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從思考終審法院的多數決制度我們能學到什麼?

2017/7/19 — 14:38

前言

哲學家 Jeremy Waldron 去年出版新的論文集,書名非常獨特: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on Institutions  (《政治的政治理論》)。1

這書名絕非筆誤或多餘,因為 Waldron 要後設地探討現今政治理論如何研究政治。他先將政治規範理論分為三大主題:

(1) 政治制度問題;

(2) 有關的德性 (virtue) 問題,例如政治家及公民需要有怎樣的德性;

(3) 政治的目標和理想應當為何的問題 (p.2-3) 。

廣告

Waldron 認為當代政治理論過於聚焦於 (3),只關注正義問題而忽略政治制度如何處理人們對正義的分歧 。雖然政治制度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科學家的實證工作。但實情它還牽涉價值與規範性的層面,例如真相、透明度、真誠、人的尊嚴、尊重他人等 (p.9-10)。如果我們認為國家有平等地尊重公民的義務,自然需要思考什麼制度最能實現這種義務。畢竟正義理論再重要,也需要依靠制度落實其價值和理想。

基於這個角度,Waldron 在本書第十章,探討了政治理論家和法律理論家甚少談及的法律制度問題:為什麼大部份國家的上訴法庭(特別是最高法院)都採用「僅僅多數決制度 (bare majorities,或稱過半數制度)」去解決法官之間的分歧呢?2

廣告

這種簡單的「數人頭」方式,常常應用在選舉或代議政制上,但把它應用在司法制度上,又是否恰當呢?3

一. 問題的重要性

回想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即使法案通過了,但不少美國公民卻深深不滿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即使大法官會為每宗判決寫下判辭說明其理由,但法院採用僅僅多數制,由數名大法官決定極具爭議或影響力深遠的社會議題,又是否真的具認受性呢?

把問題回歸到司法制度的本源上,情況就令人更困惑。獨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覆核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因為我們對於民主多數決缺乏信心--即使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或決定也有可能錯誤。但法庭也不是採用多數決嗎4

雖然在英美法系 (common law system) ,法院「數人頭」已經成為廣泛的共識;但想深一層,美國人特別重視大法官的政治立場,正是害怕司法正當性失效。既然大家明知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為什麼許多人只關注總統打算任命哪一位大法官,卻不思考多數決制度本身是否最恰當的制度呢?

僅僅多數決制真的是最好制度嗎?事實上,「一致同意制 (unanimity) 」與「超多數決制 (supermajority) 」也是值得考慮的司法制度 (p.248)。前者要求全數大法官達成一致共識,而後者則要求三份二甚至更多的大法官同一立場才能通過。僅僅多數決制真的比這兩制度優勝嗎?

Waldron 相信,思考這些問題,將有助我們更理解司法決策問題,譬如法官的角色應該如何定位,法官又應該如何使用他們手上的票,為我們帶來深刻的啟發。

除此之外,許多人都認為多數決制度只不過是累計不同人的偏好、用作討價還價的制度 (p.250) 。但如果我們注意司法機關上的多數決制度,也許會對多數決制度有不同的觀感:多數決制度不單處理有關人們偏好的問題,更處理政策與原則問題。多數決制度並不與理性商討和討論對立,而是在理性商討後所需要的制度。

二. 探討五個可能的論證

多數決為何適用於司法制度上? Waldron 綜合了法理學與政治理論的五大理由:

(A). 多數決是處理分歧最自然的方式 (p.256-258)

面對政治議題,眾說紛紜,彼此難以說服。民主社會採用多數決是自然不過。把這想法套用在最高法院中,大法官之間有異見分歧,採用多數決制不也很合理嗎?

但這實在不是令人滿意的答案。即使在政治制度上,多數決是最合理的制度;但其理由不一定適用於司法制度上。譬如,效益主義者認為多數決用來處理政治問題,能夠最大化效益,因此支持多數決。但這理由卻不適用於司法制度上。因為大法官應當基於法律觀點(如何詮釋法律原則才合理)而非利益而投票才對。

所以,支持司法多數決的人必須提出額外的理由,說明政治上的多數決制度同樣適用於司法上。

(B). 效率理由 (p.258-260)

如果訴諸效率理由為司法多數決制度辯護呢?相比其他合理的制度,多數決無疑在效率上優勝:所需的成本較低、更容易應用。

譬如,多數決制度與所有擁有法律牌照的人進行公投相比,所需要的資源和籌備時間更少,因此法庭應該採用多數決制度而非法律界公投制。5

(C). 關於正確判斷的理由 (epistemic reason)  (p.260-264)

不過,法庭的目的,理應是作出正確的判決,而非只顧及效率。因此,重點應該是採用一種最有機會得出正確結論的程序,而不是效率成本上。

怎樣的程序制度最機會得出正確結論?讓我們先從一個比較沒有爭議的前提出發:即使每個法官受過專業訓練與富有經驗,也無可避免有犯錯的機會。他們的訓練、知識與經驗只能減低他們犯錯的機會率。

