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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太平洋島民,何以抗拒「氣候難民」標籤?

2018/4/23 — 14:47

2016 年 2 月 7 日,颶風溫斯頓 (Cyclone Winston) 吹襲斐濟,為有紀錄以來南半球最強的熱帶氣旋。「那天下午大約二時,雨勢和風力已經很強,呼呼作響。然後,一陣暴風朝我們的村莊吹來,整整持續十分鐘。」 53 歲的 Maleli Dakui 在他的屋內指一指本與客廳相通的另一端,續說:「我們躲在桌下,看著房子有一半被吹走,包括屋簷與木製的牆壁。」如今這半邊房屋只剩下敗瓦與尚待搭建的建築物料。「那本來是我父母的老家,我在那裡出生、成長。」

Dakui 是斐濟主島北部拉省 (Ra Province) Rakiraki 行政區其中一條主要村落的村長,颶風登陸一刻的景象,在他腦海中依然歷歷在目,「十分鐘的暴風過後,接下來是短暫的靜止,空氣一片死寂。鄰居們開始慢慢步出房屋,視察彼此是否安然無恙。然後暴風就從另一個方向開始迎面吹襲,幾乎把村子裡僅餘的建築物殘骸都吹走。整條村夷為平地,我晃眼就能看透所有人身處何方。」在溫斯頓登陸前,他與家人已把所有必需品收好封存,但颶風過後,他才深切明白災後的生活如何困難重重。「我們所有農地與作物都沒了。」在全村 81 楝民房中,僅有 10 戶僥倖未毀。

在政府展開重建支援的同時,村民世代而來的生計亦面對著另一項長遠挑戰。 Dakui 說,隨著升溫持續、雨量減少,夏季顯著縮短,芒果收成季不復再現;斐濟人歷來的主食作物芋頭亦因升溫而無法再大量耕種,村民唯有在三年前開始改種木薯與蕃薯。反常氣候甚至令斐濟的傳統飲料卡瓦酒 (Kava) 也大受影響:在過去短短兩年間,卡瓦酒的原材料胡椒樹根莖的價格,也因收成大跌而幾乎激增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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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Dakui 知道,他們畢竟尚算是較幸運的一群;這只是斐濟以及眾多太平洋島國面臨的處境一瞥。過去數年間,國際媒體紛紛將焦點放在受水位上升威脅的島國社群,「氣候難民 (climate refugee)」一說不脛而走。特別是馬爾代夫、圖瓦魯 (Tuvalu)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和基里巴斯 (Kiribati) 均有逾九成國土僅高於水位五米,不少沿岸社群需要加建屏障、或往內陸遷徙,甚至要考慮移居外地另覓家園的終極方案。

在 Maleli Dakui 的村落裡,不少民房仍然重建無期。

在 Maleli Dakui 的村落裡,不少民房仍然重建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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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resort

即使是暫未有即時沒頂危機的社群,問題一樣複雜而嚴峻:除了反常氣候影響傳統耕作外,在地勢較低的社區,水位上升令土壤鹽份增加,影響地下水與農作物種植等日常生計所需;還未計日益頻繁、破壞力更大的極端氣候現象所帶來的災害。是故,去年底在德國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由太平洋國家斐濟作主席國,為氣候大會以至相近規模的國際會議開創先例,其意義正在於突顯氣候變化的公義向度與應對的迫切性。然而對島民來說,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已無一不在威脅傳統生計,對比之下,甚麼 1.5°C 、 2020 年減排目標都是離地空言。

儘管島國的處境漸受國際關注,不少島民對「氣候難民」的標籤抱持異議。首先,對很多有深厚文化傳統與社群紐帶的島民來說,遷徙意味著既有生計與生活方式的割離。去年在波恩氣候大會上,來自圖瓦魯 Funafuti 環礁的村長 Silliga Kofe 就在其中一節座談上表示,「到了缺水缺糧的那天,遷徙會否是唯一之途?然而問題是我們的文化……不論是捕魚、舞蹈、手工藝,這些文化都會告之失去。大部份圖瓦魯人都不願離開,官方政策方向也如是,因為我們知道在別國的生活不會是理想的。」

「太平洋島嶼氣候行動網絡 (Pacific Island Climate Action Network, PICAN)」代表 Genevieve Jiva 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強調,遷徙必須是不得已的 last resort :「我們始終要盡力保護我們的家園、生計、文化……那畢竟是祖先的土地。想離開的人應該有權利離開,不想離開的人我們應該要確保處理公平公正。」

「氣候遷徙」缺乏法規配套

但氣候危機迫在眉睫,別無他法的島民只會越來越多,那麼選擇遷離家園的人,又當如何是好? Jiva 認為,「看待這個問題的前提應是『有尊嚴的遷徙 (“migration with dignity”)』,即確保他們移居後能夠利用自身能力貢獻當地社群,而不是被視為社會的負擔。這就必須有充份的政策配合。」

