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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龍:黃國鉅的《絕望政治與尼采的啟示》摘錄整理與聽後感

2017/10/2 — 9:08

北角 Brew Note 是一間賣咖啡的雅致小店鋪,上週五( 9 月 29 日)卻聚集了百多人,擠在一起討論如何面對香港政治前景的無力與絕望感。這場文化沙龍,由黃國鉅教授演講,周保松教授擔任主持;題目相當吸引人,叫做《絕望政治與尼采的啟示》。

適逢雨傘運動三週年,經歷了雨傘運動、議員 DQ 案、東北抗爭者與雨傘運動者被判入獄,至近來校園言論自由被打壓等重大政治事件,不少港人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感到無力、孤獨,甚至絕望。面對這種情緒,我們應該如何梳理?尼采的思想哲學又會帶來什麼啟示?

尼采思想的政治解讀與精神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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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鉅一開始先介紹尼采思想與華人政治的關係。在華語地區,尼采思想都有被作過政治上的解讀,例如 80 年代台灣解嚴不久,陳鼓應學者與一眾文藝作家都曾在尼采思想中尋常啟示;80 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劉曉波先生也曾寫過《形而上學的迷霧》一書,其中亦包含尼采式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但在香港,尼采思想一直被視為以回應個人生命的學問為主,很少作政治上解讀。如今大家在政治上對尼采思想有所需求,也許說明了香港政治環境的衰落與迫切。

不過,將尼采作政治上解讀,亦容易產生危險與矛盾。因為,歷史上尼采學說與政治掛勾,最容易令人聯想到的便是法西斯政權與納粹黨的挪用與扭曲;事實上,尼采對猶太人文化的批評也是非常「惡毒」,稱之為「血的污染」;尼采本身也是反對民主的。黃國鉅因而認為,將尼采思想與政治聯繫起來,很容易產生學理上的矛盾;但我們可以抽取尼采思想中精神性的部分,用作面對現今絕望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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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避免陷入籠統、修辭上的論述 更理性客觀地評估「絕望」

「所謂絕望政治,就是在絕望的環境底下,我們應該怎樣作政治實踐。」黃國鉅指出我們正面臨很弔詭的情況:任何政治活動都需要一點希望,才能化為行動動力;但假如我們明知情況絕望,又如何行動呢?

要回應這問題,他認為我們首先要避免陷入籠統、修辭上的論述,而是要用理性辦清事實,對現今政治環境作客觀的評估。對許多人來說,絕望源於雨傘運動期間,公民社會投入大量時間心力,仍然無法爭取到民主普選,情況令人沮喪,但黃國鉅反問:會否是從一開始我們的期望太高,與現實有一點距離?

黃國鉅認為,雖然我們無法爭取到應得的民主普選、現階段的自由與法治又逐漸受到侵蝕,但縱觀其他國家,諸如近十年的緬甸、七八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香港的政治環境仍未陷入類似險惡的絕境。

黃國鉅繼而要大家一起想像香港最壞的情況是怎樣。香港會變成一國一制,或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香港市嗎?他認為,如果我們客觀地回顧過往 20 年中國政府的行事軌跡,它其實不會大肆、強硬地改變「硬件」的東西,例如政治制度、司法制度;而是在不大幅改變原有的框架底下,進行「軟件」上的改造。譬如它不會解僱所有法官、改行大陸的法律制度,但可能會通過一些「軟件」手法促使三權「合作」。黃國鉅認為,除非中國或香港有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譬如香港的社會運動威脅到中共政權),否則這種軌跡仍然會持續下去。

面對這種軌跡發展,他指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深思:假如有一天中國環境政治真的劇變了,譬如中國有民主,屆時香港還有什麼重要價值與東西是現時守得住可以剩下來?香港曾經失去過的東西,又有哪些能夠還原回昔日的光景?哪些又不能夠?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為此畫上一份清單,嘗試在現今與未來守住這份清單。只要我們心裡對政治現實有了客觀的評估、希望守護的清單,「心底就會有個譜」,無力感與絕望自然會得到相對的平服。

何謂極權?

