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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學碰上亂倫時 自然論與生物禁忌論還能安穩嗎

2017/5/15 — 10:28

曾有學者評論說,亂倫禁忌之於人類學,就如莎士比亞之於英國文學一樣,是基本而經典的研究課題。的確,人類學對亂倫禁忌的研究由來已久;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就著這一個看似簡單的現象——對於近親之間性行為與婚姻關係的迴避與禁止——學界眾說紛紜,直到現時仍沒有統一的滿意答案。因此,如果讀者想要的是亂倫禁忌的終極解答,那麼本文可能會令你失望。然而,如果你對與「亂倫」相關的歷史現象感興趣,歡迎閱讀下去。

談到亂倫,論者幾乎都會提到芬蘭人類學家 Edward Westermarck 的假說:一般來說,從童年起就共同生活的人們之間會缺乏性吸引力;當設想與對方發生性關係時,他們會感到強烈的厭惡。共同生活的人往往是近親,因此,這種對於性關係的厭惡,就反映在習俗與法律之中,成為我們所見的亂倫禁忌。 Westermarck 認為,在其中起作用的是自然選擇——近親性交會使得產生有基因缺陷的後代的機率大大提升、同時也大大減少了後代的基因多樣性,不利於族群的生存和延續。

值得注意的是, Westermarck 的因果關係推演跨越了數個層次:從以種群為單位的生物進化優勢,到個人感官上的厭惡,再到社會文化層面上的禁忌。當中的推論,或許需要更加小心的處理。人類學家 Arthur Wolf 對台灣的童養媳的研究,常被視為是支持 Westermarck 假說的有力證據。童養媳,指的是一位女性在嬰兒或小童時期被收養,由該家庭撫養長大後,成為收養家庭中的兒子的妻子。 Wolf 發現,從離婚率和生育率來看,這一種形式的婚姻失敗率較高,因而說明了 Westermarck 效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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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少學者都指出這個分析的問題:童養媳本身較多在窮困家庭之間進行,是社會認可度較低的婚姻形式。在當時台灣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下,它更是愈發受到批評——童養媳成為封建、落後的社會中「命運悲慘、地位低下的女性」的象徵,常常遭到嘲笑與鄙夷。在這一社會背景底下,她們的婚姻難以美滿,不足為奇。也有學者點出,如同兄妹/姐弟般一起長大的兩人,突然被告知要結為夫婦,在他們的感受之中,就如強迫他們與兄弟/姐妹結婚一樣——讓兩人感到抗拒的,或許不是內在的性厭惡,而正正是文化中的亂倫禁忌的違反。

二十世紀初期,在馬克思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影響下,以色列建立了稱為吉布茨 (Kibbutzim) 的集體社區。在吉布茨中,兒童從出生開始,就和同齡的孩子一起,以同輩團體的形式一同居住、生活、接受教育。這被認為是一個絕佳的「自然實驗」——這些兒童的成長經歷符合 Westermarck 假說中的條件,然而他們並非親屬,不受一般意義上的亂倫禁忌影響。人類學家 Joseph Shepher 發現,在吉布茨的同輩群體內部,結婚的比率非常之低。 Shepher以及其後不少學者都認為,吉布茨的案例無疑支持了 Westermarck 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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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論證也受到了許多挑戰,其中我覺得最有力的一個研究,直接去詢問了當地人。社會學家 Eran Shor 和 Dalit Simchai 以具代表性的方法抽取了六十位在吉布茨中長大的以色列人,與他們進行了深度訪談; Shor 和 Simchai 發現,許多受訪者都將同伴視為潛在的愛侶或性夥伴,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曾經感受到與同伴之間的性吸引。幾乎沒有受訪者將同伴間的情愛與亂倫聯繫在一起,也極少形容此為令人厭惡或反感。

可以說,在以 Westermarck 為代表的社會生物學觀點看來,「亂倫禁忌」本身是「自然」的。(由此可能生出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人類天生就會迴避亂倫,那麼為什麼還需要有如此嚴厲的道德和法律機制來加以規管呢?)與此相對,一些較早期的人類學家如 Lewis Morgan 則認為,起初,人類完全被生理衝動主宰,性行為的發生亦不受親屬關係限制;是亂倫禁忌使得人類脫離純粹的動物性,成為有「文化」的存在。

在法國人類學大師 Claude Lévi-Strauss 的論述當中,交換是人類社會構成的重要原則,其中最基本的一種是對婦女的交換。亂倫禁忌保障外婚制(與家庭成員之外的人通婚)得以實行,從而在不同族群之間,不斷建立和維繫以姻親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從類似的前提出發,人類學家 Yehudi Cohen 也認為,任何一個群體都難以在自身的環境當中獲取所有生活所需,因此,貨品與資源的流通是社會的生命所在。亂倫禁忌使得人們與自身所處群體之外的人結為姻親,從而建立同盟、維持貿易網絡。他由此推論,隨著技術與社會分化的發展、除家庭以外的其他社會機構(如政府和企業)逐漸出現並成為社會交往的主要組織者、親屬關係在社會組織中的重要性下降,亂倫禁忌的必要性將愈發降低,所涵蓋的親屬範圍亦將逐漸變得狹窄、懲罰也有所減輕。 Cohen 大膽推測,隨著社會發展得愈發複雜,亂倫禁忌最終甚至可能會消失。

