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科學的描述是完全中立,還是滲透價值?

2018/2/21 — 14:26

圖中人物為 Rosalind Franklin ,最偉大的女性科學家之一。

圖中人物為 Rosalind Franklin ,最偉大的女性科學家之一。

科學與女性主義

我們今天越來越有意識紀念那些曾經遭排斥和遺忘的女科學家。科學界開始承認她們的重要性,流行電影如《 NASA 無名英雄》 和  Google Doodles 的居里夫人誕辰等,也提醒我們記住她們。對女性於科學貢獻的承認和重視,與女性主義運動分不開。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科學史研究者記錄了歷史上科學從不間斷地排斥女性的證據。對科學學科形成有重要貢獻的女性手工藝生產者和參與者一直被科學體制邊緣化和排擠;直到上世紀中後期,女性一直極少給科學界和大學的科學專業接受;就算獲得科學承認,女性科學家在各個領域中都是少數。[1]像法國科學院當年竟然拒絕獲得諾貝爾獎的瑪麗.居裡加入,就匪夷所思。

科學實踐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實在過分常見,在訓練、研究、重視程度等各方面,女性都被系統性地排除在科學之外。因此,女性主義運動的首要批評正是科學體制對女性的系統性不平等:科學的體制結構、科學實踐、研究議題等等,都充斥著性別主義和男性中心的價值和預設。這些問題涉及科學對女性的公平問題,所以女性主義對這些問題的批判也被稱為「公平性批判 (the equity critiques) 」。女性主義對科學的公平性批判儘管也受到很多爭議,但這些批評只關涉科學中「外部」問題,並沒有影響到科學的內容,似乎也較容易讓人接受,畢竟這不只是科學的問題。

然而,當科學實踐充斥著性別歧視,我們很難不去擔心,科學不僅僅只是制度和實踐上充滿男性中心預設,而是內在地性別主義。我們會擔心,科學在內容上,如科學方法和科學結論上,都充滿系統性的性別偏見,因此科學不僅僅只是外部地受性別歧視影響,甚至其內部也一樣。於是,女性主義不僅對科學進行公平性批判,還希望對科學進行內容的批判,質疑受性別偏見影響的科學知識的可靠性。

廣告

女性主義運動對科學的這種批判引起更大爭議。不少科學家和哲學家認為,女性主義運動在這方面應該遠離科學。流行的科學觀認為,科學處理的是事實,是真的,這是科學得以獲得權威地位的基礎;而女性主義關注的是價值,是「應該與否」的問題,這正正是科學應該避開的問題,因為科學需要中立於社會和政治價值。於是乎,對於女性主義對科學的內部批判和影響,大家會保持質疑態度,甚至認為,女性主義運動就應該遠離科學。

女性主義科學批評和女性主義科學

女性主義是不是應該遠離科學?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瞭解一下,女性主義對科學的內部批判或影響是怎樣的。

廣告

既然對科學的擔心主要集中於其所可能包含的性別偏見,女性主義的影響和介入也可以根據其如何對待這些偏見或者權重 (bias) 進行分類。根據 Elizabeth Anderson 的說法,女性主義對科學的介入可分為兩類,女性主義科學批評 (feminist science criticism) 以及女性主義科學 (feminist science) 。 Anderson 認為,如此分類也符合女性主義對各個學科介入的歷史:從對某一學科的研究方法、預設、理論等進行批判,而後也建立起自己在該學科的方向。[2]按此說法,女性主義科學批評首先是對科學中的性別偏見進行審視和批評,而女性主義科學則是通過對性別的不同權重創建新的研究主題和方法。

女性主義科學批評主要集中批評科學中因為存在男性中心和性別主義偏見而導致錯誤,一般來說,包括以下五種主要的批評研究[3]

 1. 研究科學中因排斥或邊緣化女性科學家而導致對科學進步的阻礙。例如,因為密蘇裡大學並沒有給予 Barbara McClintock 支持,甚至在教員會議中排斥她,沒有提供她職稱、資源,甚至沒有提供獲得研究生的管道而導致她發現基因轉座的突破性研究推遲進入生物學研究主流。

 2. 研究科學和技術的應用如何對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造成損害和不平等對待。例如,優生學,或者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中通過為男性提供比女性更多的訓練和資源而強化性別等級。這些問題很可能源於這些學科中的種族偏見或者將女性的工作(包括家務工作)對經濟貢獻的不平等看待。

