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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嶺南大學哲學系前系主任利派斯 (Paisley Livingston) 的美學、電影與文學哲學

2017/11/28 — 11:31

[圖:Paisley Livingston於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中發言,題為:On Cinema as Philosophy: the Kaila-Bergman Connexion Revisited。攝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的 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

[圖:Paisley Livingston於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中發言,題為:On Cinema as Philosophy: the Kaila-Bergman Connexion Revisited。攝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的 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

受訪者:Paisley Livingston

訪問者:羅雅駿

譯者:羅雅駿、杜志聰、趙子明、蔡子俊

A.   訪問利派斯教授(Professor Paisley Nathan Livingston)

利派斯教授 (Professor Paisley Nathan Livingston) 是嶺南大學哲學系前系主任及講座教授。他任教嶺南大學哲學系前,曾於不是少頂尖學府教授哲學與一些跨學科的主題,包括美國密芝根大學、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巴黎綜合理工大學 (I’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 及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利派斯教授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教學及研究經驗。他的研究範圍及著作圍繞美學,善於以分析哲學的嚴謹手法處理相關議題,其論證風格非常細緻,而且十分講究實質證據的支持。就以他較為人熟悉的英瑪.褒曼研究為例,有別於不少其他從事電影研究的學者,他重視褒曼是其電影作者的獨特地位,所以他熟讀褒曼的傳記,更親身飛往瑞典電影學院中的英瑪.褒曼檔案中心翻查劇本、筆記、相片、手稿及未曾公開的影片等一手資料。他亦曾嘗試約見褒曼,可惜最後也緣慳一面,是次資料搜集後不久,褒曼亦於 2007 年夏天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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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翻閱褒曼的手稿等資料,可想而知利派斯的瑞典語是無庸置疑的。他的語言天賦亦相當令人羨慕,生於加拿大的他能完全掌握英語及法語。就我所知,他其實也略懂其他歐洲國家的語言,不過利派斯為人謙遜絕少吹噓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可能由於他語言方面比較敏感,美學上他關心的問題除了視覺藝術外,很大部份研究都聚焦於文學議題,其涉獵的討論相當廣泛,由文學理論、文學的知識論價值,以至文學與科學的關係、甚麼是敍述、讀者的情緒反應等等都包括在內。但我認為他的研究志趣中緊扣詮釋、品評與作者意圖的關係,這脈絡構成了一條很重要的主軸,成就了他近期於電影哲學這範疇中反駁及論證「電影即哲學」[1]的重要成果。近年最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著作《電影、哲學、褒曼:論「電影即哲學」 (Cinema, Philosophy, Bergman: On Film as Philosophy) 》,書中他反駁一些對「電影即哲學 (film as philosophy)  」的誇張宣稱,從而另闢蹊徑提出一個溫和的論旨。該書對美學、電影哲學、電影研究及對瑞典導演英瑪.褒曼 (Ingmar Bergman) 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居港十數年間 (2003-2017) ,為嶺南大學哲學系出任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的職務,在香港的大學教育、學術研究及大學行政與管理作出重要貢獻。課堂中的他永遠活力充沛、熱心教學,若你知道他行政工作上所承受的重擔,你會更加敬佩他的教學表現及其出色且高產量的研究成果。為恭賀他在嶺南大學榮休之喜,我在他離港返回北歐跟家人團聚前做了一個訪問;內容從他個人背景以致他的學術興趣,尤其是美學方面的議題及香港高等教育相關的問題都相繼涉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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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人哲學研究的提問

問 1.

回顧你出版過的書籍及學術論文,似乎你的興趣大多圍繞美學或藝術哲學(除了 Models of Desire: René Girard and the Psychology of Mimesis )。而梅利‧史密夫 (Murray Smith) 在評論《電影、哲學、褒曼:論「電影即哲學」》一書時說:「利派斯把他三個最膾炙人口的研究範疇共冶一爐:有關他對英瑪.褒曼的學術成就(可追溯至他 1982 年的著作 Ingmar Bergman and the Rituals of Art )、關於意圖的研究工作( 2005 年出版的 Art and Intention ),以及有關哲學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 1998 年出版的 Literature and Rationality )。」由此看來,這本著作是你過去 30 多年來努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成果。這些年來你的研究方法、興趣及哲學方向是如何演變的?

