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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還不夠平等嗎?女性主義還要求什麼?(上篇):兩性經濟不平等

2018/2/6 — 17:29

前言:男女還不夠平等?女性主義還要求什麼?

一提及女性主義,許多人第一時間反應是:難道男女還不夠平等嗎?人類歷史上確實出現過男女不公的錯誤,但至少在現今許多民主自由社會,法律有保護女性的反性別歧視法;女性有投票權、教育權、工作權,能夠和男性平起平坐,女性主義還要求什麼?

香港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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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上述質疑套進香港的環境,看起來似乎更有說服力。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2015 》的資料與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女性統計數字 2015 》)的計算, 2014 年香港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簡稱 GII ) 」為 0.088 ( 0 為最平等, 1 為最不平等)。

GII 主要反映女性在生殖健康、充權和勞動市場三個範疇所處的逆境。它計算的指標包括:孕產婦死亡比率、未成年生育率、國會或立法會中的女性席位比率、25 歲接受過中等教育的性別比率、 15 歲後勞動力參與的性別比率。從這個指數來看,香港的性別平等狀況,在全球排行第 14 名,表現比日本、南韓、英國、美國等民主自由國家都好。(最新的 GII 數字可以看這裡,但由於香港不是國家,所以排名計算要查看其他指標再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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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已完成目標,應該退場了?

不少人因此認為,即使女性過去的確面臨不少障礙,但在現今許多民主自由社會已經打了勝仗。女性主義(至少在這些社會)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差不多該退場了。但是,許多女性主義者卻不同意,認為女性如今仍然面對許多性別不公,女性主義也並非只有性別平等的目標。這不禁令人費解,如今還有什麼問題尚未解決?難道像一些反女性主義者所諷刺,女性主義者真正想實現的是「女性地位優於男性」?

對於這類質疑,女性主義實在有太多話想說了,但要把回應說清楚,絕非容易;因為女性主義並非鐵板一塊的理論,它更像一場思潮與運動。在這場思潮與運動之中,女性主義有許多派別,它們對於女性主義的目標各有說法,對於問題的解決方案也是眾說紛紜。

在這篇文章,我不企圖介紹各種女性主義派別、思想與實踐方法。我想舉出兩個明顯例子,說明女性主義仍然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至少從實際的數據來看,兩性在經濟與政治上,仍然遠遠未能稱得上平等。

國際的兩性經濟收入不平等

首先,是經濟收入不平等。

著名組織「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 WEF) 」,每年都會發表具影響力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根據最新 2017 年的報告,全球女性在教育、經濟和參政領域上的狀況首次出現倒退。在這份報告中,最令人震驚是兩性的收入差異。全球男性的平均年收為 2.1 萬美元,女性僅有 1.2 萬美元,相差幾近多一倍。報告更估算,兩性要在職場上實現平等,要在等多足足 217 年。難怪 WEF 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Saadia Zahidi 表示擔憂:「時至 2017 年,我們不願意看到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出現逆轉。」

也許有人反駁,上述數字的差距可能被一些非民主自由國家拉高了。但以美國為例,全職工作女性的年收只有相同男性收入的僅 80%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Pay Equity) ,而且美國兩性收入差異收窄的趨勢在 21 世紀後就開始急劇下降。英國女性也好不了多少,根據英國政府最新數據顯示,大學生畢業五年後,男女的年薪差距為 18.1 %,連英國政府也呼籲企業需要快速消除收入距離。

至於歐洲,據 2017 年歐盟統計局統計,「未調整的性別收入差異 (unadjusted gender pay gap) 」達 16.3% 以上,其中差異最少的國家如意大利雖然只有 5.5% 左右,但大多數歐盟國家的性別收入差異仍然是 10% 以上,最嚴重的更有 26.9 % 之大。

當然,性別收入差異分為調整與未調整,後者可能會考慮到工作時間、職業選擇、教育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影響。然而,以為調整後的數字就能夠準確告訴我們基於性別歧視而影響到兩性薪酬差異是多少,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調整往往忽略了兩性在與雇主討價還價薪酬前的因素,以及限制他們做出選擇的所有潛在機會。況且,未調整的性別收入差異平均仍然高達  10% 以上 ,這足以說明兩性差距處於必須糾正的狀態(有關性別收入差異的詳盡分析,可看這裡)。另外,根據歐洲時報引述, 2014 年歐盟統計局數據也同樣指出:擁有同類管理職位的女性平均工資要比男性低 23.4% 。

專門研究歐盟狀況的國際組織歐洲大學學院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也發表了最新的新聞報道(譯文在此原文在此),指出歐洲工作的女性比例仍為 63.5 % ;擁有相同學歷且在同一職位工作,男性每賺一歐元,但女人只能賺 84 分;還有,男女退休金的差異約有 38 % 之多,更有約三分之一的歐洲就業女性是沒有退休金;教授 Ruth Rubio Marín 因而指出,2016 年的歐洲女性仍然有許多陷入貧窮與被排斥的狀況。