以上兩種理論儘管截然不同,但都嘗試為亂倫禁忌尋找一個普遍性的解釋。這種理論衝動,部分源於亂倫禁忌被廣泛視為「人類普遍性 (human universal) 」:幾乎在每一個已知的社會文化當中,亂倫禁忌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並構成親屬關係的基礎。

然而,事實上,例外也並不罕見。不少學者聚焦於近親之間的性與婚配,歷史學家 Brent Shaw 就對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 30 年 — 641 年),埃及的兄妹/姐弟間的婚姻進行了深入分析。在保存下來並能被清晰辨認的人口普查記錄之中,有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夫妻雙方為兄妹/姐弟。這些人並非皇室成員,而是在正常家庭一起長大的普通人;他們的結合並非不正常、被譴責的婚前性行為或是家族強制性的安排,而是合法、有著浪漫情愛、受公開祝福的婚姻,在契約、嫁妝、子女以及離婚等安排上與一般婚姻並無二致。

Shaw 特別強調,這一現像是在埃及受到外來統治(先是希臘,然後是羅馬)後才開始出現的,因此不能簡單歸因於某種埃及獨有的文化特質。仔細爬梳之下, Shaw 發現,留存下來的資料當中,調查到的人口基本上來自於數個希臘人聚居的地區。與其在母國的情況不同,居住在埃及的希臘人,由於是殖民者的後代、人數較少,在埃及並沒有一個廣大、緊密的親屬網絡。而殖民者對待埃及人的方式和態度,則可以用「典型殖民主義」來形容:殖民者聚居在城市,自視為文明開化的上等人;本土埃及人在鄉村生活,在政治與經濟層面幾乎完全被排除出國家權力與資源控制之外,在文化中則遭到污名、厭惡、鄙視,在社會生活中受到惡劣對待、幾乎不享有公民身份所賦予的基本權利。極少數殖民者與廣大被殖民人民之間的區隔,涇渭分明。

在這等級分明的社會之中,希臘人與埃及人之間的跨種族婚姻極為罕見,他們的子女也會在社會上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無法擔任公職、佔有富饒的土地或享受稅收減免。在鑑定希臘公民身份時,父母雙方、上溯五至六代的血統都會被考察。因此,希臘人在考慮婚姻問題之時,最關心的是如何確保後代作為希臘人——亦即社會上層——的純正血統、以保證他們將繼續享有各項特權。在這一背景下,與出自同一核心家庭的成員結婚,無疑是一種維持具有關鍵意義的種族—政治區隔的有效策略。有限的婚配選擇、極端的種族主義、嚴密的社會分層和強大的經濟和政治誘因,使得希臘殖民者之間的近親婚姻成為常見實踐。 Shaw 得出的結論是,亂倫禁忌,與其說是一個絕對的、近乎生物性的特徵,不如說是一種佔主要優勢的傾向,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情形之下,是可以被逆轉的。

同樣是上層階級的兄妹/姐弟婚姻,老撾與泰國王室的情形與希臘殖民者形成鮮明對比。人類學家 Grant Evans 指出,在老撾與泰國這兩個社會當中,不同階級在婚配上受到的限制也有所不同:在王室成員之間,同父異母的兄妹/姐弟結為夫妻極為普遍;貴族家庭偏好表親通婚;在平民之中,以上兩者都是不被允許的。然而,從歷史上來看,王室與貴族的婚姻從未被認為是「亂倫」(對社會禁忌的違反)。由此, Evans 主張,我們沒有理由稱呼這為亂倫。

在二十世紀之前,泰國和老撾的王室成員普遍實行一夫多妻制,以求集中權力、拓展聯盟。以 King Chulalongkorn 為例,他的妻妾多達五十餘人(其中前四位妻子均為同父異母的姐妹)。 Evans 指出,一夫多妻制起到了促進近親通婚的作用:王室之中的妻妾,各自建立起相分離的煮食灶台,通過膳食的安排和供應,強化兒女對於生母的認同,凸顯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之間的差別——他們歸屬於不同的灶台,並被鼓勵將對方視為潛在伴侶。

Evans 分析,在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晚期的老撾與泰國,一方面,隨著與歐洲殖民者的接觸增加,人們開始對一夫多妻制產生質疑與批評;在現代國家制度建立之後,一夫多妻制不再得到法律和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在佛教思想與創設神話影響下,傳統上王族的身體被視為含有具神秘力量的神聖物質,與其子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其後,政體的憲制化、君主制的祛神話化、王室的平民化,使得王室成員的婚姻,也如同常人一樣,開始要受到一般規範的限制。在這一過程當中,近親結婚,由普遍的實踐變為了禁忌。

對人類本性的探索和對文化差異的理解,長久以來都是人類學(乃至社會科學)的核心所在。然而兩者間又存在著強大張力: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常常被大眾與學者視為根植於生物天性、社會本質的「亂倫禁忌」,或許原非亙古不變、黑白分明,而是在充滿偶然性的多種因素作用之下,呈現出紛繁複雜的不同面貌。即使仍然難以有十足的信心去回答「亂倫是否違背自然」、「亂倫禁忌是否最終會消失」等大哉問,我們或許也可以更加深入細緻的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社會的考察為基礎,對與亂倫相關的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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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修瑋/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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