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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殺人於無形

2017/7/11 — 20:41

圖為作者何秀蘭與大愛同盟成員及其他友好去年出席支持同志平權的行動。

圖為作者何秀蘭與大愛同盟成員及其他友好去年出席支持同志平權的行動。

【文:何秀蘭】

24歲,生在男性身體,覺得自己是女生,曾經入讀中文大學,算比同輩人順利,卻表示因「不入流」感到痛苦,本已排期進行性別更改手術,在7月8 日下午選擇結束生命,不用再面對他人奇異的目光。是的,歧視可以殺人於無形。

我也曾經不理解跨性別、性別認同。從大多數人願意對公眾披露的性別文化學習,又怎會知道世上原來有少數人活在黑暗衣櫃最隱蔽的角落?為什麼這少數中的少數比同志更害怕將真我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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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親眼見到跨性別人,約在三十年前,我到紐約總公司開會,晚飯後,與同事步行返酒店。街上一位高佻時髦女子在街燈下停步,手扶燈柱,一隻腳從纖長的高跟鞋抽出,相信是新鞋仍未適腳。當我與女子擦身而過的時候,借著燈光,才看到一張尷尬的男子臉龐。心中閃過第一個念頭:我做女人也不肯受高跟鞋這等酷刑,這男子為何自討苦吃?就有這些奇怪的人深宵才會出動。我的表情雖未至於鄙視或驚嚇,但多輕微的一絲訝異,也夠難受的。

從2000 年開始,我接觸同志群體,協力推動平權,慢慢從 LG(Lesbian & Gay) 擴闊到 Transgender,認識跨性別朋友,才開始認識心理上性別認同與身體生理錯配的痛苦。除了當事人討厭自己軀體的苦惱,還有不獲家人接受,旁人的訕笑嘲諷,甚或欺凌帶來的痛苦,旁人根本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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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跨性別人要過的第一關,也往往是最難過的一關。父母都想子女出人頭地,或起碼,健康快樂,無風無浪。就算接受子女與生理身體相反的性別認同,也因為擔心子女被歧視,而希望子女放下或隱藏不能認同身體生理性別的取向,以為隱藏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殊不知這是最深的傷害。

曾經有一位反對性小眾平權的婦女語重深長地說:「何秀蘭,到你個仔係同志,你就知。」當時我家小朋友年紀尚小,未到性認知年齡,我確實沒有答案,亦正因我未知他的性取向,如果我能夠盡快消除歧視,萬一他是同志,也可以快樂過活,不會被社會遺棄。

改變社會容易?還是改變子女的性別認同、性傾向容易?我相信是前者,並且,改變社會來得更有意義。因為無歧視的社會不單令一家一戶的子女得益,更惠澤所有人的子女,將來世世代代的子女也不用惶恐終日。但不少父母以為改變家中一個小朋友比改變社會容易,沒想到或會令他們永久失去子女。

2013年,我到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人權狀況進行的聽證會,一行十多人「佔領」了食堂一角,用聯合國 wi-fi 趕做網上新聞發佈。一位標緻的華籍女子坐下跟我打招呼,他鄉遇故知的樣子,但我完全記不起有這麼漂亮的女生曾經幫手助選,直至我看到在粉紅色毛衣領口上男生喉頭才有的軟骨,才猛然想起 95 年那個同名同姓的腼腆中七男生。她沒有細訴辛酸,只暗示二十年間發生了很多事,唸完了博士學位,但不打算返回香港了。是家人還是香港這個歧視性小眾的社會令她不想回家?

W 小姐就政府不接受她註冊結婚進行司法覆核,上訴至終審法院,終於上訴得值。2013 年,法院裁定政府須接受已經改變性別的W 小姐註冊結婚,並於一年內修訂相關法例,長遠而言,應參考英國的「性別承認條例」Gender Recognition Act 制定改變性別身份的法定程序。

我相信法官的出發點是透過立法善待跨性別人士,可是政府及後提出的修訂卻反其道而行,修訂文本規定只有完成全套連串切除,或加上性器官手術,才可得當局承認為已改變性別,包括切除陽具、植入人造陰道,在改變為男生的情況,則要加上徒有外貌相似、但功能不能相同的陽具。雖然跟進性小眾平權多年,我還是第一之聽到跨性別朋友詳細講述變性手術過程的風險與煎熬。原來旁人對跨性別人的了解竟是如此貧乏,但有誰願意向其他人剖白人造陽具其實只是一條加在體外軟巴巴的肉?