接著,黃國鉅指出,現今香港政治環境,大家最迫切、需要認知的是何謂極權。因為我們真正面對的不是威權的香港政府,而是鄰近地區的極權政府。當我們明白到極權政府的運作方式,就會瞭解為何會有「愛字頭」或反港獨的組織與聲音出現,因而能更冷眼理智地觀看他們,免受他們擾亂。

黃國鉅指出,政府濫用亂用權力,並非就可稱為「極權」。所謂極權政府,主要是「對社會上所有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加以控制管治,無論是食碗飯、打乒乓球,都受到它的嚴密監管。」

我不禁想起這觀點在《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一書也曾提到:極權主義與過去專制政治相去甚遠。 20 世紀前的專制統治者主要是要求被統治者服從並承認他們權威,但即使如路易十六這個最接近現代獨裁者統治的國家,也無法控制法國的一切事情 — 當時的法國國民基本上仍然能夠主宰他們私人生活。然而, 20 世紀的極權主義國家卻是意欲對人民進行思想與生活改造,對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和活動都進行管制。

極權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特殊產物。它的基本特徵包括:由一個政黨掌握所有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的權力;這個政黨試圖重新組織社會、決定社會的價值觀;它會通過控制公民的偏好、監視他們的行動和限制他們的自由來干預公民個人的生活;專制統治者對人民的意願並不關心,但極權主義國家卻強調大眾的積極參與,而且還特別地為該體制的成功激發熱情;它也會利用當代科技,監控公民的溝通和私人行為,並由此對政治生活和思想進行管制。

黃國鉅引用了他兩年前撰寫的《別讓以假為真的今日中國,變成我們的明天》,指出極權政府最想控制的正是民間社會。因此,它會盡力摧毀民間社會具獨立專業公信力的團體,令社會上的民間組織都與政府所宣揚的理念一致。假如摧毀不了,極權政府就會建立影子組織作為鬥爭工具,跟公民社會的民間組織抗衡,譬如「你有教協,我就成立教聯」、你有反建制的社會運動組織,它建立「愛字頭」的撐政府愛國團體。總之,極權政府的任務是要令民間社會不再有客觀公正、具認受性的組織,摧毀民間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而具有公信力的民間組織、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一旦受到破壞,這往往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建立回來。

犬儒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與統一

黃國鉅接著援引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提到書內有一個很啟發性的觀點:極權政府社會統治底下,它會令人民對政治變得冷漠犬儒;人民一方面不信任民主制度、認為投票沒有用、代議政治都只是政客搵食的工具,只懂吵吵鬧鬧;但另一方面,很有趣地,這些不關心政治的犬儒主義者卻會對國家名義行使的暴力表示讚揚。

黃國鉅指出,犬儒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一對很好的盟友。尤其回顧中國歷史,在八九六四之後,許多人對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感到失落,愛國的民族主義便隨之興起。他解釋道,因為犬儒主義者懷有的是「狗的眼睛」,不相信道德與理想,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追求理想的人都是收錢辦事,就像一些藍絲說學生、年青人都是收錢才參與雨傘運動。同時,這對狗的眼睛,面對比牠強大的權力,就會變得貼貼服服。這就是為什麼部分人一邊對政治冷漠,一邊卻喜愛歌頌國家暴力體制帶來的強大;犬儒和民族主義實為雙胞胎。

Hannah Arendt 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Hannah Arendt 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尼采精神的啟示:獨立思考是思想的裝備,同時是意志的鍛鍊

黃國鉅認為,當我們認清極權政府操作人民思想的方式,面對每天各種不同支持政府的荒謬言論,就能放長雙眼、更為清醒理智面對它們。

對此,我們需要有獨立思考的訓練。然而,黃國鉅特別提到,在尼采眼中,獨立思考不但是認知上、思想上的問題,更涉及個人意志。正如面對現今香港政治環境,我們可能經常會看到人的「變臉」 — 今日的盟友可能他日就變成親建制的敵人。這不禁令人深思:假如有一天我們身邊的人都變了節,我們能否真的堅持繼續獨立思考下去?

