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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與合意性交之間的道德複雜性

2017/5/18 — 17:13

「權力」是一個作用方式可以很幽微也很難被辨識的東西,在去年六月於輔心召開的一個無法被恰當命名的內部會議中,夏林清以「釐清自己在那個以『輔導教育』為目的的組織裡沒有實質權力」為佐證,證明自己在其中不可能以「權力」來影響別人的決定。

這讓我想到國小時在安親班裡的一個經驗,我不知何故和一個安親班的老師起了爭執,之後安親班老師找了旁邊的一個小女生過來問她覺得誰對,小女生說老師對。我抗議說「妳是老師,她當然覺得妳對」。於是那個老師又補問了一次:「妳現在不要把我當成老師,妳覺得誰對?」那小女生還是說了是老師對。

這兩個情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因為「不把老師當老師」實際上並不能排除老師在安親班裡仍實際上掌握實質權力之事實。但仍然可以設想,當我們三人處在一個非安親班的情境之中,此時老師沒有實質的權力,小女孩就真的完全不會受到影響了嗎?畢竟小女孩的生活還是會有和老師存在「師生關係」的情境要面對,考慮到現在在非師生關係的情境中的行為,有可能如何影響老師在回到師生關係情境中會如何與她互動,她仍然會被這種假設性的情境問題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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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個小女孩可以做這麼複雜的思考(但誰說不行呢?),而是想指出,這種情境的轉換是每個人都要天天面對的事,也天天都在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決定。

回到夏林清的例子,即使她在那個輔導教育小組之中確實沒有實質的權力,但她仍在其它許多情境中掌握許多實質權力和資源,當她在該小組中明示或暗示自己對某件事的看法時,其他成員也將不免會因為自己在小組內的決定可能如何影響自己與夏在其他那些夏握有實質權力的情境中的關係,而對夏的意見給予特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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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權力運作幽微且較難被察覺的面向。但這還不是最難被察覺的面向。

我們在許多性侵受害者的自白中常常會看到一個說法是,當事人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不知道現在做的事是不是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懷疑是不是所有正常的情侶都應該要這樣做。

陳昭如在女人迷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教育現場的性侵案,其中有這樣一個當事人的自述:

那是發生在她高二那年的事。她是田徑隊的選手,趁著寒假到學校做重量訓練。傍晚時分,隊上其它夥伴都離開了,負責指導的鍾老師走過來,先是噓寒問暖了一番,問問她家裡狀況,爸媽從事什麼行業,然後伸手把她拉近自己:「最近進步很多喔,來,抱一下。」

驚嚇讓小薰的思緒變慢,腦子還來不及思考,人已經躺在對方懷裡了。老師又說:「我可不可以親你?」不由分說地親她額頭、鼻子及嘴唇,還伸出手掌說:「妳看,我好緊張,手一直在抖⋯⋯」她想叫卻叫不出來,想抵抗卻一點力氣都沒有。事後鍾老師特別交代,不可以跟別人說喔,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還跟她用小手指打勾勾,便離開了。

……

罪惡感有如大浪般席捲而來,小薰感到痛苦極了。她寫了封語氣委婉的信,告訴老師這樣做不對,最後不知怎麼加了句:「老師,你是不是喜歡我,才會這樣?」老師沒有回信,卻在碰面時柔情說道:「當然是喜歡妳,才會這麼做呀!」

在撲朔迷離的空氣裡,小薰懵懵懂懂的以為,這就是愛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老師身體也一步步逼近。半年多以後,小薰在體育館的辦公室被老師侵犯了,還說:「我一直在等你滿十六歲⋯⋯」原來鍾老師為了逃避刑責,處心積慮,早就計畫好了。

在這個故事裡面,主要發揮作用的不(只)是師生關係的權力,而是更複雜的組合,例如知識、經驗、平常建立的個人形象,甚至還包括年紀的差距──他是一個大人。這些複雜的因素會形成各種不同的影響力,比如說信任、崇拜,也可能有恐懼、擔心,甚至也會對自己產生新的理解,比如說自我懷疑。

其實不必去看這些犯罪的場景,我們也能在日常生活裡發現許多權力關係對人行為的影響,比如說,當我剛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或組織,因為陌生,我不知道那個環境或組織裡有什麼「規矩」或互動的「習慣」是需要注意或遵守的,我會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對於別人對待我的方式與態度,我都必須猜測這是本來就該如此的嗎?或者我其實可以基於我感到的不舒服提出疑問甚至抗議?我會失去正常的判斷力,我更可能會優先選擇順從,以免自己做出什麼令自己難堪的舉動。

是的,就算沒有明白的權力關係,這種處境的差異(對環境有默契的人相對於對環境沒有默契的人)也是一種權力上的差異。

這時候如果有一個人除了對環境和組織的默契之外,還在組織內有一定的人望與名氣,有堅實的人際關係,他提出的要求對我來說就更不像是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或餘地。如果再加上他滿口滔滔不絕著一些我不熟悉的論述,對我來說,去吸收去接納都還來不及,我更不可能去反抗或拒絕。這些都是權力的運作,絕不只是情慾流動。

