像有希望了, 但想想如果我再拍多兩小時, 情況又會怎樣? 當你很現實去想, 這樣的一個人, 放在香港這樣的社會, 真的很難生活。」Florence 覺得, 希望不應該是戲內提供的, 而是在戲外, 觀眾離開戲院後去思考, 可以怎樣幫助情緒病人。「我們應該把希望帶給現實中有這些經歷的人,這才是負責任的表現。」

「這齣電影沒有令觀眾心裡舒服了才走,當這種感覺纏繞著觀眾,便會令他們想多一點:有沒有關係想修補? 有甚麼珍惜的事物, 想做多一點? 結局會不會在觀眾那兒? 我覺得, 有很多觸動我們的電影, 也不是那麼完滿, 會纏繞你很久…… 如果我們相信電影有影響人的力量, 其實就是這樣。即使跟大家看慣的大團圓結局不同, 但我真的只可以這樣拍。」黃進補充道。

電影雖壓抑,也沒有大團圓結局,但並不絕望。電影在多倫多全球首映後, 有一個觀眾告訴Florence, 這個故事很像她的遭遇: 爸爸過身,媽媽有情緒病,自己也有機會遺傳躁鬱症,一切令她覺得很難跟媽媽相處。看了這部電影,她覺得自己好像被安慰了一點。「我覺得很感動,這個故事的初衷是帶一些信息給大家。原來還有一個作用,對於一些生活上經歷同樣痛苦的人,會有一個安慰的作用。說電影能做到甚麼,其實最重要是它能帶給觀眾甚麼。」

(轉載自2017年3月號(vol 68)《△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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