 3. 研究科學如何忽略女性和性別,並且研究科學如何可以通過關注這些因素而獲得更好的理論。例如 Hays - Gilpin 和 Whitley 所編的《性別考古學讀本》中所記載的例子,以及 Pamela Paxton 發現,在政治學關於民主與選舉的研究中,投票者常常默認為男性選民,忽略女性選民,進而對民主發展的研究的偏差。[4]

 4. 研究所謂「男性」思維模式如何損害科學研究。例如 Carol Gillian 的研究對 Lawrence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模型的批評,指出 Kohlberg 的對道德成熟的模型基於一個全男的樣本總結,認為他們才是道德成熟的標準模式。她認為, Kohlberg 得出的研究結果忽略了人類道德發展的重要部分,那就是女性的部分[5]

 5. 研究進一步增強了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的對性別的科學研究如何沒有達到科學的標準。例如著名的所謂「狩獵者 — 採集者 (hunter - gatherer) 」區分,不過是重複性別二元區分所帶來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應用這種區分的很多研究採取很多雙重標準。女性在到處收集的過程中,不僅為集體帶來占總食物近 70% 的獵物和植物,在收集過程中獲得的動物獵物會被描述為採集,而男性同樣行為獲得的動物獵物則被稱為狩獵。[6]

女性主義科學批評嘗試表明,許多科學中所包含的偏見常常會引致錯誤或不被證成的結論。而女性主義科學則嘗試通過論證某些合法的 (legitimate) 女性主義價值權重,為科學研究帶來新發展,特別是在科學方法上的新發展。

比如在社會科學中提出與傳統不同的研究方法。許多女性主義科學家認為,既然以往的研究方法常常忽視社會中重要面向,採取與以往不同的方法或許貢獻更大。例如,採用短暫證據 — 日記、私人作品等非公開檔案;採用非標準方法 — 如在慣用定量方法的領域使用定性研究(對女性的經驗報告只使用定性報告而拒絕概括是其中一例[7]);在理論選擇中,除了準確性、簡單性、內在一致性等等標準外,使用一些來自女性主義理論的標準,如本體論多樣性 (ontological heterogeneity) ,即強調科學取樣和觀察中對象在本體論上的多樣性,用以允許對照組內差異的觀察,以及抵制將差別 (difference) 直接看作為異常 (deviance),這樣一來可以避免過分概括,允許正常值具有範圍 ;又或者關係複雜性 (complexity of relationship) 為標準,允許理論具有更有解釋力的因果模型,例如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應該表徵出人類的各種潛能,能夠解釋不同個體因應理解所不同而做出的行為等等。

女性主義科學家是科學實踐者,所以她們並不只是對科學研究採取失望和放棄的態度,而是通過提出新的方法來提高不同科學學科的可靠性。

不管女性主義科學批評還是女性主義科學,我們都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價值被帶入科學之中,作為價值標準來評判以及指導科學實踐。這些價值對科學的直接介入,正好是很多學者呼籲女性主義運動遠離科學的原因。

挑戰事實與價值

反對女性主義價值介入科學的第一個理由,來自哲學中最著名的一個區分: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在哲學中,價值判斷都是規範性的 (normative) ,是關於「應該與否」的判斷,它們採取的形式是「事情應該如此這般」。另一方面,事實判斷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 ,採取的形式是「事情如此這般」。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不同類的兩種判斷,例如我們不可能邏輯上有效地從「事情應該如此這般」推出「事情如此這般」。

同時我們似乎普遍接受,科學關注的是事實和真 (truth) ,科學中的結論和判斷都是關於世界的描述性判斷,這是科學之所以具有權威可靠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學判斷之所以可靠,在於科學判斷是通過邏輯有效地從證據獲得的,要表明一個科學命題為真,在科學中就是要去展示,這個命題得到證據的有效推導。

因此,就算公平性批判是恰當的,女性主義對科學內容的介入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女性主義價值並不能夠有效地推出任何科學的事實判斷,當然也就不能在證成或反證一個科學理論中起作用,否則就會如 Susan Haack 所說在科學中出現想當然 (wishful thinking) [8]

