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經濟視角的反美義和團

2016/7/25 — 10:45

1900年前後,日軍和英屬印度陸軍士兵同部分清軍及部分義和團在天津作戰。(資料圖片)

1900年前後,日軍和英屬印度陸軍士兵同部分清軍及部分義和團在天津作戰。(資料圖片)

從經濟視角觀察,當前中國的愛國反美風潮與當年的義和團實質一樣,這意味著中國進入社會崩潰期。而且由於產業經濟發生關鍵改變,整個進程體制已失​​控,不像當年滿清殺義和團就能解決問題。

2016年7月中旬,國際法庭對南海管轄範圍仲裁以來,中國大陸人民群情激憤,積極要求開戰,用武力解決。其實,如果了解國際法律系統就知道這個法庭是歐洲人意圖在世界上掌控話語權的一個手段,現在歐洲自身已亂的一塌糊塗,其裁決結果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但是,中國大陸官方不從法律層面宣布法庭是假冒偽劣,也不敢派艦艇在南海游弋,而是在國內發動民眾在媒體上叫囂打仗。官方只是煽動,不敢實際發動,而民眾在網上的反應過於熱烈,最終只能通過官媒定調希望和平解決。民眾受官方輿論指揮棒的引導,不再高喊決以死戰,轉而展開轟轟烈烈的反美運動。

本次反美與過去反日明顯不同。過去反日主要是奉旨遊行,在充分醞釀後,由學生和低收入/無業青年為主在官方監控下游行,順便砸平民的日本車和反日本電子產品。在反日遊行時,對警察使用的日本車選擇無視。另外,整體行動規模較小,官方收放自如。本次反美則如野火燎原,全民瞬間爆發愛國熱情堅決要求一戰,繼而又怒砸蘋果抵制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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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民眾反美感情的迸發,一些人聯想到義和團。在此之前,不少人擔心中國將回到文革,因為官方採取各種措施,體制內部分已進入文革狀態並且試圖擴大到體制外,不過由於更大部分人並不吃體制飯不買賬,所以文革化為泡影。當全民因南海而行動起來,相互愛國激勵,中國的問題已不是文革,而是更可怕的義和團。

從社會經濟和民眾心理上,當前反美與清末義和團一脈相承。社會背景、經濟環境和民眾心理等內核部分都與清末極其相似。在清朝結束後的100多年間,世界和中國的經濟形勢都發生重大變化,對民眾的影響深度極高,當前反美社會基礎比義和團更加廣泛,雖然反美無法像義和團一樣殺洋人和教民,但是民眾心理和後續影響面臨的問題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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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清末社會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後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形勢,形成進程逐漸加快的三個階段,最終促成義和團的爆發。義和團既是社會經濟形勢變化的結果,又促成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變化。從三個階段進行經濟分析,總結髮現義和團的核心特點與當今社會高度吻合,也就是說今天反美愛國的實質是義和團思維。

一、洋務運動階段:清末社會的總體環境是對內維持統治和對外實施有限經濟開放,主要社會潮流是洋務運動,基督教在內地零星發展。

洋務運動的起點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前的清廷閉關鎖國。滿清入關後,通過戰爭征服和屠殺讓漢族屈服為奴,隨後大興文字獄,從思想上進一步壓制漢人的反抗意識,到乾隆年間,漢人完全奴性化。根據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賀乾隆80大壽過程的《馬嘎爾尼訪華錄》記載,當時中國(漢族)民眾極其貧困,居住條件極其惡劣,勞作極其艱辛,同時對官員充滿恐懼惟命是從,正是漢人被殘酷奴役壓榨的閉關鎖國模式,構成了近年被媒體反复歌頌的“康乾盛世”。也正是這次訪華​​,讓西方認識到滿清統治下中國的腐敗實質。幾十年後,英國決定用軍艦大砲撬開中國大門,即發動中英鴉片戰爭。又10年後,太平天國起事,席捲並影響中國多數省區造成空前的災難,也促使清廷興起洋務運動。

在洋務運動時期,清廷雖然力量減弱,但仍試圖實施最強有力的統治。由於無法再實施閉關鎖國的完全專制,清廷採用對內和對外差異政策分而治之的模式。

對內統治主要包括三部分:武力強壓,言論厲控,經濟壓榨。即使到清末,滿清朝廷仍維持強大武力,隨時打擊內部的不滿力量。雖然漢族的江南地方武裝在打擊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發展起來,但是與滿清朝廷的直系軍隊仍無法相提並論。滿清通過各種弱民措施,瓦解民眾的抵抗意志,也就是後世所稱的“東亞病夫”。在言論上,清廷僅允許報刊的小範圍發行,限於讀書識字的上流社會議政。在草民文盲的層面,嚴厲控制言論,對清廷不敬的語言隨時引來殺身之禍。經濟壓榨時因為清廷統治和武裝費用日增、大量賠款和清廷試探工業化等需要大量資金,清廷通過徵稅、促進鴉片種植和消費以及以發行銅錢實施通貨膨脹等方式對廣大農村人口實施經濟壓榨。

對外開放實屬被迫。清廷本來把中國大門緊閉,僅留廣州十三行與洋人做交易,但是洋人不聽話,用砲艦打開清廷大門,迫使清廷開放沿海口岸,並且將口岸部分地界租給洋人由洋人控制,洋人以租界為跳板,加強對中國的貿易推廣。鎮壓太平天國後,清廷對太平天國軍隊的洋槍洋砲驚嘆不已,為防止清廷軍隊不敵叛軍的情況再次出現,洋務運動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製夷為口號,增強對民眾控制,實施經濟開放政策。經濟開放主要是發展官辦工廠、購買新式裝備、學習西洋技術、仿造洋槍洋砲、裝備清廷軍隊。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和興盛,電力電報等西方先進軍民兩用技術也被引進。洋務運動促進歐美對中國的貿易出口,租界區日益興旺,持續加強對中國沿海和長江沿線的經濟滲透。

