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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錯在哪裏 (1) :任意因素論

2017/3/15 — 21:36

「歧視 (discrimination) 」是我們常常聽見與使用的概念。人權公約也列明人應該享有不被歧視的法律權利。

一般而言,如果基於人的膚色、種族、性別、身體狀況(健全程度)、性取向而給予不同待遇,便屬於錯誤、應當譴責的歧視1。譬如政府不准某個種族的人進入圖書館,便屬種族歧視;不准某個性別的人領取社會福利,就屬性別歧視;禁止殘疾人士從政,便是殘疾歧視。

然而,「discrimination 」這英語也可以不帶任何道德意涵。它可以單純形容某種差別對待、某種結果上的不同等,而這並不一定是道德上應當讉責2。例如,我們都會認為社會不應該給予努力工作和懶散的人同等待遇,且這不屬於錯誤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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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可以把作為道德概念的歧視稱作「錯誤歧視 (wrongful discrimination) 」。

問題來了。為什麼有些差別對待顯然屬錯誤歧視,有些在道德直覺上卻不見得錯誤?這引申出一個難題:如果存在著道德上錯誤的歧視行為,是基於什麼原因使得這些行為錯誤?或者說,我們認為屬於錯誤歧視的例子,究竟有什麼共通原則貫穿它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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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將檢視幾個探究「歧視」的理論。在評價這些理論前,我們先要裝備兩個思想武器:一是理論的解釋能力,二是理論能否被合理地證成。這兩個武器將會用作判別理論好壞,說明不同理論的優劣與缺漏。

(一) 任意因素論:「半點不由人」(theory of immutable characteristics)

任意因素論:歧視之所以錯誤,因為歧視者基於一些被歧視者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其性別、種族身份、膚色、基因等)而作出差別對待。理據如下:

  1. 我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們沒有道德責任為一些超出自己控制範圍外、道德上任意 (morally arbitrary) ,以及我們無法改變的 (immutable) 因素負責;他人也不應該要我為這些因素負責,否則就是對我不公平。
  2. 我們無法控制和改變自己的性別、種族、膚色和基因等等。
  3. 因此,如果他人基於上述偶然的、我無法掌控的因素而要我負責,就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
  4. 因此,歧視是錯的。

整個論證的核心在於前提 (1) 。它深刻表達了對於自由和個體責任的道德信念:我們只能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承擔其後果。這看起來合理不過。如果我們要為自己沒法選擇過的事情負責,實在並不公道5。假如我決定進賭場放手一搏,結果輸光財產,我當然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反之,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女兒國,該國法律訂明所有出生或入境的男性都只是當地女性的私有財物,便顯然不合理。當地的男性只能對天吶喊:「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我又不是選擇成為男兒身的!」

把這個原則套用在常見的招聘歧視上,也顯得特別具說服力:僱主基於申請者的膚色而選擇聘請白人的申請者,就是錯誤的膚色歧視。因為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膚色。基於膚色這先天偶然的因素決定申請者命運,是把額外責任錯誤地加諸於申請者身上。

任意因素論的解釋力有限

任意因素論在解釋「歧視」方面,確實具有吸引力。但深想一層,這種對歧視的理解卻有漏洞。譬如,假如僱主是基督徒,僅因為宗教信仰而決定聘請基督徒而拒絕無神論者,我們直覺上也會認為這不可接受。但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並非身不由己,而是自己選擇的。

又譬如,兩人應徵司機工作,其中一位申請者天生失明,僱主因為該申請者的先天缺憾而決定聘請另一位申請者6。雖然失明的申請者是因為無法選擇的先天因素而落選,但我們直覺上卻會認為這是極之合理的決定。

任意因素論有可能導出奇怪結論

除了上述問題外,這理論也可能導出難以信服的結論。我們不妨回到女兒國。根據任意因素論,女兒國的政策錯誤,是因為它基於一個被歧視者無法選擇和改變的因素(性別)而決定。但假設現在女兒國變性手術的技術已經極為成熟,失敗機率極低,而且相關開支全由女兒國政府負責。換言之,女兒國內的男性可以選擇成為女性,那麼歧視男性的政策還算是錯誤的歧視政策嗎7

我相信,不論我們能否改變自己的性別,這種對待他人的方式本身就是錯誤。我們不妨再想像一個短髮國:任何選擇留長頭髮的公民都無法享有基本自由和權利。我們可以輕易成為短髮一族,但這卻不減政策之惡。

雖然從上述可見任意因素論有所缺陷,但也不代表它一無是處。這可能只是顯示任意因素論未能涵蓋和解釋部份我們認為屬於(和不屬於)歧視的例子。但它仍然捕捉了歧視的部分重要內涵。

接下來的文章,我將會介紹其他探究「歧視」的理論,看看它們能否彌補任意因素論的不足。

註腳

[1] 其他因素包括使用的語言、政治立場、宗教立場等等。可參考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第 14 條。
[2] Kasper Lippert-Rasmusen 提出了一個更仔細的解釋: X 在 W 層面上歧視Y當且僅當:(i) X 在 W 層面而言給予Y和Z不同的對待;(ii) 這個不同的待遇對 Y 是不利的;(iii) 這種不同待遇是源自於 Y 和 Z 屬於(或至少 X 相信 Y 和 Z 屬於)社會上顯著的不同群體。見 Kasper Lippert-Rasmussen (2006), The Badness of Discrimination,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9, p.168-172
[3] 有關「歧視」的哲學問題的全面討論,請參考 Andrew Altman 為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簡稱SEP)所寫有關歧視的條目: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scrimination/。
[4] 根據 Deborah Hellman 和 Sophia Moreau 的觀察,討論「歧視」的學術文獻主要分作三類:(1) 反歧視法在特定國家內的實踐,並嘗試為這些法律提供一個融貫的詮釋;(2) 討論「平等」的文獻;(3) 討論糾正歧視行動 (affirmative action) 的文獻。這三種對於「歧視」所帶來的道德問題只有間接的幫助。詳見 Deborah Hellman and Sophia Moreau (ed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Discriminatio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
[5] 我在這裏簡化了「個體責任」這一概念蘊涵的意思。在哲學界的論辯中,責任有 responsibility as attributability和substantive responsibility 的兩種不同意思。詳見 Thomas Scanlon (1998),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48
[6] SEP, 4.1 也提到 Boxill 提出了類似的例子。見 Bernard Boxill (1992), Blacks and Social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12-17
[7] 同上。
(編按:作者將會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歧視錯在哪)

(立場新聞獨家版權,不得轉載)

文/蔡子俊;編審與修訂/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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