去年十一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由斐濟出任主席國,會場中展出一艘斐濟傳統漁船。

去年十一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由斐濟出任主席國,會場中展出一艘斐濟傳統漁船。

為此,紐西蘭政府月前已宣布,將研究為太平洋島國公民引入特別的移民簽證。不過,目前國際法學界對「氣候難民」的法律基礎尚未有一致共識,紐西蘭暫時恐怕是孤例。關鍵在於,「氣候難民」的概念涉及多個法律領域(包括環境法、人權法、難民法),加上學界現時缺乏具研究實證支持的數據,來預測受水位上升影響而須遷徙的人口規模與增長趨勢,令定義與釐清權責異常困難。國際公民社會組織聯盟 CIVICUS 秘書長 Danny Sriskandarajah 去年十二月在斐濟蘇瓦舉行的「國際公民社會周」上就特別提到,現時並非重啟 1951 年簽訂的《難民地位公約》談判的恰當時機。

再者,「氣候遷徙」或「氣候難民」之說,在敘述上容易淪為某種將島民簡化成弱者的廉價宿命想像,忽視了不少島國自存自救的應對努力。 Kofe 在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就解釋,「當我們談及『難民』,肇因一般都是政治的,例如戰爭、或是政府在殺害他們;但如果談及『氣候難民』的情況,那原因是我們都沒有去做應做之事……現在我們正努力在內陸加建土地,應對升高水位。我們不想成為沒有國籍的人。」

有島民更擔心,這種厚此薄彼也有另一種現實影響:若國際社會將重心放在跨國遷徙,主要援助國或會失去誘因去支持長遠的、以社區為本的在地氣候調適計劃。事實上,兩者往往需要同步並行──斐濟第一條由政府與國際援助支持的非沿海社區遷徙重建項目,正好為面對水位上升或氣候災害威脅的各國社群帶來示範。


在 Tukuraki 新村村口,當局特意設立紀念碑,悼念在山泥傾瀉中喪生的一家四口。

在 Tukuraki 新村村口,當局特意設立紀念碑,悼念在山泥傾瀉中喪生的一家四口。

「尊嚴遷徙」:斐濟重建新村的啟示

在 2012 年 1 月,位於斐濟主島西北部巴省 (Ba province) 山區的 Tukuraki 村發生嚴重山泥傾瀉,令一家四口罹難、村落近八成土地遭掩埋,破壞大批農地、食水資源供應與道路。好景不常,在同年 12 月,四級熱帶氣旋埃文 (Cyclone Evan) 吹襲斐濟,連場暴雨強風再度破壞村落僅餘的農地與基建。兩年後颶風溫斯頓再襲,村民一度被迫要逃去附近的山洞避難。
考慮到 Tukuraki 面對天災的高危狀況,斐濟政府於是決定將整條村落永久遷移。該項目更得到歐盟逾 70 萬美元的援助,在重建新村引入提高災害抗逆力的建築規劃設計,例如更防風的簷篷與去水設計。新村於去年十月正式落成,村民稍後逐一落戶,《立場新聞》是首批到訪的媒體之一。

Vilimaina Botitu 與幼子於 Tukuraki 新村。

Vilimaina Botitu 與幼子於 Tukuraki 新村。

現年 37 歲的三子之母 Vilimaina Botitu 仍然對連場災害猶有餘悸:「他們說新村房子更堅固、更能抵禦颶風。但我仍然覺得山洞是最安全的……唯有放長雙眼看看吧。」在新村村口的社區會堂前,佇立著一個小小的紀念碑,悼念在山泥傾瀉中喪生的一家四口,包括兩名當時分別僅 18 個月與半歲大的幼兒。

此外,新村項目也為村民挖造魚塘、增設養蜂與養雞設施,並提供小額資助,鼓勵村民能掌握耕作以外的收入來源,支持社區持續發展。 Botitu 舉例指,政府資助供村民購買魚苗,村民則自費購入魚糧進行餵養,數月後將成年的養魚到市場放售,首批收入就用在建設新村的人行道上。「而且現在新村與學校距離更近,我可以放心接送孩子上學。從前每當下雨房子總會滲水,廁所設施也很簡陋,在新村的生活的確改善了。」

以希望對抗悲情

「我們必須要改變關於『氣候難民』的敘述。這是一個全球問題,不只在於我們這些島民在對抗逆境,而是取決於跨地域的互助、合作。」現居澳洲、來自基里巴斯的女作家 Marita Davis 說。她不希望世人只記得基里巴斯是一個快將沉沒的島國;她希望用詩歌、紀實故事的形式,直面社區面對的問題、紀錄基里巴斯豐饒的傳統文化,將家鄉的美麗與哀愁呈現於英語讀者眼前。例如,她切身觀察到在鄉村的家庭結構,性別的不平等關係如何加劇了女性面對災害的脆弱地位。「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展開對話與社區教育,讓男女都能共同參與改造他們的社區,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

現居澳洲的基里巴斯女作家 Marita Davis 希望透過文化介入,開啟基里巴斯與世界的對話。

現居澳洲的基里巴斯女作家 Marita Davis 希望透過文化介入,開啟基里巴斯與世界的對話。

「希望在哪裡呢?我們知道現實很嚴峻,需要大家提高意識去準備應對。我們必須在這些修辭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她續說,「悲情敘述可能對援助機構有用,但我們並不是無望的一群。我們的社區裡有很多好人好事,正在情勢最迫切的當下自強互助。」

文、圖 / 周澄(德國波恩及斐濟綜合報導;本文作者早前獲「國際公民社會周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Week)」主辦方支持,得以前往斐濟進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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