在對內統治和經濟對外開放之間,基督教快速發展,威脅官府統治。對內統治主要對內地漢人統治,而對外開放又是對租界和周邊的洋人開放,這個空檔中出現一個特殊的群體——進入內地的洋人基督教傳教士。最初,清廷嚴厲禁止洋人進入內地,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被迫答應洋教士進入內地。官府以為,基督洋教與佛教道教類似,洋教士如同雲遊的和尚道士,沒想到洋人傳教士屬於定點傳教,往往到窮鄉僻壤的農村地區直接紮根,家人孩子都搬過來準備終老中國,意圖參與整個社會運轉。

洋教士進入內地,發揮巨大的能量。一個洋教士的活動可以直接威脅官府的統治並對當地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完全改變當地的經濟狀態。總的來說,洋教士的活動可以分為三方面:

1、洋教士幫助草民打官司。草民最怕見官,因為見官必須跪拜和按照規矩回答官員問話,否則遭受嚴厲懲罰,碰到官司後,草民目不識丁心存恐懼,必須花錢請人寫訴狀並訴諸公堂,必要時還得給賄賂,結果仍然是窮苦的草民打官司基本必輸。洋教士到內地後,免費幫助草民打官司。對地方官員來說,外來的和尚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讓洋教士參與官司見識下老爺的威嚴也是件樂事,萬萬沒想到彼時派到中國的傳教士在歐美本國都是知識精英普遍精通律法,他們到中國前學習過中文粗略了解中國狀況,到中國後繼續學習,不少人還精細研讀大清律例,手握金剛鑽才攬瓷器活兒。

打官司直接威脅官府統治。洋教士見官不跪,站著說話不腰疼,他們大多身材高大,不免顯得趾高氣揚。過堂時,洋教士不給官員任何好處,還據大清律例力爭。洋教士在中國小縣城打官司,由於知識水平完全不對等,只要接手案件都能輕鬆打贏。如果官員判決不公,洋教士會反复找官員說理糾纏不休,還可能繼續上告。而官員本身對洋人也心存畏懼,不得不秉公判決,這嚴重危害到官府利益鏈。以前,草民打官司花錢請本地讀書人,案值較大的還行使賄賂,官吏衙役代理人等一起分贓。洋人出現後,免費打官司消除整個利益鏈。而且,草民不花錢就能看到洋大人與官員平等對話,辯論又佔上風,不賄賂還經常打贏官司。草民不知道什麼大清律例和堂上辯論,也不知道洋人為什麼打贏官司,只是覺得洋大人比官大人更厲害,“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漢”的童謠深深印在草民的腦海。洋人對人好跟著洋人不受欺負,沒錢沒權沒勢的下層草民為了依附洋人紛紛入教。沒有洋人的時候,打官司既樹立官府權威又能收受賄賂,還讓草民滿懷畏懼任由官員宰割;洋人一來,灰色收入大減,官府權威受到極大挑戰,統治基礎簡直被動搖。

2、洋教士開展社會慈善和教育活動威脅當地文化傳統。洋人在傳教過程中看到中國文化中的一些理念與行為與基督信仰不合,積極說服當地人改變文化傳統。比如,中國人重男輕女在農村非常顯著,農村人在生下女嬰後經常溺死或者丟棄。傳教士向農民宣傳女嬰同樣是寶,但無法改變人們的傳統陋習,於是在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基督教會設立孤兒院收養被遺棄的女嬰(這種收養行為讓當地人很奇怪也很反感,人們開始傳說洋人是金發碧眼的鬼需要吃嬰兒滋補,所以洋人後來​​又被稱為洋鬼子)。另外,洋教士積極推廣女性教育,宣傳號召女性讀書識字。對於中國儒家傳統強調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宣傳等於離經叛道。但還一些女性受到教書識字的吸引,不顧家庭阻攔到教堂跟隨牧師或者專門教師學習,後來學習的女性越來越多。洋教士對女性的基礎文化普及教育,既打破儒家讀書人對基礎知識的壟斷,又讓男性文盲感到恐懼(又有人開始傳說洋人開設女性課堂,亂搞男女關係採陰補陽等)。不過,洋教士宣傳禁毒戒毒,禁賭戒賭,幫助民眾培養衛生習慣,流行病防疫,改善民眾健康狀況等行動,對民眾有直接好處。面對這樣的情況,官府和儒家讀書人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誤導民眾洋人包藏禍心,否定洋人行為。

3、傳教士大力推廣節流和開源,推動當地經濟發展,教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節流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傳教士幫助教民打官司,抵制了官府橫徵暴斂和官員貪贓枉法,教民財產被搶走的情況大大減少,保障了財產穩定性。傳教士對於婦女地位和教育的宣傳,讓教民區域內棄(女)嬰現像大大減少,男女比例狀況改善,女性讀書識字增多,也帶動男性讀書識字。傳教士推動一夫一妻制婚姻和自我動手做事,有點兒錢的教民不再花錢買小妾或者丫鬟,節約了大量資金。傳教士宣傳推廣基督教的擇偶標準和婚姻標準,減少婚姻買賣,男方家為了湊齊彩禮買媳婦而傾家蕩產甚至負債累累的現像大為減少。傳教士推廣低成本而熱鬧的教會婚禮,還推動喪事從簡,極大降低農民婚喪嫁娶的成本。傳教士還強調戒賭戒毒,教民中抽大煙和賭博的人數少,與大多數中國底層民眾相比又節約一筆無必要開支。另外,傳教士宣傳生活常識和知識,提高民眾健康程度。通過各方面的努力,教民節約開支存下一些錢不再一貧如洗。