所以當我挾帶著複雜而且龐大的論述去主張開放關係的正當性,我無法心安理得的用同一套論述去說服我的伴侶接受相同的觀點,就算我這麼做了,我也不會認為對方的接受就是一個拍板定案的決定,一個不可反悔的決定。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實踐了雙方當初協議實踐的開放關係,而我的伴侶發現他其實不能接受,想要收回那個協議,我應該做的不是指責他「你當初自己同意了憑什麼現在又反悔?」而是重新協議一次雙方真正願意的關係是什麼,因為在協議之初,我是有複雜的論述作為後盾,這種論述高度也是一種權力。

最後回到合意性交這回事,我想說的是:發生在權力差異懸殊的關係內的性行為,佔據較高權力位置的人就應該承擔更高標準的道德義務去確認對方的真實意願。但這個較高標準的道德義務意味著什麼?它是否意味著,一但一個佔據較高權力位置的人沒有盡其義務謹慎小心地去確認對方的意願,而當對方事後反悔,這就是明白的性侵,和一般的強暴沒有差別?

這恐怕不是我的意思,同樣是非合意的性交,同樣都是道德錯誤,但這些錯誤本身的性質並不只由「那是非合意性交」這個簡單的事實所決定,包括「非合意」是如何發生的?行為人在確保性行為的合意時究竟盡了多少責任?有些時候它確實是明明白的性侵,因為行為人根本不把受害人當人看,只是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行各種話術與詐術來誘騙到一個表面上的答應,或甚至連表面上的答應都不需要,只要最終能夠得逞即可。這種情況的非合意性交當然是明明白白的性侵,和強暴或許在外觀上有所不同,在不尊重人之為人的本質是相同的。

但在另外一些情況裡,行為人可能只是不夠謹慎,不夠小心地去區辨當事人的意願到底有多大程度是在權力關係的影響下而做出的,又有多大程度是對方真心願意接受的。這時候就算仍然是種道德錯誤,我們也不見得就非得要因為那是非合意的性交(或稱為不完美的合意性交?)而認為因此那也是性侵,也和強暴沒有什麼差異。

道德的關懷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一個是對「誰如何被不義(所謂不義,即是指道德上不該發生之意)地對待」,以及「誰應該為發生的不義負怎樣的(道德)責任」。簡化地說,前者是對受害者的關懷,而後者則是對加害人的注意。這兩個面向的關懷雖然彼此相關,但其實各有不同的判斷基準,不過人們常常會混淆兩者,因此才會出現上述那種「既然受害人得到相同的不義對待,那麼加害人的道德錯誤勢必也相同」的見解。會有這樣的混淆,我認為主要來自以下兩個原因:

1. 如果有人被不義地對待了,那就一定有人以不義的方式對待他,因此我們想要找出這個人,並讓這個人負其應負的責任。

2. 我們都想要預防有人被不義地對待,因此我們希望找到一些原則來讓人在與他人互動時避免對他人做出不義之事。

上述旳第一個想法將「有人被不義也對待」連結到「有人對他人做不義之事」,而第二個期待則將「有人對他人做不義之事」連結到「對他人做不義之事的人應該為發生的不義負起(道德)責任」。因此將兩者擺在一起看時,就不免會認為:只要受害人得到某種不義的對待,加害人就應該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但這樣的混淆至少容易有以下兩個(我認為)相當嚴重的缺點:

第一個缺點,也是一個最常見得缺點是,當我們都把重點放在「找出加害人並讓他負責」上面時,我們常常就會誤以為只要處理完加害人,實際上發生的道德錯誤就被處理完了,剩下來的受害人的傷痛是受害人自己的事,我們不必再做任何處置。

這個現象在台灣相當常見:每當有足以令社會注目的重大刑案發生時,媒體與大眾便會把重點放在對犯罪者的獵捕之上,形成一個集體獵巫的風氣,然而一但所謂的「壞人」被司法系統給「處理」之後,大家就不再關懷受害人的後續照顧與關懷。

而另一個比較不易被察覺,但一樣(甚至更)嚴重的缺點是,當我們發現有人被得到他不應得的對待,卻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道德責任的承擔者時,我們就容易因此而不願意去承認有人被以他不應得的方式對待了。

但「沒有人應該對某個不義事件的發生負相應的道德責任」,並不蘊涵「沒有人得到特定的不義對待」。當不義發生時,就算沒有一個應該負相應責任的「犯錯者」,不義還是存在,並且,那個不義的對待還是可以對受害者造成相同程度的傷害。我們還是應該對發生的不義做些處置,我們需要去(比如)治療那個傷害,或者去彌補不義造成的損害。「讓犯錯者負責」只是其中的一個方式而已,而「以特定的方式懲罰或譴責犯錯者」又只是讓犯錯者負責的一種方式而已。

為了避免上述的缺點,為了避免被不義對待的人僅僅只因為我們已經處理了加害人,或因為找不到一個可以承擔相應之道德責任的犯錯者,就被人們忽略,我認為我們都應該重新區分「誰如何被不義地對待了」,和「誰應該為發生的不義負怎樣的(道德)責任」這兩個不同面向的道德關懷。道德處理的就是人和人的互動關係,人和人的互動關係有多複雜,道德就有多複雜。簡化和單調都只是在扭曲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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