這個論證十分常見,其關鍵在於我們似乎普遍接受的前提:從「事情應該如此這般」不蘊含「事情如此這般」。然而,這論證是值得質疑的。且不說在規範研究中,我們同時也普遍接受「應該」蘊含「能夠」 — 從規範判斷有效推出關於能力的事實判斷,這一前提最多能夠得出的結論不過是,僅僅價值判斷本身不能推出事實判斷,因而不能為科學理論提供證據和辯護。但是,如果結合一系列背景預設,例如亞里斯多德式目的論世界觀,從「事情應該如此這般」自然能夠有效地推出「事情如此這般」;譬如,亞里士多德會認為,物體皆帶有移向地的目的,因此物體應該往下跌,他便用此來解釋物體為什麼放手後會跌落地上。

當然我們未必會接受亞里斯多德式目的論世界觀,不過,這不等於說科學背後的預設中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根據 Quine 的不充分決定論題 (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 ,任何科學觀察只有在與背景預設結合時才能成為某個科學假說的證據,如果改變背景預設,同樣的科學觀察可能會支持另外的不同假說。所以,在證據同樣充分的情況下,不同的背景預設之間是平等的。於是乎,科學家在選擇不同的背景預設時,她們被允許甚至需要使用各種價值作為選擇的標準,比如簡單性:(其他條件不變)選擇認知上最簡單的理論。同樣地,科學家也被允許根據女性主義價值去選擇科學理論的背景預設,比如本體論多樣性:(其他條件不變)選擇本體論預設更多樣的理論。

除此之外, Hilary Putnam 認為,在信念網路中,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運作並無二致,價值判斷會在背景預設中為事實判斷提供支援,反過來,事實判斷也會在背景預設中為價值判斷提供支援。在信念網路中,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整合在一起,並沒有明確區分。[9]因此,事實與價值在科學裡並沒有想像中那樣明顯二分。

借助事實與價值的二分來反對女性主義對科學的介入事實上並不成功。通過上面的論證,我們至少發現,科學理論的選擇和辯護實際上留有空間足以讓價值在其中佔據角色。

真與科學的目標

反對者或許會承認,科學理論的選擇的確會為價值留有空間,不過這些價值並非女性主義所宣導的道德和政治價值。 Thomas Kuhn 認為,根據證據選擇理論的時候,的確需要援引價值,不過這些價值都是認知價值 (cognitive values) ,比如上文提到的準確性、簡單性、內在一致性等等[10]。所謂認知價值,通常指的是一些技術性價值,用以幫助理論更好地獲得真。在這些價值的幫助下,我們可以證成和否定科學理論。而女性主義價值包含的是道德、政治價值,按照 Quine 的說法,這些價值不在經驗控制 (empirical control )之下,所以不能在它們之間做出事實或理性判斷。

這個論證也常常被援引來為所謂「科學的價值中立」提供支援。很多人認為,科學理論不應該蘊含或者預設任何非認知價值,科學也不為某種非認知價值服務。科學以求真為目標,因此,科學應該保持中立,並且在各種非認知價值的衝突之間保持不偏不倚,否則,正如我們在各種極權社會中所見到那樣,科學成為政治統治的工具。

奠基在這個論證下面的,是一個強有力的信念,即科學以追求真為目標,以追求事實為目標。我們應該將科學理論的目標限定在厘清真與事實,而非認知價值判斷對這個目標沒有任何作用。[11]

這個反對女性主義介入科學的論證看似有力,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首先,這個論證對所謂非認知價值的看法是可疑的。道德、政治等價值判斷都會涉及各種事實判斷,並且常常以事實判斷為基礎。對行動是否符合道德原則的判斷,自然與關於人的能力的判斷相關;對正義的討論也離不開對社會環境的事實判斷。我們批評那些天馬行空的價值判斷,理由也多處於其與實際相差太遠。 Quine 對價值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他似乎將價值完全置於理性範疇以外。價值並非如 Quine 所說完全脫離於經驗控制。

另外,加入科學的女性主義道德或政治價值同時也具有其他認知價值的作用。比如 Helen Longino 認為,作為政治價值的權力分散 (diffusion of power) 在科學中也具有認知價值的作用。[12]權力分散指的是將權力/力量轉移到更多人身上,比如在國際政治中讓更多力量或影響較小的國家參與到本來只有少數幾個大國決策的領域,又如在國內制度中讓更多少數代表參與到以往僅少數大勢力玩家的決策程序之中。在科學理論的選擇上,權力分散的作用可以跟簡單性做比較。權力分散和簡單性都不是導向真的價值,但是它們都能夠使理論變得容易被認識,使理論容易被理解。符合簡單性標準的理論擁有更少的理論假設,因而更容易被掌握。同樣,符合權力分散標準的理論可以讓不同條件下的認知者通達獲得,因而理論更容易被認識到。又例如上文提到的本體論多樣性以及關係複雜性,作為認知價值可以讓理論擁有更準確的科學分類,以及更準確的解釋模型。[13]