答 1.

我相信我和很多人也一樣,最初從很廣泛的興趣開始,然後發現需要專研。最近我的工作集中於美學史的領域,但我依然有從事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一篇有關 Lange-James 的情緒理論的論文。

影片:利派斯教授在另一訪問提到情緒理論

問 2.

你曾經在《英瑪.褒曼與藝術的儀式 (Ingmar Bergman and the Rituals of Art) 》一書中對勒內.吉拉爾 (René Girard) 表達過深切的謝意,還在書中道:「吉拉爾的一段文字所表達的,遠勝萬卷其他對褒曼的研究。」我深信吉拉爾在你的初期學術發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你帶來了深遠影響。可是,看來你完全放棄了吉拉爾式的研究取向或方法學(若然你真有採取過),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你曾為他的理論作一個更具分析性的理論重構。是甚麼令你有此改變?

答 2.

在史丹福就讀學士及認識吉拉爾前,我已認為他的著作《欺騙、慾望及小說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 ,這本著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及一系列對人類心理學上大膽的宣稱,確實很引人入勝。到了 1970 年代後期,當我更了解吉拉爾式的思潮及其宗教面向變得更明顯時,我發現自己對吉拉爾的臆測中的解釋力及一些宣稱的合理性有不少懷疑。雖然吉拉爾從不同意我對他的保留,但在個人層面上他一向也很支持我。一年前我亦有參與一個在澳州由吉拉爾主義者舉辦的學術會議,所以我跟吉拉爾論者還是保持某種聯繫。

問 3.

在品評藝術作品時,藝術家或作者的意圖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那麼在閱讀哲學作品時又如何呢?在理解及評鑑哲學作品時,你是否依然保持相同的立場?例如,你會不會依此方法,以同樣的態度處理哲學史或美學史的問題?

答 3.

我認為不完全的意圖論 (partial intentionalism) 在此處是相關的。例如,處理比我聰明得多的哲學家波爾查諾 (Bolzano) 時,當我閱讀他的文本,我理應試著弄清楚他的想法,並非如造夢般捏造。顯然,我並非說作者的意圖便是其哲學文字表達的全部意思,但就像很多人一樣,哲學家會運用隱涵 (implicature) 來傳遞其含意,所以其中最合適的做法便須辨認作者的意圖。因此,當我們看到湯瑪斯.孔恩 (Thomas Kuhn) 說他是「哺實證主義的乳長大 (weaned on positivism) 」時,我們需知他是「錯誤地」運用「哺乳」一詞,而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是「被培養 (nurtured) 」。

問 4.

閱讀你的著作時會發現你的論證相當嚴謹,而且非常小心地提出理據及證據來支持它們。我在你的教導下受益匪淺,實在萬分感激。這就像偵探或律師查案般,你會怎樣形容你做哲學的風格?你會否認為自己是一個經驗主義者?

答 4.

謝謝你的美言,我不敢說我作出了甚麼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只是概念性的闡釋或澄清,這其實是主流哲學的標準作風。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是否「經驗主義者」此問題,因為這個詞有很多的不同含義。也許「理性 — 經驗 (rational-empirical) 」的探索是正確的標籤吧。人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解釋和描述是一致的,並且與證據相乎,同時希望能包括為人熟知的、於廣泛領域中通行而又具涵蓋性的系統性研究。我認為只是因為你在探索藝術或美學現象,你的論述和方法便應該變得更加藝術性或具詩意是一種浪漫的謬誤。所以你說得對,仔細地論證一個問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我發現在很多建構文學理論的活動中往往缺少了這東西。

《電影、哲學、褒曼》

在《電影、哲學、褒曼:論「電影即哲學」》一書中,你朝着「電影即哲學」的方向作出了哲學的叩問,並質疑它的可行性及方法。書中你提出了電影創作者的意圖影響人們對其作品的評鑑。而書中最後的部分你很成功地提供了確實的證據,確立了英瑪.褒曼的作品與芬蘭哲學家艾奴.佳拿 (Eino Kaila) 的哲學之間的關係。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你的作品在此領域中作出了重要而且意義深遠的貢獻。現在我想向你提出幾個有關此書的問題。

問 5.

