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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Denial》到曾蔭權案

2017/3/16 — 10:38

《Denial》劇照

《Denial》劇照

最近經一位好友極力推薦看了電影《Denial》的 DVD,她盛讚此片體現了英式司法制度的優良傳統。

電影是圍繞一宗民事誹謗官司,原告人一向宣揚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完全是篡造出來,並非真有其事,他控告美國一名專門研究 Holocaust 的學者(由 Rachel Weisz 飾演)在她的著作屢指原告的言論屬謊言,因此告她誣蔑,原告人在英國提出控訴,所以這場官司是要在英國依照英國法律進行聆訊,而 Rachel Weisz 亦要親赴英國並委託英國大律師進行辯護。

影片吸引之處並非被告(或原告)的道德立場,而是被告一方答辯的方向和策略,辯護律師(由 Tom Wilkinson 飾演)首先申請不要陪審團,淨由法官一人裁決,另外不用 Rachel Weisz 在庭上答辯,也不傳召當年關在集中營的生還者作證人,令被告及其支持者大惑不解兼忿忿不平,原來主要原因是考慮到控方必然在盤問時作出連番挑釁,故意逼到證人情緒失控,令供詞變得不可靠,大大削弱其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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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由法官單獨或經陪審團作判決兩者各有好壞,陪審團可以平衡不同的觀點,但擔任做陪審員的市民未必個個具足夠分析力,而且亦各有個人立場和偏見,在判決時可能側上其中一方,若由法官一人作裁決,看證供時總會較理性及專業,較少機會被感情左右,當然人總是人,偏袒也不能完全避免的。

我個人對法律常識幾近零,但這些年總算看了不少法庭電視片集,像《Boston Legal》、《The Good Wife》、《Suits》、《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起碼對法庭程序 (美國) 有點基本認識,發覺原來控辯雙方(特別是辯方)都很在意陪審團的組合,有專家在現場專注觀察各個陪審員,從他們的身份、衣著、表情、身體語言及對供詞作出的微反應等等得出的蜘絲馬跡,進行猜測甚至判斷他們對案件的觀感是否對他們當事人有利,甚至會度身訂造此另一種辯護方式,務求爭取到陪審員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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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不禁想到曾蔭權的官非,他請來星級大狀 Clare Montgomery 出庭作辯是否上策?我不懷疑她的專業知識和 expertise,但一個無論多專業的鬼婆和香港人會否存在文化差異?我知道任此案的陪審員都要具備一定的英語水平,但識不等於精,一流大狀的遣詞用字皆大有學問,從意思相近的字當中作出取捨,必然有其作用及目的,能帶出所需要的效果,但陪審員會不會聽漏?聽錯?或誤解了其中不少精句?當然最終是由法官引渡陪審團作裁決,但先入為主的印象是很重要啊!

一個有陪審團的審訊,控辯雙方皆要爭取到陪審團的認同,如果改由像 Clare Montgomery 的世界知名大狀在背後發功,制定策略、approach、大方向......然後派出一個同聲同氣的本地大狀上前線打仗,會不會更容易與陪審團 connect 反而事半功倍?當然正如我先前說,我的法律知識極有限,不知這樣是否行得通,且看此案再審時,被告一方會不會調校他們的步署,在我來說也是學嘢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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