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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使我們團結 - 智利的教會與政治

2017/6/2 — 14:18

1964年成為總統的智利基督徒民主黨黨魁 Eduardo Nicanor Frei Montalva(資料圖片)

1964年成為總統的智利基督徒民主黨黨魁 Eduardo Nicanor Frei Montalva(資料圖片)

一提起拉丁美洲,我們就聯想起1960年未出現的解放神學。然而,解放神學在不同地區有各自發展,不是鐵板一塊。數月前,我曾以羅梅洛總主教(Oscar Romero)為核心介紹薩爾瓦多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因身在智利,我趁機回顧智利的教會與政治關係。

智利走過的路

1818年,智利從西班牙獨立。跟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智利的獨立是在智利西班牙後裔與效忠於西班牙政權者之爭,與原住民權利無關。所以,智利的獨立只是權力轉移,不牽涉財富分配和權力架構的基本改變。例如,1833年的新憲法就賦予總統有絕對否決權。當然,獨立也代表新身份的誕生,並由這身份帶來政治和經濟的轉變。至於智利與羅馬天主教關係,1925年新修訂憲法訂明,羅馬天主教沒有官方地位。雖然羅馬天主會對智利在1920年代末至1950年代經歷多次政變和政治的不穩定採取中立態度,但信徒在政治上是活躍的。於1938年,從與羅馬天主教有密切關係的保守黨分裂出來的青年天主教知識份子組成Falange Nacional 政黨就是一例。雖然Falange Nacional 政黨因其相對地進步而導致它與保守的羅馬天主教有一定張力,但它承認基督教價值,並與教會保持一定關係。1957年,Falange Nacional 政黨與其他小型的基督徒社會團體結合,組織基督徒民主黨(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這新政黨採納較中庸和包容的政治立場,其中包括接受羅馬天主教社會訓導,即人的尊嚴、社會與政治民主、經濟多元主義等。於1964年,其黨魁Eduardo Nicanor Frei Montalva獲選為總統,並以「在自由中的革命」為口號推動社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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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Eduardo Nicanor Frei Montalva帶有理想改革,但黨內對於其改革步伐有不同意見。傾右的不滿意他在全國推動的工會化和新增的物業稅,受古巴革命影響的傾左的積極動員工人階層。黨內張力使他的「在自由中的革命」難於落實。最終,基督徒民主黨經歷分裂,有成員加入另一以社會主義為核心的 Unidad Popular政黨。在1970年大選, Unidad Popular獲勝,而其黨魁Salvador Allende成為世界第一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者總統。上任後,他推動土地改革和國營化,但後者得不到中產階層支持,並受外資撤出的威脅下,最後導致國內嚴重通漲。1973年9月11日,受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下,Salvador Allende被推翻,而他自殺。其繼承人Augusto Pinochet將軍,展開為期17年的獨裁統治,其中他對人權侵犯受國際社會注意和譴責。1989年12月選舉,Augusto Pinochet落敗,並下台,但他仍保留三軍總司令職位,直到1998年。智利真相委員會指出,在Augusto Pinochet統治期間,被殺人數超過3000人、受酷刑對待人數接近3萬、逃亡者有22萬。於2010年,智利政府落成回憶與人權紀念館,詳細紀錄Augusto Pinochet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若1970-1990年智利重要的政治轉捩點,羅馬天主教的角色又如何?我嘗試從三方面探討,分別為智利與解放神學(1970-1973)、羅馬天主教與受害者的關係、羅馬天主教與政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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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與解放神學

相對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智利在1950和1960年代經歷的經濟困難並不太嚴重,因為政治上,民主選舉仍有效。但自社會主義政黨上台後,於1971年4月,80位神父開發表聲明支持社會主義(Cristianos por el Socialismo),認為社會主義能克服社會不公平,而資本主義是剝削貧窮者。他們呼籲基督徒應與馬克思主義者有策略聯盟,並支持新政府,使社會主義落實。要留意的,這80位神父聲明的神父大部份來自智利以外。有批評者指他們來智利建立其烏托邦,但事實是,他們多年來已在貧民區進行牧養。於1972年4月,他們舉辦第一屆基督徒支持社會主義議會,意大利藉神父 Giulio Girardi說,

美德琳(Medellin)是在洲際規模下,表達主教的兄弟情。聖地牙哥也是洲際規模,表達基督徒覺醒的更新。這更新是基層的基督徒群體。[1]

因當時智利是社會主義政府,所以,這80位神父的聲明沒有構成他們人生安全,並成為其他拉丁美洲地區解放神學與社會主義共同發展的推動力量。對於這80位神父的聲明和呼籲,智利主教們指出教會是以貧窮人為優先,但對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選擇,智利主教們認為這應留給信徒自己選擇,教會不需要有立場。教會責任是鼓勵信徒以基督教社會價值行事為人。主教們警告,社會主義的執行者是馬克思政黨,而這往往導致專權主義。此外,主教們也批評神父在聖職與政治上角色的混淆。