香港的兩性經濟不平等

讓我們從國際移回我們所居住的香港。也許不少人會認為,香港的性別收入差異並沒有上述國家嚴重。然而,這種想像是錯誤。雖然「性別不平等指數」顯示香港的性別平等狀況良好,但魔鬼在細節中,例如這指數並沒有把兩性收入差異計算之內。

香港勞動市場的性別比率確實在收窄,但根據香港政府統計局《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2017 版) 》,兩性月入中位數差異相差達 33.3% ,香港男性平均每月比女性多賺 6,000 元,而且過去十年間男女月中位數入息差距不斷擴大。另外, 若以收入劃分,月入 5,000 元或以下的女性較男士多出一倍,且這情況 20 年來並未改善。這些切實的數字,都證明了香港男女經濟平等的狀況不進反退。

兩性收入差異只是能力反映與個人自由選擇?

但是,對於兩性經濟收入的不平等,許多人堅決認為,這只是男女能力差異與自由選擇的偶然結果;只要立法禁止職場的性別歧視,兩性就能處於公平競爭環境,那麼接下來的收入差異不過是反映兩性自由選擇的結果,不能歸咎於性別歧視。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在《性別差異並非薪酬差別的主因》一文便指出,兩性薪酬不同主因是男女的勞動參與率、教育程度、職業的分佈、工時有不同而綜合形成,與性別無關。

對於這種回應,女性主義者實在有一肚子話要說。單純在職場上的性別歧視確實需要糾正,但女性主義者特別想要說的,是整體社會結構如何塑造男女經濟不平等的狀態。

在香港,雖然愈來愈多女性開始進身如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等高階職位,但直至 2014 年,男女在高階職位就業的比率仍然相差一半 (66.3 % : 33.7%)。據香港政府統計局 2017 年的數字,月入 10 萬的女性就業人數顯著增加,但比例仍然懸殊,只佔不足 3 成。但在高等教育程度上,香港女性一直比男性稍高(2015 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為 46.1% : 53.9% )。這實在不禁令人疑惑,如果兩性教育程度差不多,那麼能力應該相若才對,為何男女從事高階職位的比例卻仍然有顯著差距?這真的能用兩性能力差異來解釋嗎?

更大問題是,有數據顯示,同樣位居高階職位,女性月入中位數卻還是較男性低 1,400 - 2,500 元左右。女性進身高階職位的低比率或許可以用自由選擇與能力表現來解釋,但出現同工種不同酬的差距又如何解釋呢?其中一個可能因素是,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仍然存在,不少僱主仍然認定女性沒有管理才能。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便提到,香港不少僱主都很保守,認定男性說話具權威力、說服力較強,較適合做管理層;雖然招聘時未明言只僱用男性,但在揀選求職者面試時,會首先篩走所有女士。

也許有人認為男女在管理能力上確實存在差異,這不是性別歧視,而是事實認定。但是,讓我們看看大多數人認定女性較能勝任的職位,如文書支援工作、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以及非技術工人;這三個職位的女性就業率都比男性高,但女性收入中位數仍然比男性低至少 500 - 3000 元左右(《香港女性統計數字 2015 》)。

如果職場真的按能力分配薪酬,為何一般被認定女性較能勝任的工作,普遍女性的收入反而較低呢?其中合理的解釋之一,是女性的普遍能力被認定(卻不是事實)比男性為差。於是,不論在管理層,還是女性就業率較高的職場上,女性被給予的薪酬都處於偏低。

女性普遍因為照顧家庭而遠離職場

對此,有觀點認為真正原因是女性選擇家庭而遠離職場,才出現兩性薪酬差異。譬如,環球管理諮詢顧問董事總經理李漢祥便解釋,兩性薪酬差異是由於女士普遍要撫養家庭小朋友,離開職場 1 至 2 年;當她們重新開展事業,由於曾出現工作空白期,企業才會調整薪酬水平。他特別強調,如果男性因工作假期或其他因素而暫別職場,也會出現同樣情況。

女性確實經常因為要照顧家庭而遠離職場;即使工作,也大多集中在最低薪和沒有保障的工種。根據樂施會發佈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 (2001-2015) 》,近十多年間,女性就業模式漸趨零散化,女性從事非全職工作的人數由 2001 年 9,100 上升至 2015 年 30,700 ;其中,在每周工作時數少於 35 小時的工作人口中,有 67.5% 都是女性。這報告還顯示,在 2015 年,貧窮住戶女性中,只要有 15 歲以下和 65 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其佔全港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 15% 。這些數字都反映,女性(尤其貧窮女性)遠離職場,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照顧家庭(特別是家中有兒童或長者)。