我在梅利.史密夫 (Murray Smith) 的書評中找到兩個有趣的觀點,希望你可以回答一下。首先,史密夫說:「利派斯在有關佳拿的重要性上小勝了一仗,不過在另外幾點上,他並沒有獲得更大的勝利:第一:若果〔…〕『本真性』在佳拿作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麼佳拿應被視為廣義傳統的存在主義思潮的促成者或同路人。」因為根據你所說:「佳拿及褒曼引用了一些前人及共同的資源,包括尼采。」第二,史密夫還指出:「若然佳拿及褒曼的關係的重要性可從其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找到線索,那麼為何不可對褒曼及其他同時代的哲學家作同樣的宣稱?」第三:「況且,論證佳拿及其他比較鬆散的存在主義者與褒曼的關係不見得是一個不能兼容的目的。」請問你有甚麼回應嗎?

答 5.

我很感激梅利.史密夫詳盡及慷慨的評論,但我並非特別欣賞他的批評,因為它們需要更詳盡的理據來支持其說服力。我認為此處的兩難是:「存在主義」已在哲學層面上被給予一個比較精準的意思(例如,沙特對本質及存在的論斷等) — 但這個嚴格定義的內容並非佳拿、褒曼或尼采所持有的信念;又若然「存在主義」是指一些很鬆散的態度,如「詢問有關人生的意義等問題」,那麼此等廣泛的描述不單能套用於尼采、佳拿及褒曼之上,甚至適用於成千上萬的哲學家都說得通,這使論證變得空泛無力。說回兩難中的第(一)難,如果褒曼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存在主義者」,那麼他為何不選擇執導一齣存在主義的劇作?為何他不說自己讀過沙特(或海德格等),以說明這些人的理論為他思想的基礎?反觀褒曼曾對沒有存在主義背景的佳拿作出這種論述。而眾所周知在 1940 年代,瑞典文學界中出現了一場存在主義運動,褒曼曾表明視這些代表人物(“fyrtiotalisterna” (The Poets of the 1940) 即「  40 年代的詩人」)為「上一代」,亦即褒曼自己不與其同流。所以,我認為只有把望遠鏡前後倒置來用,才可「看到」褒曼是一個不自知的存在主義者。因此,我並不認為自己輸了,因為從來沒有人從一個有意思的意義下確立過褒曼為一個存在主義者。另外,必須說的是,即使一些褒曼電影中的角色有時說話像一位存在主義者,也不代表褒曼同意或代表其立場啊!

[圖:Murray Smith 在Workshop on the Philosohy of Cinema的發言,題為:Theory Construction and Thick Explanation: Two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ized Aesthetics of FIlm。(攝於 2017 年 5 月 25 日) ]

[圖:Murray Smith 在Workshop on the Philosohy of Cinema的發言,題為:Theory Construction and Thick Explanation: Two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ized Aesthetics of FIlm。(攝於 2017 年 5 月 25 日) ]

問 6.

在史密夫評論的尾段,他回到你所寫的「硬幣與鏍絲鈚」的比喻。他質疑你為何不在以電影作為一個載體來表達哲學思想上,追求一個更強的說法。他說「難道在某些脈絡下選擇硬幣不是比鏍絲鈚更理性嗎?」你對此有甚麼看法?

答 6.

