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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萍、黎苑姍:司法制度作為社會制度的局限 法治建基於政府法庭公民互相尊重

2017/8/31 — 11:39

律政司就反東北發展及公民廣場案覆核刑期, 16 名年輕抗爭者被上訴庭判監禁。綜觀連日來的討論,市民主要關注律政司是否基於政治理由而選擇性覆核刑期,和法官的判決是否合理合情;而法律界及政府的回應,則純粹集中在刑期覆核及判決是否合乎法律條文及程序,例如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在聯合聲明中重申判決根據法理原則,而律政司長袁國強亦強調覆核跟足程序。

問題是,即使律政司的覆核申請符合程序,是否能消除覆核具政治動機的可能性?縱使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及案例裁決,是否就意味着他們對法律條文、案件事實、被告人動機及其行為的社會後果的解讀及詮釋必然沒有偏頗?實不盡然。事實上,兩案的意涵均超越純粹的法理討論,各界須同時考慮兩案於政治層面的意義,才能更完整了解社會大眾對判決的憤怒和對法治的憂慮,以及香港司法體系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在政治爭議日益頻繁的社會裏,如何令市民對法治保持信心?

法律制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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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並非超然而渾然自成的,它是一種社會制度,由不同機構和持份者組成,有其內在邏輯亦有其制度局限。在討論法制時,須區分 3 個環節:立法、執法和司法。法律的制訂及修改是由政府草擬並經立法會審議通過的,法官在大多數情况下只會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根據條文、程序及案例詮譯法律及裁決。換言之,即便是限制人權的法例,法庭也可能只依據法律條文裁判。例如兩案抗爭者被起訴的非法集結罪均出自《公安條例》,此例通過時引起社會廣泛爭議,不少反對立法者唯恐條例會限制公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

昔日憂慮, 20 年後卻不幸成真。立法過程的民主化可以防止惡法的生產和實施,但香港立法會的組成辦法既不符民主原則,議員亦無足夠權力制訂法律,一旦遇有惡法例如 23 條,法官如只在限制人權自由的法律框架下詮釋條文以判案,縱使無意,亦難避免成為統治者打壓人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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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負責執法和檢控的是執法機關和律政司,兩者均屬政府轄下部門,律政司長的委任更屬政治任命;法庭只是聆訊和裁決的地方,法官亦無權決定檢控對象。以兩案為例,律政司堅持覆核 16 名抗爭者的刑期,甚至有報道指不惜在公民廣場案中推翻高層檢控人員不上訴的建議;但與此同時,律政司卻沒有就反佔中陣營所作出的大部分具明顯暴力的罪行覆核刑期,這些罪行包括普通襲擊、不小心駕駛、傷人及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律政司不上訴,法庭也無用武之地;但假如律政司「咬住唔放」甚或選擇性檢控或覆核,法庭亦不得不處理上訴申請。

法庭脫不了政治

大眾和法律界持份者渴望司法機關是獨立的。對「司法獨立」的廣義理解是法官在審案時不會受到外在壓力,能自由地基於事實及法律公正地判決。要留意,這定義並不是說法官在審理案件、詮釋法律及判決時可超越個人政治取態及價值觀影響。事實上兩個法官可因為不同價值取向,而對同一條法律條文及事實有不同解讀,繼而對同一件案件作出差異判決。正因如此即使在民主國家,對法官尤其是最高級法院法官的任命,也是不同政治陣營寸土必爭的戰場,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均由總統提名並由國會通過任命,在奧巴馬退任總統前就曾提名 Merrick Garland 接替於 2016 年過世的法官 Antonin Scalia ,但提名卻被共和黨擱在國會不表決,直至過期;而特朗普亦曾在大選期間承諾提名持保守政治立場的人選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以爭取支持。

由此說明就算沒有外力干擾,法官對案件的判決即便能充分實踐程序上的公正性,也可能因個人價值觀及政治取向而作出公民認為不合情理的判決。

回到是次爭議,批評者認為上訴庭幾位法官在沒有充分考慮涉案年輕人已完成社會服務令的情况下判處他們監禁,無異於令他們受到「一罪兩審」,並不合理;他們也質疑上訴庭法官沒有顧慮爭取民主與對公眾秩序造成短暫干擾兩者對社會長遠影響的孰重孰輕;而法官在判決時似乎也沒有考慮這些年輕人的行為非為一己私利,而是出於對香港實行真正民主選舉的追求,並要求中國大陸政府兌現《基本法》對港人的承諾,實踐平等政治參與這最基本的權利。對這些年輕人判處如此重刑,明顯在很多市民心中不符情理。

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司法機關及法律人員的政治面向,非為貶低法律人員的專業操守或否定實踐法治與公正原則的可能,卻是讓公眾理解司法制度在實際操作中並不能完全超越個人的政治取態。兩案判決後,坊間批評香港司法機關不再獨立甚至揚言「法治已死」,我們認為現時未有充分證據證明法官判案受明顯政治干預,而「法治已死」亦言過其實。

然而社會對法官判決的討論及批評,如果是建基於理性、事實或法律原則,實是有益於維護法治的良性互動,不應視為對法治的挑戰和不尊重。在法庭上當然是法官說了算,但不代表法官及法律業界可以壟斷社會大眾對法治的理解。若業界把大眾對兩案的批評視為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無理詆譭或「輸打贏要」,不但模糊了討論焦點,更無助挽回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法治建基於政府法庭公民互相尊重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對法治有以下定義:不論是個人、公私營機構或政府,均須對公開頒布、平等執行、獨立裁決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法律負責1。以兩案連同其他反佔中案件為例,律政司的選擇性覆核多大程度符合平等執行原則和人權標準?律政司若只以法律程序和技術官僚敷衍公眾,斷不能釋除大眾對政治打壓的疑慮和憤慨。

實在,政權透過法律制度對抗爭者進行檢控和上訴自是各地常態,均具政治性;但是次判決進一步顯示港府無意對支持民主化的市民「釋出善意」。要知道這16名年輕人不止是個體,也是代表了支援東北村民反逼遷及參與雨傘運動的數十萬香港市民的意願。政府的窮追猛打實是對整體社會釋出一個信息:無意修補裂痕。

時任英格蘭及威爾斯上訴法院首席法官丹寧勳爵在 Metropolitan Properties Ltd v Lannon 案中提出公義必須根植自信心,而當合乎常理的人想到「法官是偏頗的」,信心即便摧毁 (justice must be rooted in confidence, and confidence is destroyed when right-minded people go away thinking "the Judge was biased") 。法律制度並非自存並自我圓滿於社會外的體制,其基石乃自人民的信心。要建立信心絕非易事;要摧毁信心卻是一念之間。

註腳

[1]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23 Aug 2004 

(編者按: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經作者與明報授權轉載)

(作者蔡玉萍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黎苑姍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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