如果法官們對判決有分歧,就表示其中一方錯誤。在這情況下,最審慎的做法似乎是依據大多數法官的立場,因為他們犯錯的機會較低。政治理論家嘗試援引數學理論支持這種論點:

假設法官作出正確判決的機會率是在 50% 以上,根據陪審定理 (the Jury Theorem) ,大多數法官的結論為真的機會率會更高。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法官作出正確判決的機會率是 60% ,那麼三個法官作出同一決定,該決定就有 64.8% 的機會率為真。6

然而, Waldron 指出,這個論證的說服力在於群眾接受「大法官們作出正確判決的機率超過一半」這個前提,但支持民主派的公民卻往往質疑保守派大法官的判斷和作出正確判決的機率,反之亦然。如此一來,我們就難以以陪審定理去支持多數決制度了。

另外,這種論點只能證明法庭應該採用多數決而非少數決,卻未能說明為何該採用僅僅多數決,而不是超多數決制或一致同意制。事實上,根據陪審定理,超多數決制和一制同意制都比僅僅多數決制更有機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D)   公平理由 (p.264-267)

支持多數決制度的另一理由是,它是最公平的制度。公平可以從「形式上 (formally) 」和「非形式上 (informally) 」兩方面觀察。

多數決制度在非形式上(或結果上)是公平的,因為即使這次法庭的判決對自己不利,在下一次(任命新法官後)也有望翻身。例如這一次法庭以五(近自由黨的法官)比四(近共和黨的法官)的裁決判定同性婚姻是合法的。反同性婚姻者也可以合理期望,下次法院有五名共和黨法官(而這很可能發生),同性婚姻便有可能被裁定違法。7 這種公平性是超多數決和一制同意制都缺乏的:要期望絕大多數,甚至全部大法官都處於同一立場是幾近不可能的事。

多數決制度在形式上也是公平的:它展現出尊重所有政治參與者為平等的理想。多數決制度具決定性而不預設任何既定價值和立場(例如,它不會假設墮胎是錯的)、透過法官一人一票表達出對每位法官(背後的立場和理據)同等的尊重 (p.264-5) 。

然而,多數決制度卻無法解釋部份「公平」的理想與價值。譬如在中立問題上,法庭是否應該或能夠在任何價值和政治觀點中保持中立呢?即使法庭應該重視中立,多數決制度是否最能夠保持法庭中立性的制度?超多數制在中立性上就不見得比多數決制度差。

至於給予眾位法官的意見同等份量以展示對法官(及背後的法律觀點)的尊重,這點也是可以挑戰的。不同法官儘管同樣受到專業的訓練,難免也有經驗和資歷之分。哲學家 Ronald Dworkin 就建議,資深的法官應該更受到重視(他們的票的份量較重) (p.252) 8;也有哲學家反過來認為,資歷較淺的法官應該更受重視,因為他們比較「不離地」。

也許有論者會藉助「政治上的平等票值」為司法多數決制度辯護:選民和議員同樣也有資歷深淺之分,但他們的票值仍然是均等的,為的就是避免不尊重新的選民和議員。在美國,終審法官由總統委任,如果我們採用了 Dworkin 的建議,給予資深的、更早被委任的法官更重的票值,那就是不尊重委任新法官的現任總統,甚至不尊重選出現任總統的選民。

然而,Waldron 認為這個論證過於間接,甚至流於牽強。如果某些法官的票值較輕的原因在於其資歷較淺,而不在於現任總統和選民的政治立場,為什麼這是對他們的不尊重呢?要認真地以政治平等為法官之間的平等作辯護的話,就必須進一步說明這點。甚至,我們可以反駁:如果 Dworkin 的建議比較能確保能得出正確的判決,那麼即使真的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尊重又有什麼問題呢?

(E). 混合理由 (p.267-269)。

Waldron 探討的最後一種論證,是由哲學家 Roderick Hills 提出的混合論證:我們一旦接受法官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以及沒有任何一位法官的意見必然最有力,那麼我們只能依靠人數去決定。9 多數決制度一方面是公平的、展現出平等的制度,同時是最恰當的裁判制度。

Waldron 認為要駁倒混合論證,並非易事。他指出 Roderick Hills 提到的「法官之間的平等」,並不是基於政治平等。 Roderick Hills 真正的意思是: 大法官是法律(至少是憲法)的專家。他們的分歧在於就「怎樣理解憲法才是最恰當」這問題上,給出不同卻合理、也能夠體現法律精神的答案。我們甚至可以說,大法官「代表」法律。