審議草案期間,我們邀請了醫學專家出席會議提供專業意見。感謝吳敏倫教授為議會、也為公眾詳細解釋:對生理性別不安的程度因人而異,有些人須得去除所有性徵才得到安寧,有些人服用賀爾蒙,令全身毛髮、聲音、皮膚改變之後,已可以消除對生理身體的厭惡;而全套切除及植入手術複雜,對生命存在相當風險。

但政府拒絕放寬要求,令跨性別人須冒生命危險,接受形同酷刑的程序,才可獲得法律承認新性別。

反觀英國的《性別承認條例》就合乎人道得多。法律賦權一個包括醫護、心理學等專業人士的委員會審查申請改變性別的個案,申請者須服用醫生建議的藥物,並以新性別 Acquired Gender 身份生活兩年,經委員會審批同意,便可以獲得法律承認的新身份。

立法機關的責任,本應是以知識為本的基礎,考慮情理,以法律保障所有市民。很遺憾,因為這項法例修訂關乎生死註冊與婚姻註冊的運作,落在管轄這兩個部門的保安局手上,該局的主要工作與紀律部隊相關,主權移交之後,更日趨以法治人,相關官員對性別認同的了解近乎零,遑論通情達理,於是訂下不合乎人道精神的法律框架。一貫反對保護性小眾的議員如梁美芬,更將討論集中在跨性別人使用公眾洗手間及泳池更衣室時,可能引起其他人不安,甚至恐慌,並以此為反對修訂的理由。

對不常見的事情產生驚訝,甚至驚嚇的反應屬人之常情,間中在街上碰到色素失調的人,身體滿佈白斑,或黑痣,又或臉上長滿肉瘤,小朋友總禁不住好奇,多望兩眼,只要成人好好解釋外貌的成因,沒有趁機出言恐嚇小朋友,將不尋常外貌講成為不聽話的懲罰,便可以避免歧視。同樣,跨性別人在洗手間或更衣室的地方,讓其他人見到可能從未見過的身體結構而引起不安,或未切除陽具的跨性別人在女更衣室出現引起誤會,立法者都可以理解,亦有責任理解,但這些情況一點不難解決,只要設立供小數人士使用的第三性別洗手間及更衣室,增加私隱保護即可。反對平權的議員借市民的不安反應為拒絕保護跨性別人的藉口,只是掩飾他們由不了解而生的恐懼,由恐懼而生的橫蠻。

當跨性別人發現心理與生理性別不協調,當事人的不安與恐懼比誰都要強烈,需要時間梳理,認識一個以前未認識的「我」,還要莫大勇氣才會啟齒求助。運氣好的少數,得到家人諒解支持,更多人只能成為被家人嫌棄的孽子,獨力面對生活上的困難。

為避免他人奇異的目光,跨性別人自動禁足於公眾泳池更衣室,在公眾地方出入洗手間,選擇關上門的廁格,這是在能力範圍內可以處理的問題,但在取得正式改變性別的身份證之前,拿著一張註有與外表打扮相反的身份證明文件,找工作委實十分困難,容易陷入經濟困境,處理的難度大得多,亦不是憑個人堅毅可以解決。在香港現行的制度,就算完成全部手術程序,取得新身份證,出世紙仍是改不得。遇上須要用出世紙證明身份的程序,如申請移民,又是另一番折騰。

也有極少數的不幸嬰兒出生時,性器官有雙重性徵,以往由醫生按性徵強弱,建議父母同意切除較弱的一部份,並在孩子成長期間,進行多次相關手術,但孩子進入青春期才發覺心理性別認同恰恰在被切除的一邊,就是一宗人間悲劇。香港有勇敢的細細老師不怕旁人歧視的眼光,親身表白出生時被選擇了一個性別,引致她前半生悲慘遭遇的真實故事。我敬重細細老師的勇氣,為有相同苦難的孩子發聲,但社會的氛圍仍然令有相同遭遇的孩子躲在暗角飲泣。加拿大已經有政策為雙性嬰兒成長提供跟進服務,保護他們的身份,免在學校受欺凌,待心理性別認同成熟之後,才由當事人選擇性別,香港政府會為不幸的少數設保護網嗎?

為什麼跨性別人覺得無法融入主流?為什麼才24 歲便選擇結束生命?我們過去做了什麼造成跨性別人的困苦?我們今天可以做什麼去減輕跨性別人的不安?讓他們不用活在被歧視的恐懼之中?

拒絕保護少數的人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理由,認為少數應該去除或起碼隱藏與大多數人不同的部份,不要令其他人不安。然而,相比於梁美芬等人描述更衣室內的不安,跨性別人的惶恐更需要關懷,更需要以修訂法例提供恰當的保障。何況,大多數人的不安可以透過增加了解去消除,並且以仁愛關懷維持大多數人與小眾之間的關係。如果因為部份人不肯踏出一步去關懷接納,反為假大多數之名企圖消滅與生俱來的差異,這絕對不是建立社會秩序令所有人和平共存的原意,而是多數人的強權。

香港保障人權的困局多了因無法建立民主政制而來的複雜。金融經濟活動令我們成為國際都會,接觸到多元文化,資訊流通相對自由,較注重保護人權,追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政制卻遠遠落後。多年來的民意調查顯示,已有過半數市民支持立法保護性小眾,政府和議會卻仍然由政治保守的少數控制,無法推動多數市民支持的政策。政府將不同意見包裝為社會撕裂、社會矛盾,其實是執政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矛盾,執政者背離了社會的訴求。

改變制度從來不容易,在未能修訂法例之前,我們多一分關懷接納,可以讓跨性別人多一分希望勇氣,等待黎明。這是大家份內都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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