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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學在研究什麼?】法實證主義與自然法論

2017/3/9 — 13:11

「法理學在研究什麼?」是個看似簡單,但真的回答起來卻又頗為困難的問題。即使學校修讀過法理學的學生,往往也給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或許有人會反問:「這個問題還不簡單?法理學自然是研究『法律是什麼』的一門學問」。的確,法理學理論如今百花齊放,許多理論家都會同意法理學研究核心是「法律是什麼」或者「法律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問題。這算是法理學中少有的一致共識;但這種答案卻過於概括,無助於我們把握法理學研究的問題意識。

其實,當我們試圖追問法理學研究什麼,首先要留意,任何學術領域的主要問題都無法與其研究成果相互分離,問題與其回答經常不是簡單的先後關係。因此,不同立場的理論家不僅會得出不同回答,甚至連提出的問題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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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證主義的兩個核心命題

以法理學中最為重要的一項主張為界,即「法律是什麼」與「法律應該是什麼」這兩道問題之間到底有何關係,便可以看出法理學裡兩大派別間有著何種分歧。

法實證主義論者堅持兩個重要命題,其一是法律的實證性,也就是主張法律是一種被人類創造、頒布的產物,而非是某種不可測的神諭,即「法律是被創造的,而非是被發現的 (Law is made rather than discovered) 」;第二個命題則指出「法律是什麼」與「法律應該是什麼」兩者間有著某種尖銳的差別,儘管法實證主義者內部對這個區分的細節有所爭執,但他們共享以下看法: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源自人類的實踐以及社會統治的決定,與理想的道德觀念沒有必然的關連。19 世紀法理學家奧斯丁的名言正好具體表達這個看法:「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好壞則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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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兩個命題,法實證主義認為,法理學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法律是什麼」,而非「法律應該是什麼」。因為理想的法律屬於立法政策的範疇,法理學所要做的是抽絲剝繭解釋關於法律的普遍性原理,包括去追問是什麼使得一項規則成為我們所稱的「法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的特色是什麼?數個法律規則構成一個體系的要件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

法實證主義奠基者奧斯丁:法理學研究普遍性法律的原理

法實證主義奠基者之一,奧斯丁便主張法理學研究「法律是什麼」。他更進一步指出,法理學研究的取徑是一種「普遍性法理學 (general jurisprudence) 」。

普遍性法理學」是與「特定性法理學 (particular jurisprudence) 」相對照。兩者的共通之處是均以實證法(即一種由人類所創造、頒布的行為規範,例如法律、社會上實際存在的道德規範)為研究對象,但特定性法理學關注的是特定時空下的法律規則,例如英國法院的判例、德國 19 世紀的法律;普遍性法理學則聚焦在實證法的一般性原理上,這使得諸如「是什麼使得一項規則成為我們所稱的法律」、「法律規範與道德規範之間的區別何在」這類問題成為普遍性法理學所意欲解決的核心任務。

這些實證法的一般性原理可能來源於已發展的法律系統,或是普遍存在於每個法律體系之中,也可能是不同法律命令中的共同要素;用奧斯丁的話來說,就是「基礎的 (essential) 」、「不可或缺的 (inevitable) 」與「必要的 (necessary) 」。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有句話,正好簡要但深刻地表達了普遍性法理學的要旨:「不是此地或彼地的法律是什麼,而是法律是什麼 (not what is law here and there, but what is law.) 」

「惡法亦法」的真諦

雖然奧斯丁主張法理學研究的取徑是普遍性法理學,但他並沒有主張「法律應該是什麼」是個不重要的問題。法實證主義者常常被誤解是主張「惡法亦法」,甚至被指為暴政提供理論支持,但其實法實證主義只不過是認為「法律應該是什麼」或者說「法律的好壞問題」是立法科學 (the science of legislation) 的工作,應該由立法委員、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來進行研究與批判。法實證主義並非拒絕對法律的批評,而是認為法律科學應該站在分析的、中立的立場看待法律。正如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言,面對法律,我們應該「嚴格地遵守、自由的批判」。法實證主義者也經常承認,法律與道德間儘管應該分離對待,但彼此間還是存在著複雜難解的關係。

與法實證主義立場相反的,稱為「自然法論」。自然法論者與法實證主義者間的關鍵差異在於,前者認為「法律是什麼」與「法律應該是什麼」不是兩個分開的問題,而是同一個問題。正是如此,自然法論主張法律屬倫理的一部份,也就是認為法律的「概念」與「理想」應該要相互一致。

在古典的自然法論中,學者追尋的是「如何發現法律」以及「什麼是合於正義的法律」。這些理論家試圖從自然律、神的啟示以及人的理性與經驗中找出恆古不變的自然法規則,並認為這些自然法是至高無上,人訂的法律一旦牴觸了自然法就不能再稱之為法律,也無需遵守。因此,對於「什麼是法律」這個問題,自然法論者往往主張「因為正義才能成為法律」,這也意味著自然法論者必須深入探討正義、公平等價值的意義為何。

不過,在時代的變遷下,整個世界面臨了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世俗政府不再服膺於宗教權威的統治,彼此間形成了某種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當人們不再信服有普遍的道德價值,也不再受到宗教誡命的嚴格束縛,以神諭、自然律為號召的自然法論逐漸凋零,主張人的理性構成自然法的主張也漸趨失勢。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型自然法論者,他們將研究的範圍從實質自然法論轉向了「政府統治或法體系的正當性」問題。

美國法理學家富勒:法體系的八項合法性原則

美國法理學家富勒 (Lon L. Fuller) 提出的「程序性自然法」,便體現了這項轉變。富勒試圖站在一個價值中立的角度,提出法體系合法性的八項原則,例如法律的內容應該清晰可解、法律的要求應該是人民可實際遵守或達成。

富勒提出法體系的八項合法性原則:

  1. 法律作為一般性規則
  2. 法律應該公布
  3. 法律不應溯及既往
  4. 法律的內容應該清晰可解
  5. 法體系內部應具備一致性
  6. 法律的要求應該是人民可實際遵守或達成的
  7. 法律不應朝令夕改
  8. 官方行為應該與法律規則一致

富勒認為這八項原則在真實的法體系中有程度不一的實現方式。但假若某個法體系做不到這些原則中的其中一項,比方說,納粹的秘密法律、一個人在行動時根本不知道有這條法律的存在,卻在行為後被以此處罰,這樣的法體系不只是不好的法體系,更可能根本不能被適當地稱為一個法體系。

總結

從上述可見,「法理學在研究什麼?」並不是簡單的問題。隨著論者採取的法理學理論立場的不同,導致了不同學者間對同一問題的重大分歧。初接觸法理學的讀者或許會對此感到困惑;但只要深入理解學者間彼此的基本立場不同後,我們就會明白雙方的差異似乎各有道理。

因此,「法理學是什麼」這道問題實情上要求我們反思自己在法理學中支持的基本立場,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將會看到全然不同的問題與答案。初接觸法理學的讀者不妨敞開心胸,學著與這些爭議共生共榮,並試著從中形塑出自己的想法。或許一開始會充滿困惑,但肯定是一場帶有收穫的難得旅程。

參考資料

[1] Austin, John. Wilfred E. Rumble Ed. 1995.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d’Entreves, A. P.. 1965. Natural Law: An Historical Survey. London: Harper Torchbooks.
[3] Fuller, L. Lon., 1964.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顏厥安(1998),《論法哲學的範圍及其主要問題》,收於〈法與實踐理性〉,頁3-29。

(立場新聞獨家版權,不得轉載)

(文:邱怡嘉;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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