開源支持經濟發展。傳教士向教民傳授先進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生產技能,男女都受教育的家庭往往能學的更快更好。教民不吸毒不打牌賭博,節約出來大量時間,用於學習勞動和教育子女。家庭將結餘的錢用來投資生產工具,更好地應用先進技術,提高生產力水平。有的傳教士還在教區內開展生產技能和勞動競賽,激勵人們的勞動熱情,相互傳播更好的勞動技術。家庭婦女在家庭手工業和家務的勞動競賽中獲勝後更有信心,勞動更積極努力。在夫妻共同努力下,教民家庭的經濟產出不斷提升,生活也日漸富裕。教區內大齡無業文盲單身漢大幅減少,當地治安和經濟壓力明顯減小。與周圍地區相比,基督教地區家庭經濟和社會關係改善顯著。更重要的是,教區民眾識字率高,生產工具更先進,工作更努力,同時健康狀況和子女教育更好,意味著內在經濟競爭力的持續提升,同時轉化成下一代的經濟發展成果。在1929年之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中國各地農村因為受大蕭條影響而普遍陷入貧困,一些基督教農村地區的經濟卻持續增長。

教區的社會變化和經濟發展從根本上威脅官府統治和儒家文化。洋人傳教士深入到民眾生活中,通過實際行動改變人們的觀念和文化,並且指導民眾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教民不再看洋教士是高高在上的洋大人,而是天天跟自己一起工作生活幫助自己的同類人,逐漸心甘情願跟隨傳教士。傳教士起初改變農民的男女觀念和各種生活習慣時,與民眾產生一定衝突甚至是尖銳的衝突,但是傳教士在當地生活5年10年15年20年後,傳教士所有的行為都被證明正確,光棍能娶上老婆,老婆還能讀書識字能一起創造財富生活得更好,這對於以前的窮困地區農民是不可想像的,太震撼了,而且這些傳教士往往只是一個人或者只帶著家眷到中國落後地區傳教。富起來的教民開始思考:為什麼本地有官府衙役還有讀書人,都沒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僅僅來一個洋傳教士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大清官府和儒家,最怕的就是人們有知識變富裕之後開始思考,這意味著底層民眾開始不對官府權威恐懼戰栗,開始抗拒經濟壓榨。這樣的態度,實際上意味著官府統治開始瓦解儒家思想控制也被拋棄,意味著官府和儒家的生死存亡受到威脅。

義和團開始醞釀。十九世紀,歐美社會急劇世俗化,大量社會精英不再從事教會事業,轉向世俗領域賺錢。歐美教會知識資源儲備減少,對中國的潛力認識不足,影響派到中國的傳教士的數量。到中國的傳教士大多留在租界和北京等核心城市,能在內地貧困地區獨立傳教的傳教士更少。這部分很少的傳教士雖然做出很大成績並對周圍地區形成很大影響,但始終勢單力薄,在整個中國屬於孤單存在。而且傳教士主要吸引底層民眾,這些民眾依附教會致富,但是缺乏反抗意識,缺乏堅決捍衛教區的意志和訓練。與之相對應,官府和儒家對洋人和教民恨之入骨,總想置他們於死地。儒家到非教區民眾宣傳,洋人對中國包藏禍心,使用巫術帶領民眾離經叛道走入邪路試圖毀掉中國,而非教區民眾一方面羨慕妒忌教區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活更好,另一方面又妒忌恨教區的人生活越來越好而自己過的差沒有生活出路,尤其是教區文化與自身文化衝突,開始仇視教區。一邊是個體洋人帶著教區發展但力量單薄弱小,另一邊是官府、儒家和廣大窮困人口的虎視眈眈,兩個群體間形成越來越深刻的矛盾。

義和團的早期模式開始浮現。地方官員和讀書人作為貫徹滿清朝廷旨意、維持地方秩序的群體不能直接針對洋人行動,否則會丟官甚至性命不保,他們只能迂迴行動,不親自出面且私下煽動非教區的民眾,引導和縱容民眾攻擊甚至殺害傳教士,一些蜚聲國際的教案因此發生。在歐美國家的壓力下,清廷責成地方官員找出兇手迅速鎮壓,這些被煽動起來的民眾也因此做了炮灰。不過,官員和讀書人煽動民眾的模式已經形成,隨著利益矛盾日益激化,為義和團的形成和發展做了堅實鋪墊。

二、甲午戰爭後階段。洋務運動破產,清廷和儒家的信心也破產甚至絕望,同時基督教傳播範圍增大,教區發展的良好效果日趨顯著,儒家開始醞釀反對基督教的暴民運動。

甲午(日清)戰爭以清廷慘敗告終,清廷向日本賠償巨額白銀,洋務運動徹底失敗,經濟狀況急劇惡化,滿清在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滿清官員和漢族儒家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危機,農民陷入極大的經濟困境,這成為義和團產生的主要原因。

洋務運動是清廷和儒家寄予極大期望的軍事經濟工程。洋務運動的初衷是通過學習和掌握西方技術增強軍隊力量,就可以實現強國目的,讓滿清重新進入世界強國之林。從這個思維出發,洋務運動首先發展軍工業建立官辦企業發展槍械和造船等。在發展軍工業的同時建設船堅砲利的新軍隊,防範太平天國這樣擁有大量新式武器的叛軍出現。但是由於官辦企業的低效,軍工業入不敷出。洋務派又開始“求富”,發展民用工業籌資,包括煤礦、鐵廠、紡織等行業。洋務派還籌建新式學校,培養軍事、科學和翻譯人才,送一些人到國外留學,推廣郵政電報,籌備鐵路建設。通過大批國際採購和相關事業的創辦,清廷擁有號稱亞洲第一的近代海軍,陸軍裝備極大提升,多家重點企業大張旗鼓運營。這些官辦事業和租界經濟相結合,使得被太平天國叛亂重創的滿清經濟得以顯著恢復。