黃國鉅提到羅馬尼亞劇作家尤內斯庫 (Eugene Ionesco) 的荒誕劇《犀牛》,「當身邊所有人都失去人格變成犀牛時,那個還未變成犀牛的人就會感到恐懼。思想上的寂寞、孤立是很可怕,很容易令我們的信念動搖。」所以,在尼采思想中,維持獨立思考並不只是思想問題,更涉及意志的訓練,就像《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縱使上帝已死,人沒法得到救贖,查拉圖斯特拉仍然孤身一人在山上,與千年來善與惡的思想鬥爭。

黃國鉅認為,要培養獨立思考的意志,我們需要幾項裝備。

第一,認清事實,避免概念混淆。譬如要問「國家」是什麼?為何國家要存在?國家存在的正當性是什麼?「國家」與「黨」又是否同一種概念?又例如像「港獨言論違犯基本法」這類言論,明明基本法是憲法文件,用以約束政府而不是人民,但親建制派的組織或人物卻四處散佈港獨言論違憲,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二,我們需要兼具縱(檢視過去歷史)、橫(比較其他國家情況)的角度,才能更準確客觀地評估現在香港政治環境是否真的那麼惡劣與絕望。例如近日流行的電影《逆權司機》提到的光州民運,南韓人民也是爭取很久並未能成功。我們是否只因一兩次失敗就感到失望?還是從歷史中瞭解到抗爭必然是長久的?

第三,我們不應該被對方的言論牽著鼻子走,糾纏於小問題上。譬如近日的校園言論自由明明是重點,坊間一些人卻喜歡把問題轉移到「講髒話是否不道德」這類無謂的小問題上。

最後,黃國鉅引用尼采的「權力意志」,指權力意志作為一種知識,是「將別的權力單位加諸於自己的權力單位身上,以擴大自己的意志」,意思是我們面對今日紛亂的政治環境,必須放長雙眼,以理智的目光,理解到對方為何這樣做與言論,其實無非是為了自利與擾亂我們思想為目的。所以,我們不應該陷入他們的圈套,糾纏於無謂的爭論上;同時,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具有比他們更高尚的目的,才能在別人升官發財、背離自己的孤立狀態下,仍然保持堅強而獨立的思考與意志。

Eugène Ionesco 的悲喜劇《犀牛》,此照是由 Emmauel Demarcy-Mota 導演,法國巴黎市立劇院製作的悲喜劇,由台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Eugène Ionesco 的悲喜劇《犀牛》,此照是由 Emmauel Demarcy-Mota 導演,法國巴黎市立劇院製作的悲喜劇,由台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酒神狀態:堅強的悲觀主義

黃國鉅最後提到尼采的酒神精神,提出「悲觀卻堅強」的可能。

他指出,我們每天面對紛亂、沮喪的政治氛圍,一般都會有三種階段的精神狀態。第一種狀態,是不斷受到政治事件與相關輿論而令致情緒波動反覆。第二種層次的狀態是 stoical (堅韌而平靜)的狀態。stoical 源於斯多亞學派,意指透過理性的沉思避免陷入情緒波動的平靜狀態。黃國鉅提到,斯多噶哲學家兼皇帝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 (Marcus Aurelius) 的《沉思錄》一書就曾提到,「我每日都會遇到不好的人與事,但我發誓絕不會受到他們影響,因為我來到這世界是做實事」,透過這種理性的思辨與提醒,以確保自己處於平衡而堅韌的心理狀態。黃國鉅認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論,便是 stoical 與基督教殉道精神的結合,令他可以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下一直支撐那麼多年。

然而,黃國鉅指出,雖然第二種狀態可以令我們心理比較平穩,但我們有時亦需要釋放壓抑的情緒。因此,我們需要第三種精神狀態:酒神狀態。

所謂酒神狀態,是一種對生命有深刻體會的世界觀,一種回應悲觀生命的態度與倫理學。

尼采認為,古希臘人對生命悲劇的深刻洞察,以及對之強力的回應,塑造了古希臘文化的重要特徵。古希臘人認為當我們追問「命運何以這樣安排」、「我做錯了什麼而得到這樣的結局」,上天只會保持沉默,無法解釋。古希臘人認定這是存在的荒謬 (das Absurde) ,正如《悲劇的誕生》提到的神話故事,貪婪的彌達斯王 (König Midas) 抓到森林之神西勒諾斯 (Silenus) 後,問他何謂人生最大的幸福,西勒諾斯答道:「朝生暮死的可憐蟲、巧合和苦難的兒女,你何苦要逼我告訴你一些你不去聽才是最好的說話呢?人生最幸福的事,對你來講已經是達不到:就是從來沒有出生過,不存在;第二幸福對來講就是 — 早點死去。」

