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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性在道德上可否有反悔的餘地?

2017/5/16 — 16:50

謝世民在中正大學的演講中提到一個「腎臟樂透」的思想實驗:

每個擁有兩顆健康腎臟的公民都被強制參與這個樂透,只要有人需要移植腎臟,就會啟動樂透機制選出一個人來捐出自己的其中一顆腎臟。

由於腎臟移植手術十分安全,而且人只需要一顆腎臟就能維持正常身體功能,並且誰都不敢保證自己不會有哪一天成為需要腎臟移植卻等不到器官的人,何況參與樂透的人數龐大,能抽到自己的機率其實相當小,因此理性上大家都應該會接受這樣的機制。

有時反悔是合理嗎?

謝世民強調,一個人在事前經過理性計算後所能接受的結果,不見得都會是在事發時或事發後所願意承擔。有時我們會覺得這種反悔就只是不守承諾的背信行為,但也有些時候,我們會同意這樣的反悔是合理,且應該被認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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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關鍵在於「要兌現承諾的難度大小」;當難度愈高時,通常我們越會認為一開始的理性考量越不能決定事後的意願。當然此處的「兌現的難度」會隨著文化脈絡的不同而有不同,因為很多行為的成本是由社會文化建構而成。

因此回到捐腎的例子來看,雖然客觀上去計算利害,將腎臟捐出去的成本看起來不高,但當事情實際上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時,那些成本在主觀上所造成的壓力便在這個時候才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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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假設移植手術的失敗率只有 0.1%(這只是我隨意設定的,如果你認為這太低或太高了,可調整為其它更合理的機率) ,當我不去看是誰在承擔這個風險時,客觀上來說千分之一的機率的確是很小的風險。但當實際進入那個風險情境的是自己時,由於我並不是因為自己的需求而接受這個手術,也不是為了自己所關懷的人而願意冒這個風險,承擔這個風險在當下的情境中並不帶給我任何好處,這個微小風險實際上造成的壓力就比客觀上看起來的大得多。

像這種原先處在客觀處境中難以判斷的成本,似乎足以在事後成為一個人反悔的恰當理由。

接拍強暴劇的女優有權反悔

從這個例子再拉回《 KINK 》紀錄片中,那一段關於女優被要求演出一段強暴劇情的片段;雖然在事先的考慮中,女優都清楚拍攝有哪些要求,但當實際被罩上頭套後產生的恐懼與不安,其實都是事先難以正確估算。因此,女優的事後反悔嚴格來說也不算是違反承諾,因為當初的承諾究竟有多大的效力仍是值得爭議的。

再回到合意性交的問題上其實也是類似,一個沒有親密關係經驗的學生,面對一個在教學現場有權威的對象,學生的合意是不是應該要有允許被反悔的空間?或者學生的合意是不是應該被更謹慎的取得,而不能只是以一般(甚至是低於一般)的標準來取得(當然,那些懷著惡意的詐欺拐騙則要另當別論)?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一個人的事前承諾究竟要多謹慎地取得沒有固定的標準,隨著承諾事項旳複雜與難易不同、隨著承諾雙方的(權力)關係的不同,都會改變承諾的有效程度和標準。

道德是盡可能判斷得正確,做得正確

對於這種承諾或合意的標準會隨著脈絡變化而浮動的說法,有些人可能會有如下的疑慮:這種曖昧的認定太過模糊,在實踐上無法提供明確的指導,使人們無法在個別情境中明確地判斷雙方的互動究竟是不是合意。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批評:道德的重點在於要求我們盡可能地做正確的判斷,以及盡可能做正確的事,至於人們是否能在個別情境中明確地做出判斷則只有次要的地位。很多情況下要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本來就很困難,依賴複雜與謹慎的考慮。如果僅僅為了讓人們能夠做出明確的判斷,而簡化地考慮情境中的複雜因素,結果卻令人們在判斷上經常犯錯,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我們必須承認,人就是有限制的生物,人不可能總是能察覺一個具體情境中所有道德上相關的因素,並給予全面性的考量。我們只能要求自己「盡可能」去想得正確、判斷得正確、做得正確。因此,對於一個人在某個具體情境中究竟應該想得多周到,我們也不會不設置一個上限,只是這個上限會因人、因脈絡而改變。當互動的其中一方已經盡其一切努力去確認雙方的意願,但最終仍只能取得對方可以被反悔的同意時,我們或許就應該接受,這仍然是一個不合意(因此在道德上不應該)的互動,但卻不見得因此要對另一方苛以嚴重的道德譴責並要求他負完全的道德責任。

合意或承諾本來就不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有時候允許一個人反悔,並不是在貶低一個人的自主能力,並不是在質疑一個人做決定的能力,而是去尊重每一個人都可能在重大決定中需要反悔的機會。我的意思並不是所有的承諾都可以因為類似的理由而不被遵守,我可能也無法給你一個或一組明確的原則,告訴你在哪些條件滿足的情況下,承諾可以被更改或推翻,在哪些條件滿足的情況下,承諾則必須被嚴格遵守到底。這是我的無能(或者根本是人類旳無能),但這不意味著因此「承諾」的道德意義就應該要用一翻兩瞪眼的方式來看待。

道德要求你做的對的事和對的判斷,而不是要求你遵守某些清楚明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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