但是,洋務運動先天不足,注定甲午戰爭的失敗命運。清朝是少數滿清人奴役絕大多數漢人的朝代,奴役等級森嚴,嚴厲控制言論,漢人基本不被當人看待。儒家以其倫理教條支持滿清統治,幫助滿清愚化、奴化和弱化漢人。洋務運動舉辦的事業以漢人為主,需要敢言、敢做、敢負責的人員實施,而奴役漢人的統治大環境和需要漢人發揮才智的洋務運動小環境衝突,洋務運動必然需要自我閹割。清廷和儒家對世界發展和科學技術一無所知,聘請洋人作為主要管理和技術人員,並且聘請洋買辦購置各種設備和武器,雖然洋人參與到企業中,但是基礎企業運行需要相當數量的漢人做支持。而在企業中,等級森嚴的奴役制度起巨大作用,洋人無法按照優化合理方式經營企業,導致企業籌備建設期超時超支,企業運用效率低下,產品成本高昂而質量低劣。更重要的是,任何大企業都需要配套的小企業提供各種配件和服務,小企業更需要企業主積極經營和靈活應變,不可能在嚴酷奴役和苛捐雜稅橫行的滿清轄區內實現。孤零零的官辦企業沒有配套產業鏈,產品投入使用後連維護維修的配件供應都非常困難。而世界近現代海軍的建設和作戰需要所有海軍官兵主動進取、團隊協作和嚴格訓練,滿清的森嚴等級奴役制度與近現代海軍建制格格不入,即使海軍指揮官是成績優秀的留學歸國人員也無用武之地。另外,清廷中的儒家守舊派對新軍建設極為苛刻,加上清廷任意挪用軍費導致軍隊運營支離破碎根本無法相互銜接。在甲午戰爭的考驗中,海軍如“紙糊的老虎(李鴻章語)”,北洋水師快速覆滅,洋務運動也走向終結。

儒家信心遭到毀滅性打擊,對洋教士仇恨加深。洋務運動是儒家的希望,試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現滿清的強兵夢想,沒想到被小小日本的脫亞入歐瞬間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在國內,清朝戰敗後,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各地農村貧困落後,與洋教的教民家庭發展和經濟繁榮形成鮮明對比。儒家理論和西洋思想的差距暴露無遺,加之洋教開始在民眾中普及讀書識字,儒家讀書人面臨被淘汰的危機。在儒家內部開始分化為兩派,一個是改良派,將問題歸於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領導不力,寄望通過制度改變重回強國之林,另一個屬保守派,出於自身生存危機的恐懼將問題歸於西洋邪術,渴望予以剷除。在相對落後的地區,儒家直接面對洋教的競爭完全無能為力,自身又找不到出路,遂把搶奪自己飯碗的洋教視為首要敵人,這些人被視作儒家保守派。儒家並不敢直接與洋人對話論戰,也不敢出頭要求朝廷限制和驅逐洋教,選擇背後操控,積極發動愚民奴民訴諸暴力手段,試圖以暴民的暴力消滅洋教。

基督教的作用日益顯著,教民家庭經濟穩定繁榮。教民的經濟狀況良好改善與周圍農民生活窮困甚至家徒四壁形成明顯差異,教民不賭博不吸毒夫妻和諧共同勞動致富,日子越來越紅火,極大吸引周圍越來越多人開始信教。在義和拳/大刀會鬧事初期,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搶劫教民家庭、綁票索要贖金或者要求教民請戲班子搭台唱戲,進而要求教民改教。從這些行為可以看出,一些教民已經是富農以上經濟水平。

內地農民日益貧困化和流民增多,在儒家的引導下變成對洋教和教民產生嫉恨心理。洋務運動後,官辦企業逐漸壯大提升軍隊裝備同時官辦企業落後低效軍事產出成本高,這些負擔均通過稅收和價格轉移等方式轉嫁到內地農民頭上。甲午戰敗後,清廷向日本賠償2.3億兩白銀進一步轉嫁到農民頭上,農民生計艱難。清廷和官員為了增加收入積極推廣鴉片,底層民眾吸食者眾,不少人傾家蕩產後淪為流氓無產者。貧困的農民不敢怨恨清廷導致自己命運悲慘,以免遭杖責甚至掉腦袋,在儒家的思想引導下,貧困農民和無產流氓將怨恨目標轉向生活相對富裕的教民。

山東成為教案頻發之地,也是義和團起源地。山東是孔府基地,儒家思想的食利者中心。洋教進入中國後,一般儒家讀書人可以實現自我轉型,尤其在江南洋務運動興盛之地,讀書人積極學習洋人思想和技術,保持知識的先進,變得更加富裕,逐漸出現新興地主和工場主階層。山東作為儒家思想的中心,主要依靠儒家思想食利,無法實現轉型,只能要求清除洋教。山東離北京距離近,是清廷重點統治的地區,也是清廷內保守派的主要地盤,同時山東靠海,屬於傳教士方便進入的地區。 1897年,曹州府壽張縣德國教堂被劫,隨後兩天發生鉅野縣兩位德國神父被殺事件,史稱曹州教案(鉅野教案)。在鉅野教案後,山東巡撫被撤職,德國獲得22萬兩白銀賠償,用於建造三座大教堂。德國與滿清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在膠州灣地區開闢租界,即後來的青島市。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親自下令,要將租界建設得比德國本土城市更好,讓青島成為德國的遠東發展樣板。隨著德國投入巨資建設青島,傳教士大幅增加,積極從青島向山東內地傳教,導致儒家和基督教的勢​​力衝突急劇尖銳化。為了抵​​禦傳教士的擴張,儒家更積極宣傳,衝突和教案更加頻繁。

三、戊戌變法後階段。義和團迅速發展,在清廷內部推動和山東直隸天災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從殺害傳教士和教民,轉變成清廷與各國列強的戰爭。

