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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具有道歉的責任: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

2017/10/6 —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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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肯智,台灣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碩士生】

代表道歉

一個國家的元首代表一個國家道歉,這是什麽意思?在民主體制底下,這個問題似乎只容許這樣的答案:這個國家的人民每一個都某種程度上參與了某項加害事件,基於它們有責任向受害者道歉,但出於實行上的困難,這個國家的人民只好授權這個國家的元首,由它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民向受害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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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 Willy Brandt 在一群記者和官員的圍繞下,在華沙猶太抗爭紀念碑前擺上悼念的鮮花後毫無預警地下跪。從那天之後逐漸形成的主流意見是,這一下跪行為是代表西德籍人或甚至日後的德國籍人向 1943年反抗納粹而被遣送到Treblinka集中營殺害的受難者道歉。這種國家元首代表人民道歉似乎常被視為轉型正義的工程中重要甚至必要的環節,我們似乎都默認了被代表的人民確實具有道歉的責任。那麼回到Brandt下跪的例子,被他代表的西德籍或日後的德國籍人真的都有責任向那些受害者道歉嗎?

道歉責任的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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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到最原始的直覺。我如果受傷害,加害者最低限度應該要做的,就是向我道歉。那麼加害者家屬有沒有責任向我道歉?我認為答案很直接,沒有。理由也很簡單,因爲他就不是加害者。如果加害者家屬在遇到受害者時誠心承認加害者的行徑不合乎道德,並且從來沒有因爲受害者的受害而獲利的話,則他就沒有責任向受害者道歉。就算加害者已死、死之前也從來沒有向受害者道過歉,加害者家屬也不可能基於自己從不曾做過的事具有向受害者道歉的責任。

在這裏我們須留意的是,加害者家屬或許會有向受害者道歉的意願,但這仍不表示加害者家屬具有道歉的責任。道歉的意願與道歉的責任兩者在概念上可以區別。前者出現與否最終可以僅僅涉及個人的意圖;後者出現與否則還須要考慮到超越個人意圖以外的其它外在因素。讓我們初部接受這一項道歉原則:一個個體加害另一個個體是前者有責任向後者道歉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在某種意義上,加害者家屬其實也是受害者。如果他正確認知到加害者的犯行的話,他自然要適當地修正對加害者的認識、認同、接受與保留程度。他已經不能夠像過去那樣接受加害者了。很難免地,在很長的時間內,其內心會須要經歷一番痛苦的掙紮、其行爲乃至整個生活方式會產生轉變。這種轉變大概主要來自於與加害者相處方式的轉變、對加害者的認識與判斷的調整,這包括調和新舊認識之間所產生的張力與衝突。而且在某些時候,例如面對受害者時,加害者家屬有必要明確表達出對加害事件的不贊同、承認其中不合乎道德之處。有必要的話,他甚至必須譴責加害者,譴責一個有可能是他一直深愛著的人。而這些對他來説,都是極度爲難乃至痛苦的。 在上述種種意義下,他是一個受害者。

如果連加害者的家屬都不具備道歉的責任,那就更不用說一個與整起加害事件毫無瓜葛的人。所謂毫無瓜葛是指此人不僅不是加害者的家屬、既沒有參與也沒有旁觀整個加害事件、甚至在整個加害事件的開始直到結束都毫不知情。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當然更不會具備道歉的責任。

道歉責任的錯覺

透過上述分析所界定出的有關道歉責任的討論框架,來檢視稍早的問題:被Willy Brandt代表的西德籍或日後的德國籍人都有責任向在Treblinka集中營被殺害的受難者、或向更一般的二戰受難者道歉嗎?答案呼之欲出。即便退一步,我們假設二戰時全德國籍人或者積極參與、或者消極默許當時的各種反人類罪行為,1945到1970年之間出現的德國籍人至多只能是這些加害者的家屬(假設這段期間沒有人移民德國的話)。根據前面的分析,他們都不具有道歉責任。所以到了1970年至少有部分的西德籍人是不具備道歉責任的。事實上這個假設當然不成立:親身經曆二戰的Brandt本人,就是一個當時反對納粹以至要流亡挪威的德國籍人。後來他又逃到瑞典,直到1946年才回到柏林。有類似際遇的德國籍人肯定不是只有它一個,就連他們自己,何來具有向在Treblinka集中營被殺害的受難者、或向更一般的二戰受難者道歉的責任?

這群人在1945年後所生下的孩子自然就是前面所提的,與整起加害事件毫無瓜葛的人。他們沒有責任道歉卻被代表向受害者道歉,這中間自然涉及了不正義的成分。本文關心的是那些被代表道歉卻沒有責任道歉的人當中,出現確實認知到自己具有道歉責任的人。基於前面提到的道歉原則,由於他們並沒有道歉的責任,這樣的認知就只能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慎重歸屬道歉責任

但是,這樣的認知出現在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身上,對許多人來說好像是一件很可以接受、或甚至值得肯定並且可以拿來借鑒的事。要知道,道歉責任的歸屬必須極為慎重。問一個人是否應該要有道歉的責任,答案只能是"應該有"或"沒必要",而不能像是問一個人是否應該具有跳恰恰的能力那樣,答案是"都可以,無所謂應不應該"。所以,勉強撇開前面提議的道歉原則,如果我們要同意每個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都有責任道歉,那就等於是同意他們應該要有責任道歉,而不是"都可以,無所謂應不應該"。

歸屬道歉責任的雙重標准

繼續撇開前面的道歉原則。如果追問這群人,即同意他們應該要有責任道歉的人:那麼在1945年之後出世的非西德籍且非後來的德國籍人是否也應該具有道歉的責任?我相信他們大部分的答案是沒必要。若是如此,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針對同樣一個事件(二戰),同樣是在1945年後出世的人,為什麼這些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他們就應該具有道歉的責任,而非西德籍且非後來的德國籍人卻沒有道歉的責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落差、這種雙重標准?

