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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莎・納斯邦著《憤怒與寬恕》一書推薦序

2017/10/3 — 11:40

最近刑法學界頗被重視的議題之一不外是民粹刑法。民粹主義的本意是與菁英主義相對的平民主義,意指政治應以民眾之意或利益為歸依,然而如今已經被濫用。姑不論為何民粹一語會被濫用的原因,以目前被誤用的定義而言,所謂的民粹就是指一種不分是非的、被操弄的集團情緒,會影響到制度的創建與運作,而後果則是使情況愈來愈糟。

在台灣被詬病的民粹產物頗多,尤其在政治的場合,幾乎俯拾皆是,不過一般而言,只要稍微沉靜下來,除非是已經沉迷於其中的少數,大部分的人都會「覺醒」,等待下一次再度興奮可發洩情緒的機會。當然,如果局勢不佳,這類的機會不斷發生,每次的激情都有殘留的話,會變成積憤,最終導致社會的撕裂。

反之,在刑事法的領域或謂犯罪的領域,則情況稍有不同。不論是在富裕的社會抑或在貧窮的社會、不論是在進步的社會抑或在落後的社會,雖然強弱有所差異,但是對於犯罪者的民粹式情緒,特別是憤怒與排斥的情緒,始終都是存在著,不曾歇止過。當然或謂將眼光放長遠一點,我們可以發覺,人類從公開的肉體刑發展到密行的自由刑,從死刑到廢死,在在彰顯出憤怒情緒的止揚;但是同時,若也同時留意到在憤怒的止揚後發生的附條件寬恕的情緒時,一定會發覺自由刑的規訓意味,也會發現到廢死後的綿密監視與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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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是刑事司法的宿命。面對會將人類滅絕的種族間戰爭,論者建議大家放下致命武器,將種族間的戰爭改成萬人與萬人的鬥爭(個人間的口水戰),並提供一個公共的司法領域,讓有爭執的人能夠登上公開的舞台,進行鬥爭,而大眾則是信賴在該舞台上的最終結論,並藉此獲得基本規範的再確認。然而事實上,這種理想卻在萬人與某些特定人間的鬥爭現實中破滅了。「與恐怖主義(者)的戰爭」、「對毒品宣戰」等,在在表示出所謂舞台上的鬥爭,也僅是戰爭(內戰)的延伸而已。正如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區分論所述,我們必須在民眾間區隔出市民與敵人,對待敵人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例外狀態的創設),但同時只要他們願意悔過,則亦應展開雙臂歡迎他們的歸來。這不外是基於憤怒而排斥,與附條件地寬恕敵人。憤怒與附條件寬恕形塑出自家人與正在戰爭中的敵人間的絕對區隔。

瑪莎・納斯邦的《憤怒與寬恕》一書,道出了憤怒與附條件寬恕這兩種群眾情緒的必然性與局限。憤怒如果是以義憤的方式表達出來時,確實是一種刺激也是一種警告,其可將社會中深藏的弊端揭發出來;然而,如果放任憤怒情緒的蔓延,則憤怒所必然附帶的惡害也會隨之發酵。這就是受到傷害者或其同情者會要求加害者也要受到同等的傷害,同時因為受傷而感受到的社會地位貶抑,也同樣要以貶抑加害者社會地位的方式得到寬慰。而所謂的附條件寬恕,前提也是加害人必須認罪罪錯,接受以傷害與社會地位貶抑為內容的處罰,此時才可以獲得寬恕。正就是不得對敵人軟弱,對敵人軟弱最終受傷的一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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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犯錯者負起責任一事,是對規範的尊重,也是鎮壓因犯罪而引發的社會動蕩的必要舉措。這是所謂的刑法的事後處理機能。但是負責一事,並不必然代表惡害(傷害與社會地位貶抑)的科賦,惡害的科賦不僅是無法令受傷的被害人復原,也無法回復其社會地位。若要讓被害人復原、犯罪人不再犯罪、社會大眾感到心安,即必須要有其他前瞻性的舉措或機制。此際,放棄憤怒與附條件的寬恕,將這些情緒轉化,並予以升華,這才是讓社會獲得和平的重要情緒的創造。無這類的情緒轉化,前瞻性的舉措或機制幾乎是無法運轉的,而人們也會繼續地沉淪下去。

瑪莎・納斯邦的這本書提到了根本的癥結點 — 情緒的轉化與升華,同時她也舉了金恩講稿為最佳範例,證明這是做得到的。更重要的是,她在親密關係、社會關係以及公領域中的犯罪與革命等各個層面,均不斷地以不一樣的角度敘述同樣的事務,讓讀者能夠各取所需,例如我就只看第六章。然而,瑪莎・納斯邦所提出來的對抗民粹的情緒,例如無條件的寬恕、真愛、好脾氣、相信法律、不憤怒的摯愛等等,到底是如何得到的。亦即,我們到底要怎樣才能抑制憤怒與附條件的寬恕,將之轉化與升華,然後得到具有往前看的支撐力的新情緒?瑪莎・納斯邦並沒有給個答案。她只是單純地透過本書,不斷地合理論述,並期待合理的對話可以對抗理盲。

然而,正如我常在監獄學的課堂上所說的,合理對話下的荊棘進步(走兩步退一步,最終也是進了一步),其實僅是掩藏了(神秘化)更深一層的規訓或社會治理,而這個深層的實體不外是階層與排斥,也正是憤怒與附條件寬恕等民粹情緒的彰顯。看完本書,深受感動,進而挺身而出抗拒民粹情緒的人,絕非受到理性啟蒙(神諭)的幸運子民,而是曾經墮落、在谷底打滾、鬥爭,而後理解何謂死的慾望的一群。可惜的是,這僅是少數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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