洋務運動倒台後,新的變革勢力開始出現。一是革命黨,日本曾經崇拜中國,對中國過去的憧憬完全幻滅,認為中國已經完全腐朽,需要徹底革新。日本勢力開始支持新出現的革命黨,準備完全推翻滿清統治;二是政體改革派,即變法派。變法派認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技術改革已經失敗,需要學習西方制度,改變政體,重新獲得發展。最初,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黨勢力小,勢單力薄,對中國影響微不足道,而政體改革派則在公車上書後,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 1898年6月,在慈禧太后的監控下,開始製定改革的整體框架,試圖實施變法,也就是戊戌變法。

由於變法政策威脅到滿清對漢人的統治,滿清保守派迅速抓捕變法派,戊戌變法在短時間內失敗。改革派中康有為、梁啟超等漢人以及洋人李提摩太,將世界主要國家改革紀要和整體狀況送光緒帝審閱,光緒帝最終確定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制定改革大綱,目標是最終實現君主立憲制。改革大綱涉及範圍極為廣泛,包括教育改革、經濟建設、軍事改革和政治改革,等於對既有利益進行大範圍革除。在改革大綱提交後,遭到滿清保守派的激烈抵制,而且漢族官僚也默不作聲。其中,最關鍵的內容包括在華東建新都、減掉辮子、改穿西式製服。對於滿清統治者,這三點都是對滿清統治的完全否定。如果在華東建新都,意味著依靠西洋列強勢力,東北和直隸的八旗軍事力量無法控制。而辮子是滿清從最初入關時,以留辮不留頭的方式,對漢人進行大屠殺,迫使漢人屈服為奴的關鍵標誌。剪了辮子就等於,漢人不再承認滿清統治。而改穿西服則完全否定滿清設定的等級制度,讓滿清無法再有效進行統治。所以,滿清保守派對漢人和洋人制定的大綱極為憤怒,加上康有為等見到形勢危急,希望通過抓捕囚禁慈禧而實施變法,導致慈禧與保守派囚禁光緒帝,捕殺變法派。戊戌變法還沒真正成型,就快速遭遇失敗,也被稱為百日維新。

變法失敗後,慈禧重新臨政,滿清保守派四面樹敵。變法派失敗後,很多人看到只能以暴力推翻滿清統治,革命派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而光緒帝被囚禁後,形象立即變得正面。市面多次傳聞慈禧準備廢掉光緒帝、謀害光緒帝、甚至光緒帝已死,引發各方反對之聲。西方各國公使專門質詢,為何廢掉光緒,而且各列強明確表示反對。在1900年初,慈禧又以光緒帝名義宣詔,因不能生育,故立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消息傳出,各地工商界紛紛反對,列強也因為政局日益不穩而反對。慈禧對列強積怨日深,更依賴保守派勢力,試圖與列強對抗。在這樣的背景下,義和團作為滿清保守派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在滿清殘暴官吏毓賢的支持下,義和團在山東迅速發源。 1898年,義和拳出現,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攻擊基督教堂,殺死教民,搶劫教堂和教民財物。清廷為利用拳民與洋人抗衡,對拳民的殺人和搶劫財物的行為相當寬容。彼時毓賢任曹州巡撫,將拳民編入鄉團,成為官方認可的武力組織。隨後,神拳突然出現,以降神附體的方式實現金鐘罩和刀槍不入的功能,朱紅燈和心誠和尚成為神拳中的領導人物,後改名義和拳,借用“扶清滅洋”的口號,成為義和團的前身。毓賢是滿洲正黃旗,滿清統治者中最為殘暴的官員,通過大批逮捕、濫用酷刑和大批屠殺的手段對漢人殘酷統治,被稱為官場中的“屠戶”。 1899年,毓賢升山東巡撫後,非但不打擊義和拳的團伙犯罪行為,反而支持義和拳設場收徒招納拳民以壯大力量,後改名義和團,豎起“毓”字黃旗和“保清滅洋”的大旗,大肆搶劫教堂,攻擊教士和教民。

從義和團的發跡可以看出,義和團從一開始就是清廷統治者用於維護自身統治的工具。

在毓賢的支持下,義和團快速發展擴張。歐美各國擔憂傳教士安危,要求清廷​​盡快恢復當地秩序,清廷撤換毓賢,改派袁世凱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後,對義和團降神附體的邪術禁​​止宣傳,查處拳場,防止聚眾滋事。袁世凱通過在山東境內分割管理,防止義和團大批聚集作亂,山東境內義和團被肢解,社會恢復正常秩序。不過,毓賢進京後向滿清保守派諸王大力推薦,強調拳民可用。後又獲准面見慈禧進言,支持和縱容義和團。由於山東局勢開始穩定,山東義和團大量拳民兵分兩路,進入直隸的滄州和天津,將義和團影響擴大化,毓賢又被清廷重新起用任山西巡撫,後來直隸和山西成為義和團的拳亂主場。

義和團在直隸作亂勢力日增。由於直隸總督裕祿忽略義和團的力量致使義和團快速壯大,在各地襲擊焚燒教堂搶劫綁架教民以獲得錢財。雖然袁世凱建議裕祿積極行動防患於未然,但裕祿並不把義和團放在眼裡,而且更多聽從北京清廷的指示,任由義和團勢力繼續坐大。各國公使對暴民產生警覺,要求清廷​​控制義和團,但是清廷態度含糊。 1900年5月,拳民勢力已經擴散到直隸全境,相互通信與支援。當某地官府因拳民犯罪而捉拿時,其它地方大量拳民立即趕到支援,以眾多人數給官府壓力,迫使官府放人。隨後,由於裕祿仍然放縱拳民,致使地方官府失去對拳民的控制,拳民更加肆無忌憚。