然而,有論者卻因而指出,既然女性普遍選擇照顧家庭,以致她們可選擇的工種與工作時間減少,薪酬自然比男性為低,其中不涉及性別歧視,而是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反駁策略聽起來很具吸引力,它說服了很多相信男女已經平等的人。但它真的站得住腳?若然這種觀點要能成功,就必須預設女性照顧家庭是一種個人選擇:由於眾多女性自己選擇照顧家庭,而不就業或投入全職工作,所以才會導致普遍性別收入有不同。

「職場-家庭」結構,如何造就女性地位低微

但是,女性照顧家庭真的是一種個人選擇?試想像一下我們由小到大的性別教育、對「母性之愛」的宣傳,如何塑造「照顧家庭、照顧小孩長者是女性天職」的性別角色。對許多女性而言,結婚是她們人生的最大成就,只要她們一結婚或組織家庭,那麼她們就會「自然地」自動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遠離職場。從這點來看,「照顧家庭」並非單純是女性的個人選擇,而是整體社會結構所塑造的性別角色,令許多女性無法擺脫這種人生定位。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局 2015 年的報告,曾經結婚與從未結婚的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幾乎沒有任何差異,前者的就業率甚至比後者較高 ( 70% vs 66.3%),但曾經結婚與從未結婚的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卻一直維持非常大的對比 (48.7%  vs 69%) 。這數字充分反映,女性只要一結婚,就會遠離職場,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但男性卻幾近沒有任何影響。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家庭分工的角色塑造已經漸漸消失,至少現代許多男性都承擔起家務勞動。但在 2004 - 2014 年間,女性全職料理家務者的人數一直高達 63 萬左右,而男性全職料理家務者僅有 16.3 萬左右(《香港女性統計數字 2015 》)。還有,即使男女同樣有受薪工作,但女性每天參與家務時間是男性的三倍以上(每天 1.7 小時 vs 0.5 小時) 。這些數據都顯示「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結構仍然非常嚴重,而且許多男性都誤以為自己已經參與了很多家務工作。

她們都是女性:大量外傭投入,令大量香港女性能夠就業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數字都沒有把家庭外傭包括在內,但這些沒有被計算的「女性」卻切實地影響香港女性地位。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提供的最新數據指出,外傭由 1996 年 15.7 萬 上升至 2016 年 35.2 萬,佔香港整體就業人口 9.3 % 之多;在有就業女性及育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之中,聘有外傭的,由 1995 年 23% 升至 2016 年 44% ;可見這批外傭分擔了龐大的照顧幼兒與長者的工作,令本地已婚女性能夠出外就業。

這報告還顯示,於 2013 年,在 25 - 54 歲的已婚並育有子女的女性之中, 若沒有聘用外傭, 只有 49% 會就業勞動; 但若家中聘有外傭, 則大幅增加至 78% 。故此,外傭承擔起大量本地已婚年輕女性的家務,才能更更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香港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1996 年的 47.8% 升至 2016 年的 54.8 %)。

由此可見,家庭結構是如何深刻地影響女性的經濟活動。

總結:兩性在經濟上要達到公平,尚有很大段路要走

面對這些切實的數據,我們真能合理地宣稱,女性照顧家庭是一種個人選擇,而不是社會長久以來加諸於女性的枷鎖?事實上,「女性必須照顧家庭」這種性別角色,不但令普遍女性只能「選擇」家庭而遠離職場,更會影響僱主的選擇。對許多僱主來說,男性結婚組織家庭,是一種成熟表現,有利於日後工作;但女員工結婚產子,就很容易被視為無心工作,即將離職的徵兆;不少僱主也會假定女性從事工作,只是為了幫補家計。這些刻板印象都會令雇主在薪酬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壓低女性員工薪金。

當然,對於不少反女性主義者來說,說女性照顧家庭並不是一種個人選擇,而是社會付諸於女性的枷鎖,上述數據仍然未能充分證明這點。在這方面,我將會及後撰文再詳細論證。不過,我們應該至少注意到,家庭結構與兩性經濟收入相互關聯的結構顯然存在。普遍女性的收入確實比男人為低,而且這會令女性更容易陷入貧窮之中。根據香港政府《 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女性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普遍較男性為高(女性貧窮人口比男性多出足足 10.4 萬人)。報告指出,其主要原因正是較多女性居於低收入,甚至全無就業收入的狀態下。

這種兩性經濟不平等的狀態只會帶來許多禍害,即使不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從純經濟效益的觀點來看,許多社會經濟學家已經指出,男女經濟收入不平等的分佈,會大大降低社會經濟發展效益。當然,在女性主義眼中,男女經濟不平等的問題根結,不在於是否有助經濟發展,而是屬「不公平」的性別正義問題。在這問題上,女性主義實在能義正詞嚴地說,人們要下「男女已經平等」這結論,實在言之尚早;兩性在經濟上要達到公平,尚有很大段路要走。在下一篇章,我將會從政治的角度出發,討論女性已經擁有投票權與參選權,為什麼女性主義還是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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