因此,要平等地尊重大法官(給予他們同等票值),並不是因為我們視法官為政治社群的一份子,而是因為我們尊重他們背後所代表的法律本身 (the law itself) (p.268) 。如果拒絕給予法官們同等重視,就是不尊重法律本身。這種對於法官之間的平等和尊重的理解,似乎能避免上述諸多批評,甚至比公平理由更有說服力。

但我們不要以為 Waldron 被混合論證說服了。即使同等票值真的較合理,也只是反駁了 Dworkin 的不同等票值論,別忘了超多數制也採用同等票值制,為何司法制度必須採用僅僅多數決,而非超多數制, Roderick Hills 似乎沒進一步說明。

三. 找不到完滿答案,那麼一切都沒有價值嗎?(我浪費了時間讀這篇文章嗎?)

在本書裡, Waldron 並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他站在哲學家的謹慎位置,指出「最高法院應否採用多數決制度」是個懸而未決、值得再深思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從思辨中學習到什麼。

現在,我們也許已經察覺到對司法覆核的隱藏預設:「法庭內的多數決優先於立法機關的多數決 (p.269) 」。10 擁護司法覆核的人似乎需要進一步解釋這個預設為何成立。這便需要對司法覆核的本質與價值作深刻反省。

我們也理解到,合理的分歧是無處不在,多數決的價值便在於公平地處理這個分歧。即使是專業的法官,也對於人民的權利(體現於各項案件的判決例如安樂死、墮胎、死刑等)有著不同理解。他們的分歧不能透過論辯和討論得到解決,唯有投票決定。既然如此,一般公民在這些議題存在著合理分歧又有什麼好意外呢?我們為何要強求全部公民達致共識呢?為什麼要把自己不認同的立場指責為邪惡腐敗的呢?

第三,我們更明白多數決並不必然是暴政,不應該因為自己是多數決中的輸家便斷言這屬於多數人的暴政。屬於少數的法官並沒有因此吃虧--即使有,也不代表這是不公平不公義的。

最後,我們會對民主理論有更深刻的認識。慎思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是現今主流政治理論,主張公民應該抱持開放、互相尊重的態度面對分歧,盡量陳述自己的理據。但正如上述所言,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也有分歧;主張慎思民主理論的人必須毫不羞恥地承認,溝通和商討往往只能減少部分分歧,譬如是基於誤解、錯誤地相信了某些虛假數據而產生的異見,卻不會使得我們在所有議題上都能達成共識。因此,慎思民主理論必須承認自身需要包括一些與商討無關的決策機制,例如多數決是是慎思民主無可避免的一部份 (p.250, 272) 。

註腳

[1] 這篇文章主要介紹 Jeremy Waldron 的一篇文章:Waldron (2016),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on Institutions, Chapter ten: “Five to Four: Why Do Bare Majorities Rule on Cour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46-273,正文所標注的頁數都是此書的頁數。雖然本文介紹 Waldron 此書的第十章,但本文的段落結構和論點安排有時與 Waldron 文中不同。
[2] Waldron 的討論焦點在於美國的制度,而香港的終審法院審判庭則由 5 名法官組成,同樣採用過半數即通過的僅僅多數制。詳見《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 章,第 16 條)。
[3] 讀者可能會想:一旦我們能夠證成 MD 應用在政治(狹義)領域,我們也就能以相似的理由證成在司法領域上使用 MD 。這假設了政治和司法領域之間有著相關的相似性,而 Waldron 則對這點提出質疑,詳見下文。
[4] 在這裏,司法覆核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Waldron 其實對司法覆核這一制度著墨甚多,例如本書第九章,以及其著作, Law and Disagre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要注意的是,這個訴諸於效率的論證,必須是多數決制度與其他合理的制度比較;如果是多數決制度與所有多數決制度以外的方法比較,那就難以證成多數決制度了。舉例來說,與多數決制度相比,擲骰子決定也許更有效率。
[6] P[0.36 + 0.144 + 0.144)=P(0.648)=64.8%。P(0.36)= 至少有兩名大法官同一立場,不論第三名大法官的立場 (0.6 * 0.6);P(0.144)= 只有兩名大法官同一立場 (0.6 * 0.6 * 0.4) 。如果讀者對於陪審定理的算式感興趣,可參見維基百科的條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dorcet%27s_jury_theorem)
[7] 這裏簡化了很多問題,例如法庭判決時需要考慮先例等等,但我想有關非形式的公平性這點已經相當清楚。
[8] Dworkin (2010), Respons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90, p.1086
[9] Hills (2002), Are Judges Really More Principled Than Voters?,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 Vol.37, No.1, p.58-59
[10] Baker and Knopf (2002), Minority Retort: A Parliamentary Power to Resolve Judicial Disagreement in Close Cases, Windsor Yearbook of Access to Justice, Vol.21, p.356

(作者:蔡子俊/編審:阿捷)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