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7

人大第五次釋法

2016/11/7

2016/6/16

林榮基勇敢說真相 爆中央拘押手段

2016/6/16

2016/12/2

政府入稟覆核四議員資格

2016/12/2

2016/12/6

申訴專員指政府阻網媒採訪投訴成立

2016/12/6

只需每月贊助$200

守護言論與新聞自由

立場新聞,寸步不退

守護言論與新聞自由。立場新聞,寸步不退

每月贊助$200,支持立場新聞

7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如何梳理遊行集會的「無用」感? 我們需要非政治的文化實踐

2017/6/30 — 18:06

2015年七一大遊行

2015年七一大遊行

七一將至,今年民陣仍然如常舉辨七一遊行。

但遊行真的有用?遊行是為了什麼?諸如「行禮如儀」、「和理非非」的批評,近年一直在社運界揮之不去。即使像七一這樣規模龐大的遊行也不例外,就算是願意參加的人心中也可能有同樣的疑惑。

如果將這種疑惑推展到兩極的立場,那麼問題便是:七一到底是變成一針社會麻醉劑,「遊完行星期一又如常返工」;還是反過來,它是向政權表達不滿的重要儀式,若失去了這塊抗爭陣地,社會運動只會更加舉步維艱?

廣告

也許你已經站了邊,對這問題有明顯而堅定的答案。但我始終困惑,認為這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回答,它需要顧及現實的政治環境,也在考驗我們對政治抗爭的想像力。

在《重拾政治的道德:從六四晚會到學院在民間》一文,我嘗試指出,現階段的香港非建制派需要重拾政治的道德,因為公共道德與正義觀是維繫公民團結的重要力量。如果凡事都只用政治現實與結果論的方式看待社會運動的作用,往往只會換來失敗與犬儒的情緒;假如要一洗近年社會運動累累「失敗」的頹氣,就需要重視社會運動過程中道德觀念的塑造,而不能只論一時的得失成敗。我們需要對抗「永續社運」的政治標籤,它看似精明實在又有力,但實情是瓦解社會運動的毒藥,因為任何社運都是持續不斷的,「持續」從來都不是社運的缺點,而是常態。

廣告

但要把整個「無用論」的論述連根拔起,也必須要仔細考察它背後的眾多意識形態,以及對政治及其儀式的想像。所以,我也撰寫了《行禮如儀何以成為批評 儀式於政治的意義與象徵重構》,從政治的本質慢慢談起,透過歷史、人類學與社會學理論,論證政治儀式(包括遊行、晚會、集會)的重要性。

如果你同意《行禮如儀何以成為批評》一文,認為政治儀式是維繫公民團結的必要元素,尤其是現存的七一遊行以及六四晚會,這類具有歷史性的大型儀式絕不應該輕易丟失;但同時又覺得這些儀式的確漸漸失去了政治力量,漸漸變成了無用的社會麻醉劑;那麼關鍵便是我們如何改變現時既有的政治儀式,重新喚回具有能動性的政治力量。

在這方面,曾經有些勇武派選擇了直接改變一向以來「和理非非」的儀式,以「勇武」方式(像去年農曆年初二旺角的暴亂事件)作抗爭手段。但自從旺角暴亂事件之後,勇武派遭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壓,政府以暴動罪檢控相關抗爭人士,弄得人人自危,本土派的「勇武抗爭」口號也逐漸消失於公共領域中,改為以「入屋」以及獲得議會資源的策略為主。去年,青年新政、本民前、熱普城都分別派了相關成員參與立法會選舉,也象徵著「勇武抗爭」(至少短期內)成為了歷史。

在這段時間,社會運動的綱領與方式變成了真空狀態,沒有人能指出未來社運的可行方案。本土派雖然仍然會指責泛民左翼和理非非;但另一邊廂,他們自身也不敢再重蹈旺角暴動事件的覆轍,再有任何明顯武力抗爭的舉動。於是這一年的社運出現了非常尷尬的氛圍:本土派一邊口頭指責傳統抗爭模式是和理非非、行禮如儀,但自身舉行的活動卻也愈來愈像昔日泛民左翼做的事情;像今年各大專學院以本土派為核心的學生會宣佈不參與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但自身也沒有企圖作任何勇武抗爭,只是在當天開辦講座,商討香港或本土主義的情況。

公共討論固然重要,假如人們能夠從商討中獲得集體共識,將更有利於團結。然而,正如《行禮如儀何以成為批評》一文指出,即使人們擁有共同的政治信念,沒有儀式也是無法結集龐大的抗爭力量。這不只是泛民左翼要面對的困局,也是本土派現時要面對的困局。昨天金紫荊廣場的佔領行動,聲援人數不多,正好說明了我們不能放棄現存既有的、能夠集結多數群眾的政治儀式。

如果儀式正如社會學家 Émile Durkheim 所揭示一樣,是「通過舉辦定期活動,從反覆的舉動中重獲集體情感與相互依賴的狀態」;那麼我們現時的政治儀式無法有效地轉化成政治力量,便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一、儀式的「無用」源自於我們日常政治本身的困境。換言之,問題的徵結所在是日常政治缺乏出口,而不是儀式的形式上。
二、在(一)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把儀式中獲得的集體情感與理念轉化成日常生活的實踐,而聚集民氣,等待未來政治出現突破的出口,再爆發下一波大型的抗爭運動。