我運用這個比喻時,是特指那些為了提出強且具創見來回答定義明確的哲學問題時,只考慮電影或其藝術型式中獨特性的答案。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鏍絲被牢牢扭緊的情況,所以如果你手上只有一個硬幣,你根本不能動它分毫,因為其槓桿不足。先把此比喻挪開,問題是這樣的:你能夠在不依賴自然語言的情況下從事有意思而具創見的哲學思考嗎?另外,在不運用語言的情況下,如何確定有人作出了影視上非言語的哲學突破呢?若果不運用一種或以上的自然語言,又如何展示一個支持某些有關電影這個媒體上新發現的論證?若然,你宣稱自然語言是電影此藝術型式獨特的一部份,那麼「哲學電影 (cinematic philosophy) 」的說法便會變得很瑣碎無力了。你只需揀選一位你喜好的哲學家,然後拍攝他的講課作為一齣電影便行了。你能在 Youtube 上找到好些粗製濫造地拍攝克里普克 (Kripke) 及其他哲學家的錄影。你能接受這些錄影是一些重要的哲學電影嗎?

要緊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我定義進取論旨 (Bold Thesis) 時,是指那些認為電影在知識論上具價值的極端宣稱/立場。那些自以為為此立場辯護的人,他們都只搬出一些遠遠不達其定義標準的例子。他們可能不知道或不明言,他們提出的理據或例子只能支持一個比較弱的論旨,就是那不求創見及獨特性條款的論旨。

問 7.

若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例如沒有私人日記及傳記等資料來建立褒曼作品與哲學之間的關連時,而他的電影中明顯展示了相當的哲學內容,你會如何處理褒曼這個「哲學即電影」的個案?還是,你根本不會選擇褒曼作為一個代表?

答 7.

作為一位詮釋者在欠缺你所說的仔細外在證據時,犯錯的機會便會提高。就以一個不具爭議的個案為例。眾所周知,我們缺乏證據去回答一些有關《金驢記 (Apuleius’ Asinus Aureus) 》後半部的基本問題。在這類個案中,讀者可以冒着沒有合適證據的風險作出臆測,或選擇那些比較多證據甚或足夠證據的個案。許多電影及文學學者都選擇採取前者,似乎對其認知風險無動於衷,或許他們視詮釋為藝術創作吧,而其重點在於杜撰出一些對談及藝術作品時新穎及詼諧的說法吧。西格弗里德·施密特 (Siegfried J. Schmidt) 將這種態度編制為一種「美學規範」:你可以任意地詮釋出藝術作品的意思,因為藝術作品的意義是不具真假值的。根據施密特,能放縱於這種完全的解釋性自由中就是「品評」。我不同意這種思路,因為我認為恰當的評論必須符合認識論上的限制。將《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閱讀成色情寓言或許很過癮,但這並非一個對此文學作品恰當的品評。因此,於我而言一些具穩固基礎的詮釋例子有 Lars Lonnroth 關於 Njals Saga 的著作或可一讀 Panofsky 及 Klibansky 論 Dürer’s Melencholia I 。

問 8.

除了褒曼外,你認為還有那些電影人能成為跟他具同等說服力的「電影即哲學」代表例子?

答 8.

那要視乎你要辯護哪個論旨了。很多電影人的作品也能被包括在那弱論旨之下,例如 Youtube 上哲學資訊豐富的錄影。而那些極端的論旨是不能被成功地辯護的。而在我把褒曼連繫上的那種溫和意圖式的論旨之下,可以包括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或盧瑪 (Eric Rohmer) 。很可惜的是,有受過哲學訓練的馬力 (Terence Malick) 從不談論其哲學反思及資料來源,因此我們欠缺重要的證據,跌進含混的大海中,尤其他後期的作品愈見「詩意」及其電影中展現出更多的象徵式表達。

有關修道院長尚─伯蒂斯‧杜‧博斯 (Abbé Jean-Baptiste Du Bos)

問 9.

在你其中一篇近作中,你跟修道院長尚─伯蒂斯.杜.博斯 (Abbé Jean-Baptiste Du Bos) 作了一個虛構的訪談,是甚麼啟發你這個有趣的想法?

Du Bos

Du Bos

答 9.