然而,古希臘人選擇了以酒神精神應對荒謬的世界。「所謂酒神,是指面對這個悲觀世界,你要不是投入,就是被毀滅。」在歐里庇得斯 (Euripides) 的悲劇《巴凱 (Bacchae) 》裡提到過這個寓意:酒神離開家鄉流浪多年回到出生地,當地統治者本迪斯 (Pentheus) 不肯承認酒神宗教,但另一方面卻對之很為好奇,於是扮成獅子躲在山林裡偷看酒神追隨者歌頌酒神的祭節,結果卻被他的母親誤以為是獅子而撕成碎片。

酒神狀態,其實就是一種哲學精神,意指人身處於世上,面對生命的荒謬、苦難與繁瑣,久而久之便會和自己、他人、大自然,甚至宇宙疏離。但當一個人認清生命的荒謬、自己的緲小,卻仍然投入「狂迷 (Rausch)」的狀態,熱愛生命,把握當下自身的存在,參與宇宙間的創造與破壞,最終便能和自己、他人,甚至整個宇宙和解,重新融合在一起。在這狀態下,人不再是藝術家,而是作為藝術品本身而存在。

黃國鉅著作《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適逢雨傘運動當年出版,今日用尼采精神應對香港政治,或許正是在那時種下淵源。

黃國鉅著作《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適逢雨傘運動當年出版,今日用尼采精神應對香港政治,或許正是在那時種下淵源。

酒神精神對絕望政治帶來兩種啟示

在這個意義下,酒神精神可以為我們面對絕望政治帶來兩種啟示。

第一,有時我們投入民間社會的文化或藝術活動之中,以酒神的「狂迷」狀態梳解日常的絕望,這樣做也能保存我們民間社會文化的生命力。正如希臘悲喜劇的作用,「以認知上的昇華作為藝術,克服生命孤獨與苦難的恐懼;以可笑作為藝術,對荒謬嘔心感作發洩」。黃國鉅就提到他曾在六四劇場《禁區廣場》裡,最後樂隊紙風鈴演奏時,進入了微妙的酒神狀態,梳解了對六四的情懷。

第二,我們要認清自己身處的情景,理解到歷史的軌跡與政治的現實,但在這可怕的絕境,卻不會被恐懼與荒謬所征服,反而在絕處中仍然堅忍不斷實踐,去創造未來的可能性,把握自己的生命,便是實現尼采的酒神精神。

筆者的聽後感:要培養公民民間社會的共同體精神,集體儀式必不可少

筆者聽完演講後,第一時間想到的酒神節。古希臘的酒神節正是一眾古希臘人民聚集在一起,在節日上狂迷地歌頌酒神。如果說極權政治帶來最大的破壞是民間社會組織,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那麼我們更需要像酒神節一樣的集體活動,才能同心團結一起。在這方面,筆者在《行禮如儀何以成為批評 儀式於政治的意義與象徵重構》與《如何梳理遊行集會的「無用」感? 我們需要非政治的文化實踐》便論證過,我們需要更多元、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實踐,才可能保持群眾力量,這與黃國鉅提到的想法可謂不謀而合。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上述文章。

當人們聚集一起,共同從事民間文化和藝術活動,是最能消除政治上的無力感。譬如今次文化沙龍便是一個不錯的集體活動,如果民間社會多點辦這類文化思想活動,相信能減輕個人面對政權的孤獨與絕望感。

參考資料

Michael G. Roskin ,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Walter S. Jones (2017) .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13th Edition)

黃國鉅,《尼采:從酒神到超人》,中華書局出版,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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