可惜的是,智利的社會主義政府只執政三年就被軍事政變推翻。所以,80位神父的聲明和呼籲無法得到驗證。再者,獨裁政府不是資本主義的延續,所以,80位神父倡議的社會主義並不適合回應Pinochet 政權。說回來,80位神父的聲明帶出一個重要課題,即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第一,梵蒂岡對解放神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懷疑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但這跟智利的實際經驗是兩回事。一方面,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勝出是民主選舉的結果;另一方面,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是政變的受害者。這跟當時東歐洲的社會主義是兩種不同經驗。第二,梵蒂岡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不應只限於馬克思主義,反而應被視為針對一切將基督教認同任何一種政治理念的批評,包括將基督教等同民主。當然,若80位神父的聲明可以多說明,社會主義只是一場歷史企劃,有其需要,也有其限制。同樣,梵蒂岡可以更包容性對待解放神學。(留意:1984年,梵蒂岡發表對解放神學的立場。[2])這或許可避免梵蒂岡與解放神學的張力。

教會與受害者團結

在獨裁統治(1973-1990)期間,1973年10月,由不同宗教成立尋求和平普世委員會(Comite de la Paz),其目的是為受害者提供食物和醫療。後來,因人民受政治迫害,它提供法律支援,並設立避難所。1975年12月,在政治壓力下,它終於解散。於1976年1月,羅馬天主教會成立團結牧養部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延續尋求和平普世委員會工作。它主要工作為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提供法律、醫療和人道協助。其法律部門善用國家法律和國際法為政治犯辯護,保護他們免受不合法驅捕,並調查暗殺、酷刑和失縱等個案。它建立醫療中心、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合作社、提供基本教育和工作訓練活動,並向貧窮社區提供技術和借貸。此外,它資助藝術工作坊,以針織(Arpilleras)幫助受害者及其家屬表達他們的感受[3],從中他們可以得到醫治,並將暴政消息向外宣告。它出版雜誌,內容包括招聘、營養和失蹤人口和被捕報導等。雖然它受政治上很大壓力,但在羅馬天主教支持下,它仍努力工作。自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並其他民間團體相繼出現後,它於1992年12月結束其工作。

有別於解放神學,團結牧養部沒有甚麼嚴謹神學理論,只以路加福音十25-37有關好撒馬利亞人故事為基礎,與受害者同在,不但包紮他們的傷口,更協助他們說出他們的故事。團結牧養部向我們見證:第一,它透過與受害者同在和對貧窮人充權等方法與政府對抗,而不是直接政府對抗。因羅馬天主教在社會仍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它在政治壓力下仍可生存。然而,這不等教會就會很自然承擔這責任,因為它仍要付一定代價。第二,教會是否可以扮演日後的復和角色往往在於它是否成為一個值得被人信任群體。它促進基督徒民主黨與社會主義黨合作,贏取1989年選舉。如何成為值得被信任在乎跟人民是否共同憂患,並願意為人民付出。這是團結牧養部的成功。第三,教會認識它的角色跟其時代有關。雖然我不是說,世界為教會提供議程,但教會使命不是單純一個神學,而是在歷史中體驗。有時激進、有時退出,這關乎對時代的認識。

教會與政黨

上面已提及基督徒民主黨與羅馬天主教有一定關係。這是智利很獨特經驗。在獨裁統治期間,基督徒民主黨積極反抗Pinochet政權。它從最早期的進步思維,後在執政期趨向保守,但在反抗獨裁政權時,回復它的進步,甚至更進步。就著教會與政黨關係,有數點值得留意:第一,傳統上,羅馬天主教會傾向與政治保守政黨較有密切關係,但在智利,羅馬天主教逐漸跟較進步的基督徒民主黨有密切關係。當然,這不代表基督徒民主黨必然要認同所有羅馬天主教的價值,尤其性倫理(這是2000年後的課題)。但在獨裁統治期間,羅馬天主教與被打壓政黨走近,爭取公義和人權是可理解的。第二,宗教必然有保守力量,在智利也不例外。1983年成立的獨立民主聯盟(Union Democrata Independiente)的主要成員來自Opus Dei,並支持Pinochet 的獨裁政權。他們主要來自城市、在Pinochet經濟改革產生的管理和商業精英。雖然獨立民主聯盟從不公開表示它跟宗教的關係,但它反映羅馬天主教中的保守力量。第三,這兩個政黨皆有明顯發展。基督徒民主黨傾向得到社會改革者支持,而獨立民主聯盟傾向得到經濟精英支持。[4] 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地區。那麼,將基督宗教信仰與某種政治立場連繫並不如想像中必然,但教會可以是一個平台,以信仰為基礎,邀請不同政治立場者進行對話和反省,讓人可以超越個人政治和經濟階層的影響。

總結

引發寫這文章,主要因我參觀了設於聖地牙哥的回憶與人權紀念館。教宗方濟(Pope Francis)說,與受害者的團結是「血的合一」(ecumenical of blood),而合一就跟回憶分不開。在回憶,我們跨越了歷史、地理和種族,與死難者和受害者同在;在回憶,我們的人性被呼喚、對不公義造成傷害更有感覺,並對人的尊嚴有更深體會;在回憶,我們被挑戰對他者的承擔。在智利這邊的回憶帶我回到對1989年6月4日在中國的回憶。這文章就是以回憶開始,以團結完成。

 

注:

[1] David Fernandez, ‘Oral History of the Chilean Movement ‘Christians for Socialism’, 1971–7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4 (1999): 2, 288;[2] [3] [4] Juan Pablo Luna, Felipe Monestier and Fernando Rosenblatt, ‘Religious Parties in Chile: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and Independent Democratic Union,’ Democratization, 20 (2013): 3, 91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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