拳民對於洋錢之外的西方事物一概仇恨。據《天津一月記》記載:“團中云,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可以說,拳民對於文化產品和現代工具的仇視已經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六個學生路遇義和團,只因身上攜帶鉛筆一隻和洋紙一張,拳民不管造紙由中國人發明而將學生亂刀砍死。義和團還闖入民宅,在一戶人家中搜出一根洋火,將全家八口滅門。 5月,拳民在保定高碑店準備買票乘車時與鐵路員工發生衝突,隨即拆毀高碑店鐵路拔掉電線桿。清軍主力仍然按兵不動,拳民也因此更加大膽,與小部分地方官府武裝對抗,隨後拆毀更多的鐵路、車站、橋樑和電報設施。

義和團完全轉變為支持清廷的暴民。義和團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山東直隸大旱,大量農民生活陷入困境,為了尋找出路,農民紛紛投靠義和團,跟隨義和團搶劫。 1899年秋收後快速爆發,1900年春節期間趨於平靜,春節過後更迅猛發展。 4月初,山東和直隸交接地區下大雨,當地拳民奔走相告可以回家種地了,沒必要再在義和團受苦,當地局勢迅速趨於穩定,但是其他地區旱情持續,農民依然無法種地繼續參與義和團。

不論中國官方民間還是西方公使都看到形勢的嚴峻,由於持續乾旱農民無法種地顆粒無收,飢餓和絕望蔓延在整個地區無法緩解,而清廷並不放糧賑災,流民只能跟著義和團尋活路。而且,義和團不敢反抗清廷,絲毫不提清廷的盤剝,只是強調扶清滅洋。這種底層奴隸為了自我拔高思想境界主動提出扶持奴隸主的口號,反映出奴隸自我極度扭曲的心理,現代術語即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義和團進而將天氣乾旱歸結為洋鬼子施行邪術,所以要殺洋鬼子,並且消滅掉洋鬼子帶來的電線和鐵路等邪術物品。當義和團拳民從結夥求生轉變為殺人和破壞財物,即完全轉變為了暴民。

隨後,義和團進京“奉旨造反”,成為慈禧實施暴民統治的打手以與洋人談判。 1900年6月,義和團受清廷允許進京,義和拳亂(庚子之亂)正式爆發。大批義和團進京後,開始聚眾活動。在慈禧的恩准和賞賜(口糧)後,開始大肆破壞和屠殺。義和團拆毀和焚燒眾多教堂,對教民實行大屠殺並且以酷刑殺人為樂。義和團還將包括婦孺在內的很多市民誣陷為白蓮教(反清復明)進行屠殺,既表示對清廷的忠心,又在屠殺過程中搶劫財物。除焚燒教堂外,拳民火燒前門大柵欄,後來火勢蔓延,但拳民禁止救火,最後燒毀4000多間商舖,一帶京城繁華商業毀於一旦。拳民還破壞焚燒文化設施,導致包括《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等珍貴典籍悉數被毀。義和團進而進攻西式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成為慈禧對十一國列強宣戰的開端。

山西本沒有義和團,毓賢在調任山西巡撫後,組織和煽動暴民成為義和團。毓賢一方面調動官方力量屠殺傳教士和教民,另一方面煽動暴民搶劫焚燒教堂圍剿屠殺教民,將本來平靜安穩的山西也變成血雨腥風之地。在毓賢的帶領下,山西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包括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和醫院225所,燒拆房屋2萬餘間,成為各省中遭受破壞最大死人最多的省。在京城,被義和團破壞損耗的財物規模更大,被屠殺的民眾多達十幾萬。

在對列強宣戰前,清廷內部對義和團和列強的態度存在根本分歧。其中,滿清保守派反對變法,希望保持對漢人的殘酷統治和剝削,以四個親王為代表並促使慈禧最終倒向他們。他們極度仇視洋人,重用義和團,支持義和團殺人放火搶劫財富。主和派則希望慈禧先鎮壓義和團,跟洋人和平談判,保持較為良好的溝通。最後,慈禧聽從保守派的意見,決定放手一搏,試圖通過義和團殺洋人的方式迫使列強低頭,友好對待清廷。在義和團不可收拾後,經歷過英法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慈禧非常恐懼遭洋人報復,希望在義和團瘋狂屠殺洋人的同時與洋人私下交易。不過在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之前,李鴻章已經很愉快地接受兩廣總督的任命,及早抽身離開北京,保守派與洋人的溝通渠道完全斷絕,最後只有通過戰爭解決問題。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出,義和團完全是支持清廷內部保守派,替保守派賣命,執行與洋人敵對,並且殘酷對待廣大漢族民眾的漢奸匪徒群體。

漢人軍閥和新興地主集團違抗清廷命令,實施東南互保(東南自保),盡可能打壓拳民作亂。在義和團拳亂發生後,漢人封疆大吏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鐵路大臣盛宣懷和山東巡撫袁世凱,提出不聽從清廷的“矯詔,亂命”,這些漢人官吏在自己控制的地區積極組織自保,壓制義和團拳亂。更重要的是,與列強私下達成和平協定,保護各地安全。他們私下商定,如果清廷被推翻,立即宣布實施共和製度,選舉李鴻章做總統,在互保名單中,各官員以淮軍和湘軍嫡係為主,張之洞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與湘淮兩軍關係密切,許應騤也與淮軍有歷史友好關係。漢人軍閥和地主集團實施自治,嚴控義和團。另外,陝西巡撫端方和四川巡撫奎俊為滿人,不參與漢人自治的東南互保,僅出於保護本地安寧的目的而壓制義和團在本地的作亂。從多數地方官吏的行為可以看出,義和團屬於破壞地方經濟和治安的匪徒,漢人軍閥打擊義和團與清廷保守派放縱支持義和團形成鮮明的對比,說明義和團的實質是受清廷指示、支持清廷統治的​​漢奸暴民,與中國教科書裡強調的反帝反封建截然相反。