女性主義當然不反對科學以求真為目標,這是科學很重要的內容。不過,以求真為目標並不排斥其他的價值同時成為科學的目標。科學不僅僅只是事實的堆砌。科學理論會對事實進行挑選和整理,用以表徵研究的現象。如何挑選和整理,得到合理的解釋,這本身需要價值。

假設一個關於奴隸制的理論,裡面包括所有有關奴隸的事實陳述,這不會是一個關於奴隸制的好理論,反而會將奴隸制的重要事實掩蓋在一大堆無關緊要的細節裡。同樣,一個關於奴隸制的好理論,也需要包含各種道德價值和道德判斷,譬如,一個描述奴隸制的好理論對於使用「鞭打」還是「勞動動員技術」必須作出選擇,而這選擇不可能中立,沒有價值判斷。[14]所以說,排除價值的理論,也可能是不能獲得真的理論。

又例如關於失業率的研究,同樣預設不同的價值。通常來說,失業率計算的失業者是那些沒有從事有償工作但正主動尋找工作的人。為什麼不包括例如那些沒有已經因失望而放棄找工作的人呢?標準說法是因為只有主動尋找工作的失業者才能為工資水準 (wage rate) 帶來下降壓力。失業率也反映出這種與工資水準的因果關係。這個研究顯然與政治價值和追求相關,同時也會導致其他的價值預設,例如貶低非全職工作、貶低家務勞動的價值,或者同時排除那些只進行最低工資報酬的低技術工人,或者反映出一種「失業但應得到幫助」的模範。[15]所以說,科學理論需要不同的價值來決定其研究,並且預設不同的價值。

科學以真為目標,並不能夠得出,其他價值目標必然會對科學求真產生競爭,因而影響科學求真。科學求真,同時也是追問問題的答案。科學並不是事實和真的隨機組合,科學研究需要有研究的問題,價值在此可以為研究提供方向,並且,如上文所述,提供挑選和整理證據的方法和標準。女性主義價值介入科學,並不等於會替代了證據、邏輯等等的認知作用。價值和證據可以在相互合作的情況下在科學中充當不同的角色,價值並不必然與證據競爭決定結論。

所以, Anderson 提出了一種二元科學證成標準。科學理論需要滿足知識論要求,例如明確的科學分類標準、合理的因果解釋、充分的證據等等,同時科學也需要滿足非認知價值的要求,比如認真審視其預設的非認知價值,理論是否能夠與這些價值一致等等。科學理論的證成需要同時在規範性和證據性層面進行。[16]

結論和進一步的研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請女性主義運動遠離科學的呼籲並非那麼容易可以獲得辯護。女性主義對科學的外部批判或者內部介入,都有著很堅實的論證支撐。或許更準確的應該是關注女性主義如何介入科學是最恰當的。

進一步關於女性主義與科學,包括不同的具體女性主義科學家在實踐中如何根據女性主義進行科學研究;包括女性主義對科學中的客觀性概念的批判和反思;包括女性主義對更具體的科學方法的批評,例如對證明標準、科學分類、科學敘事等等的反思。同時,女性主義如何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恰當使用和帶來成果,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女性主義與科學的討論,似乎遠未結束。

註腳

[1] Shiebinger, Londa 1989, 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2] Anderson, Elizabeth, 2015,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3] Ibid
[4] Paxton, Pamela, 2000, “Women’s Suffrage and the Measurement of Democracy: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6] Crasnow, Sharon, Alison Wylie, Wenda K. Bauchspies, and Elizabeth Pott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7] Stanley, Liz & Sue Wise,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8] Haack, Susan, 1993,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s of an Old Feminist,” Reason Papers
[9] Putnam, Hilary, 1981, “Fact and Value” in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See also Nelson 1993, “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10] Kuhn, Thomas, 1977,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in The Essential Tension
[11] Anderson, Elizabeth, 1995, “Knowledge, Human Interests, and Objectivity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Topics
[12] Longino, Helen, 1994, “In Search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Monist
[13] Anderson, 2015
[14] Anderson, 1995
[15] Ibid
[16] Ibid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