事實上,我認為陳雲正是能夠洞悉這點並且加以刻意操作的人。他一直倡儀「希望政治」。但在如今政府打壓極度用力、政治氛圍極度壓抑的情況,這種「政治希望」可以怎樣形塑出來?陳雲選擇了兩個進路。

一是製造城邦論這個新的政治象徵。它可不可行不是重點,任何具威力的新的政治象徵都不需要真的被理性所證明才能發揮政治力量,就像昔日法國大革命由貴族統治轉移到「民族」身上,當時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主要以堅實的理論打進群眾之中,而是作為新的政治象徵取代原有腐舊的政治象徵,成為了群眾對政治生活的新想像,並誘發成革命力量。

二是重建華夏文化的鋼領。它的主要作用是填補城邦論的非政治面向:即使城邦論無法真正實現也好,信仰者還能把這種政治想像與期望轉化成日常生活的實踐,也就是以重建與保護文化為己任,那麼即使政治上缺乏出口也好,人們也不會特別有無力感,因為他們能夠寄託於日常的文化實踐上,繼續延續「我在建立香港城邦」的政治想像。而選擇「文化實踐」的聰明之處在於,文化實踐總是被想像成長久的工作,而且政府往往無法實質打壓這種實踐活動。它也沒有明顯的所謂得失成敗,亦無法逐一放在公共層面上讓人民評價它的成效。

這就是為什麼陳雲以文化建國論為政治綱領核心的原因。然而,我認為陳雲的錯誤之處,在於他選擇了「華夏文化」這種曖昧不明、也不特別得民心的東西作為轉化象徵成政治力量的目標,所以直至現時,它能結集的群眾與力量都非常之小。即使在本土派內,大部分人也不特別支持所謂重建華夏文化的綱領。

那麼,非本土派的泛民左翼,甚或所有渴望政治儀式能夠重拾力量的人,可以從上述中獲得什麼啟示?其實,在現時泛民光譜裡,已經有人嘗試建立新的政治象徵,那就是「民主自決」。這個不愠不火、曖昧不定的象徵,正是想拉攏最大公約數的群眾支持。然而,它卻未成為主流的政治想像。這是泛民左翼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應不應該把它視為未來最大的政治行動目的,嘗試置入於如六四或七一的儀式之中。

泛民左翼需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現時的政治儀式缺乏像「重建華夏文化」的非政治行動綱領,令人們在儀式結束後,也能把遊行集會中衍生的集體情感與力量帶進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如果能做到這點,即使在短時間內缺乏政治出口,群眾也能夠感受到自己不是「沒有用」,也在與其他人共同努力實踐目標,這才能蘊釀出沉著而更巨大的政治力量。

在原始社會或宗教組織的儀式之中,儀式只是重新凝聚集體情感與力量的象徵行為。儀式之後都會有陸續的集體活動,以便把集體情感與力量帶到日常生活之中,並藉此強化回儀式的必要性,以及人們對相關象徵的信仰。譬如原始社會的祭祀儀式,祭師祈求風調雨順,族人打獵、捕魚或農務能夠得以順利,儀式結束後族人便會一同去打獵、捕魚或農務。又譬如宗教禮拜中,教徒會意識到儀式結束後仍需要遵循牧師與聖經的教誨,把儀式中聽到學到的道德倫理觀念實踐到生活之中。這些儀式後的信念與活動都確保了儀式的生命力。

因此,如果我們的政治儀式(譬如遊行)真的開始令人感到生厭或無用;那麼至少有兩點是必須做的:第一,把新的政治象徵置入政治儀式之中;第二,提出能夠實踐到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的觀念與綱領,使抗爭者在儀式後不但不會感到疏離,反而是(像)與其他抗爭者有更深的聯系,共同在實踐同一目標。

在這方面,至少有兩個可行的具體方案值得去做:

一、通過更多的溝通,建立一套最大共識且整全的政治道德觀念(象徵),它不但能作為人民政治抗爭的信念,也能作為人們在日常中能夠追求與實踐的道德觀念,並從實踐中感到自己是「大家」的一份子(更坦白地說,這種道德觀念就像宗教信仰的道德觀念,能夠令信仰者在日常中感到自己是教徒的一份子,正在努力持續實踐共同信仰)

二、提出更多元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實踐。「華夏文化」之所以失敗,我認為不是因為文化實踐本身不足以作為保持群眾力量的工具,而是「華夏文化」的內容與現今香港許多群眾(尤其青少年)距離太遠。但另一邊廂,現時大家對香港的理想文化想像(也就是所謂核心價值)往往只停留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對民主、自由、法治的捍衛。然而,我們更需要非政治的文化想像,確保在政治缺乏出口的期間能夠有其他非政治的實踐作為過渡,以保存群眾力量。在這方面,其實捍衛粵語與繁體字是現時香港最具民心的文化活動之一,必須加以倡導。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失落的文化元素值得我們在歷史中尋回與重新追求(譬如廣東歌、草根的次文化活動),也需要實踐新穎的文化元素(譬如藝術或新科技下的創作),以維持我們文化與政治的生命力。

發表意見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