通過東南互保,漢人實現相當程度的自治,清廷的統治大部分瓦解。漢人封疆大吏在打擊義和團保障地方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同時,與洋人建立了很好的溝通機制,並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強調對東南地區保持現狀,列強不得隨意進攻占領東南地區的重要砲台和港口等軍民設施。清廷被八國聯軍打敗、義和團被剿滅後,慈禧對於東南互保這種抗旨不尊甚至說慈禧“矯詔、亂命”的行為隻字不提,反而褒獎各封疆大吏“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表明滿人對於東南地區的統治實質瓦解,漢人在很大程度上開始自治。清廷支持義和團與東南互保打擊義和團,結果也是鮮明的反差,從而也反映出義和團禍國殃民的實質。

今天的愛國反美風潮,從經濟視角審視,與義和團有著內在的同質性。雖然兩者相差一個多世紀,但是對義和團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可以清楚認識當前反美風潮的實質以及中國未來的走向和結局。

愛國反美風潮的基礎背景是大陸從1949年之後長期的社會積澱。其中前30年在各種運動、大饑荒和文革之後,中國大陸民眾的社會狀態與思想精神狀態,與乾隆時期《馬嘎爾尼訪華錄》中記述的狀況極其相似,也就是說中共用30年完成了滿清200年(1644-1840)的歷程。在閉關鎖國維持不下去後,中共最初試圖進行內部的經濟改革,發現靠自身力量無法實現,遂利用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實施開放,既所謂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模式相同。洋務運動的對內統治部分,包括武力強壓、言論厲控、經濟壓榨,改革開放時期的內容與​​此完全相同。武力強壓在198/9年突出使用,後來在1990年代嚴厲打擊走私和21世紀的各種強拆中普遍應用。言論厲控則從1990年代開始持續加強。經濟壓榨部分更加明確,與清朝一樣,都是對農民的殘酷壓榨。對外開放則是主動吸引外國資本進入中國,與清朝時被迫開放門戶有所不同。而這兩者差異的結果是,改革開放積極引進外資血汗工廠,包括港資、台資、韓資和美日歐等工廠,另外用國內官營和民營血汗工廠做配套。隨著血汗工廠快速發展,數億農民成為血汗工廠的奴工,壓榨剝削比清朝時更加殘酷血腥。

外資與中共合作,積極進入中國,成為改變中國的重要力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從經濟利益上衡量完全是賠本買賣。傳教之前,國外家庭和教會提供極高的傳教士培養費用,傳教士到中國後還經常從國外籌資支持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因為是賠本買賣,傳教士與清廷利益分裂,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也才有影響和瓦解清朝和儒家統治根基的問題。而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目的是賺錢,賺錢就要與中共合作。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都要給地方政府或者中共官辦企業50%上下的股份,雙方形成合作關係,讓中共坐收漁利。這樣的合作意味著外企與中共捆綁,外企從經濟上支持中共,中共從政治上支持外企,即共同支持和強化中共的統治。

因為經濟政治捆綁,西方對待中共的態度與對清朝的態度顯著不同,積極支持中共的改革開放。清廷和儒家試圖殺死外國傳教士,危害到西方列強的國民利益。彼時,傳教士在當時西方國家也是精英階層備受尊敬,而西方列強出於保護精英和國家尊嚴的態度,也要積極干預,確保本國傳教士的安全,所以清廷與西方列強矛盾不斷。而中共積極邀請外資進入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與外資捆綁,共同通過挖掘中國市場獲利,外資獲利後,對於西方國家經濟也有促進。另外,歐美國家已經極度世俗化,甚至自身開始反基督教,不再那麼關心傳教士的生死榮辱。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既然外資選擇與中共捆綁,歐美日等國家也積極支持中共,既支持中國加強對外經濟開放,又幫助中共強化對內統治。在歐美日的支持下,中國改革開放持續進行,不需要擔心因甲午戰爭而導致洋務運動失敗的境況。

然而,新問題的出現​​依然讓改革開放像洋務運動一樣陷入破產境地。從經濟角度,改革開放的根本是中共利益以及中共與外資捆綁後的外資利益,這種利益關係的根本在於只能利益越做越大,一旦利益減少,不論中共和外資都要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出現外資撤資。外資撤資過多會導致中共破產,進而引發歐美日各國對中國的再度敵對和封鎖。

危機的出現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當時中共立即說出“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真心話。隨即,中國以“四萬億”為代表的大規模鐵公基和房地產的建設帶動世界經濟的反彈,讓外資在中國獲取更多利益。最初幾年,中國經濟表現很強勁,受到世界各國的讚賞,西方各國甚至將中國視為拯救世界經濟的“救世主”。隨著房價暴漲和建築業過熱,中國通脹持續加大,導致中國組裝生產的成本急劇上升,加上人民幣不斷升值,血汗工廠利潤持續下降,進而虧損,再到關門倒閉或者外資工廠從中國撤出。血汗工廠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基礎即收入來源,絕大部分血汗工廠關門或者接近關門標誌著基礎收益急劇降低,與此同時基建規模過大,中共和外資企業仍然希望獲得更多的收入,也決定中國經濟的整體運營成本還在快速提高。兩者此消彼長的結果是改革開放基本破產。

破產意味著大量人口失去生存根基。洋務運動破產後,大量農民陷入極度貧困成為義和團爆發的社會原因。改革開放破產意味著血汗工廠在關門後大量農民工失去收入來源。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血汗工廠和大興基建後,大部分良田被佔或者被毀,糧價被壓低到種糧嚴重虧損。數億農民工既難以找到工作做為收入來源,又難以回農村種地,基本陷入兩難絕境。

城市經濟建立在血汗工廠基礎上,當工廠關門、農民工失業後,城市也同樣陷入全面經濟蕭條,城市工作崗位大量流失。不論農村人口還是城市平民,絕大多數已經陷入貧困之中。比清末更嚴峻的一個問題是,清末人口較少而良田數量多,大部分人能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而現代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破產,人們失業後面臨沒有收入來源沒有飯吃的生存危機。