這種雙重標准源自於對轉型正義的典型誤解。即認為有責任參與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的人就只有該國家的人民。而且無論是否有參與相關的加害事件,罪惡感、歉疚、虧欠、悔悟、等任何類似的感受,都要不同程度的降臨到每一個當時和未來的人民身上。反之,如果不是該國的人民,則完全無須背負這些感受、也沒有責任參與該項轉型正義工程。這項轉型正義的工程對該非國民而言頂多作爲參考借鏡之用。這種誤解極度廣泛,其趨勢明顯只有越來越嚴重。我幾乎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問:為什麼一個個體的國籍會是它有沒有責任參與轉型正義工程須要被考量的因素?

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

將國籍作爲考量最終只會造成道德標準不一致的扭曲結果。於是,德國籍人背負沉重的罪惡感無不正當之處;與此同時,非德國籍人將二戰當作是它人的事也無須受到嚴正的批判。對於前者,是轉型正義轉過頭;對於後者,則是轉型正義轉不夠。這都源自於我們對轉型正義的理解出現偏差。看來我們不只須要轉型正義,我們還須要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如何才算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取得平衡,是在幾乎不可見的未來裏轉型正義工程勢必要面對的挑戰。

將國籍這項因素抽掉,則對於誰該參與哪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就可以非常直接了當、首尾一貫。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有責任參與每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這個想法要求我們要嚴密地參與與監督每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而不是將某些工程排除在外當作是其它群體的責任而非也是自己的,然後只有在必要時才將"別人"的工程不加反省地作參考借鏡之用。

另外,我們也因此可以毫無窒礙地恢復前面所提的道歉原則:一個個體加害另一個個體是前者有責任向後者道歉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依據這個原則,Brandt本人就沒有責任向受難者道歉。而且,它代表西德籍人或未來的德國籍人向二戰受難者道歉是不正當的(如果這項他下跪的解讀是他本意的話),因為被代表的個體當中肯定不是每個都有道歉的責任。再一次的,這是轉型正義做過頭的例證,並且須要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未來,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項道歉行爲、指出其過當之處。

有人可能會反對說,其實當時西德政府對受害者的賠償還不足夠,西德籍人在Brandt下跪之際仍從二戰時期的加害行爲獲利,所以某個意義上其實西德籍人還在持續加害受害者、甚至在加害受害者家屬,所以它們一律都有道歉的責任。那更好。因爲緊接著這項反對要問的就是,西德政府怎麽處理這件事?當時有誰知道西德政府的賠款不足?有沒有人因此發動抗議?發動了什麽樣的抗議? 發動抗議的人如果從一開始就積極拒絕使用這項從二戰獲得的利益的話,仍舊還有道歉的責任嗎?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引進這項反對的結果,只會迫使我們進入到更複雜更細致的究責問題上,這項反對的用意反而比較像是願意遵守該道歉原則、並且也不違背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有責任參與每一項轉型正義工程這一想法。與此同時,卻會加倍凸顯出用國籍去圈定誰有責任參與轉型正義誰有責任道歉這種做法的粗暴。

正義與轉型正義

上述關於道歉的討論其實都無須緊扣轉型正義的議題才能展開。國家元首是否應該道歉以及爲什麽道歉這類問題只是比較容易從這些議題裏浮現出來而已。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與其可能的解答最終依賴的其實還是我們的正義觀或對正義的直覺。轉型正義議題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我們碰上了法律問題:轉型前的政府人員從事迫害人民的行為是符合當時法律的,轉型後新政府究竟可不可以依據新的法律去制裁轉型前的政府人員?如果轉型前後所使用的法律沒變,那就是轉型前的政府人員過去雖然犯法卻沒有受到制裁,這時可能就會有法律追溯期的問題。所以為了依法討回受害者的公道,就再也不是尋常法律可以解決的,而必須事先更根本地檢視法律的基礎,這連帶地在檢視我們的正義觀,畢竟法律就是在落實我們的正義觀。轉型正義首先是法律的問題,但追根究低卻還是正義的問題。

既然最終是正義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應該關心每一項轉型正義。正義的追求要求普遍性,任何具備良知與理性的個體先天具有追求正義的資格與傾向。一個個體是否具備良知與理性跟這個個體屬於什麼類別幾乎沒有關系。也就是說,追求正義跟這個個體的物種性別性傾向國籍種族民族國族,甚至與它是否是機器人通通都沒有關系。對正義的追求絕不是為了界定什麼是人,更加不可能是為了界定某種民族,這無疑是跟正義的內涵背道而馳。追求正義又同時堅持民族主義的,其思想始終是一片錯亂。

最後,本文連同題目幾次提及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只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視覺效果"、危言聳聽,而非真的要提倡"後設"的轉型正義。就像正義這個概念一樣,我們對轉型正義的認知只有透過不斷地實踐才會逐步趨近清晰與融貫。所以我們本來就在不斷地修正這項認知,而無須某種徹底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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