在危機面前,教育和宣傳採取同樣模式,即轉移矛盾視線。洋務運動失敗後,清廷和儒家為了轉移矛盾,強調洋教和洋教士冒犯老天導致各種問題,​​引發民眾對洋教的仇恨。同樣,在中國血汗工廠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各種文化宣傳都強調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昇,前途一片光明,在血汗經濟轉差後,陰謀論開始出現,包括所謂的貨幣戰爭和美帝陰謀論。陰謀論雖然從形式上與嫁禍洋教有區別,但是本質上模式相同。在陰謀論大張旗鼓的宣傳下,不論中國的大多數高學歷中產還是農村的文盲老頭老太,都對帝國主義憂心忡忡。陰謀論的效果是直接引發民眾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激發出高度的愛國熱情。

在破產初期,愛國熱情表現不足。改革開放的破產方式與洋務運動的有關鍵不同。洋務運動經歷甲午戰爭,快速出結果,讓世界都目瞪口呆,沒想到中國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改革開放的破產則沒有特別的重大事件,而是緩慢經歷數年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人們一邊強調中國大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邊開始產生並積攢仇恨情緒。起初,人們大都忙於工作關注自己的小家庭和飯碗,對其他事情關注較少,只有學生和低收入無業遊民關心國家大事,時刻關注中國面對的世界問題。中日釣島之爭實施對日的仇恨宣傳鼓動後,也主要是不工作的人參與奉旨遊街打砸本國人擁有的日貨。隨著破產進程的深入,民眾的愛國熱情普遍日漸提高。

隨著破產的深入,新洋教的問題也日益突出。 21世紀時,雖然官媒全面宣傳大國崛起,民眾骨子裡依然崇洋媚外,新洋教開始興盛。從1990年代開始,少數權貴官員和知識精英開始出國和移民投奔美國,把美帝當作信仰。 2008年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歐經濟遭受重創,海外人員大量向中國回流,但這些人多數持有外國綠卡或者外國籍,僅在中國賺錢,心裡始終還把外國當作自己家。隨著血汗工廠經濟逐步破產,越來越多人移民、送孩子到國外留學並且轉移財產到國外,形成新時期的洋教。 19世紀時,基督教教民生活富裕是自身勤勞節儉致富,教民還生活在社會中,對周圍的經濟也有支持作用,義和團拳民能直接打劫基督教教堂和教民。而信新洋教的人,把在國內搜刮或者賺到的錢大量轉移到國外,家人也送到國外,自己在國內做裸官或者裸商繼續向外利益輸送,民眾既不敢打倒裸官和富豪,又無力越洋對新洋教信徒實施搶劫和屠殺,眼看著大量資金外流,內心越來越絕望。

2016年,愛國熱情高漲,義和團化基本完成。回顧1900年,山東直隸大旱,貧困農民無事可做,義和團隨之高漲;袁世凱治理山東後,山東農民向直隸流竄,雨水滋潤的地區可以種地需要勞動力,義和團基本消除。同樣道理,2016年春節後,血汗工廠倒閉潮進入高潮,大量實體商舖關門,相關服務業也陷入蕭條,大量人口無事可做。當人們既貧困又無事可做,需要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感情宣洩口,於是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南海仲裁後,人們本來只是對於裁決結果的反對,反對的態度也只有一個——要求打仗,只有打仗才能快速宣洩壓力,短暫忘記絕望。義和團化就此成型。

義和團化被引導後反美情緒爆發。南海裁決後,人們最初關注的主要是南海的區域範圍,心理還比較正常,隨後有人將摔碎或者坐折的蘋果手機放在網上,號召通過砸爛蘋果而反美。民眾叫囂打仗被官媒否決,民眾激情被壓抑,然而民眾並不敢反駁官媒指出官方太軟弱,反而在官媒的引導下轉向愛國反美。這種心理與義和團拳民完全相同:義和團拳民絕望之時,因恐懼清廷的酷刑和屠殺,不敢與清廷對抗,轉而與清廷合作為清廷提供暴民服務,以謀求自己的生存空間,奉旨做暴民後特別積極,比清廷行動還積極百倍。在官媒推動反美後,大多數中國人也像義和團拳民一樣,按照官媒的指引在網上開展大規模聲討活動,比官媒要求的更積極百倍,隨後民眾進一步積極行動,開始抵制蘋果和肯德基。

目前,義和團化反美是遍及全國的普遍行為。中國建立67年的過程中,前20年完全按照義和團模式操作社會運動,即1950-70年出生的人口習慣於義和團思維,對應之下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在1970-95年出生,在很大程度上遺傳和遵循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支持集權和反美仇外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中國目前仍然是大一統體制,沒有像清末的東南互保造成分割狀態,任何事件都很容易形成全國性熱潮。所以,不論從年齡還是地域,義和團化都極為普遍,再加上大量民眾陷入窮困和無事可做的狀態,一旦反美號召發出,迅速掀起熱潮。當然,民眾不知道的是,肯德基作為中國的外資企業有大量官方股份,當反美熱情牽扯到肯德基影響官方利益時,官方即刻出手打壓,讓反美熱潮迅速降溫。

反美熱潮的關鍵問題在於經濟破產和大規模失業。鑑於當前中國民眾的特點,大都處於自私羸弱孤立狀態,主要在網上叫囂,不是像拳民那樣快速在現實中組織再快速在地區之間連接成片,很容易操控也很容易打壓,不用擔心像拳匪一樣大規模作亂。反美熱潮的形成反映全國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義和團化,而其中的關鍵是經濟破產和大規模失業,導致貧困、無出路和無事可做,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快會演變成現實中的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生存鋌而走險,不惜偷盜搶劫殺戮等。如果能解決破產和失業問題,義和團化自然消失。

但是,從經濟視角看,目前的趨勢則是倒閉破產速度更快,失業繼續加劇,民眾更加窮困,越來越多人面臨生存危機。義和團化表現出的網絡暴民特徵正在快速演變為現實中的暴民現象,社會崩潰正全方位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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