幾年前我讀過杜.博斯的作品並發現 18 世紀時的翻譯版本大多是有問題的。而該些著作闡述了很多後來 20 世紀的哲學家的想法。因此誘發了我寫一篇有關杜.博斯論「負面情感之吊詭 (paradox of negative affect) 」的標準學術論文,但當時我並沒有發掘他的理論對論述電影研究的題材上有何潛在的發展。由於歷史上杜.博斯明顯地對電影沒有展露過甚麼實際理念,所以為他創作一個想像性的訪問是很有吸引力,而且這創作並非難事。寫作過程很有娛樂性,我希望穿插在當中的幽默感能使這作品變得有趣吧。

問 10.

在採訪中有些有趣的對話,例如杜.博斯似乎反對「電影即哲學」的想法,他說:「 [...] 但是,認為這些藝術提供了一種道德的靈丹妙藥,或者他們可以提供神學或哲學上系統性的指導是天真的。我很驚訝地發現一些跟你同時代的作者似乎認為這些屏幕上的聲音和光線便是哲學知識的泉源,這使我很驚訝。這頂多只是誇張,而更甚的是顯示出在哲學上深邃的愚昧!」另外,「 [...] 在某種意義上,偉大的戲劇作品的確能傳達哲學性的見解,但這些作品表達了一種新穎和系統性的哲學體系嗎?例如它們能媲美聖托馬斯的《神學大全》嗎?」而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你有多大程度地認同這位虛構的杜.博斯?你寫了一整本書去證成「電影即哲學」 (提出一種溫和的論旨),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你可能是他描述的那些「天真的」作者之一嗎?當他說「在某種意義上,偉大的戲劇作品的確能傳達哲學性的見解」,他是什麼意思?

答 10.

不好意思令你失望了,我並非自嘲,起碼我並無此意圖。不過那個部分的確是希望幽默一點的。我認同杜.博斯反對那些對哲學電影 (cinematic philosophy) 誇張的宣稱,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德勒茲 (Deleuze) 。雖然這篇是一個虛構的作品,但很難想像杜.博斯不會對德勒茲的宣稱感到荒謬。杜博斯的確認為我們能從劇場中學習到一些重要的東西,但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他不對這個想法誇大其辭。

有關美學

問 11.

你認為未來 10 至 20 年哲學會有什麼潮流趨向?這些潮流趨向會如何影響哲學家在美學或藝術哲學方面的研究?

答 11.

未來學從來不是我之所長。要作出一個可靠的預測,當中牽涉太多變數了。當我回顧自己過去作出的一些猜測,我的往績很差。我至少有自知之明不會公開自己的預測!例如,在上世紀的 70 年代,那時我認為解構主義很荒謬,因此判斷它很快就會消失。

問 12.

謝奴.利雲遜 (Jerrold Levinson) — 其中一位跟你同樣致力於從事美學研究的哲學家同行,最近出版了《美學的追尋 (Aesthetic Pursuits) 》一書。該書第一章〈跟美學家道別〉,說他認為美學這範疇在學界的存在空間受到威脅。他之後又在書中提出了許多論證以捍衛作為美學家的獨特角色、為哲學家所關心的藝術問題及其工作的重要性。你是否也認為這個領域正受到威脅?為什麼呢?你是否也認同他的論證,抑或你有進一步補充?

答 12.

早有一些情況,大學體制上一直存在壓力,導致專研美學的人較難取得哲學系的教職。這個傾向出於基礎課程的本質,以及老師必須具備什麼條件才能令學生對該學科有適當的理解及掌握。簡單來說,均衡地涵蓋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及哲學史,顯然是更重要的。不過,我很認同謝利 (Jerry) 的立場:一個擁有很強哲學技巧、對藝術有知識及熱誠的人,在學院中其實很有存在價值。對於下一代從事美學的哲學家的前途,我大概沒有他看得悲觀。

[圖:Paisley Livingston 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的就職演講,題為:On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圖:Paisley Livingston 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的就職演講,題為:On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問 13.

重看你 2011 年的就職演講「論藝術品評」的時候,我注意到你跟利雲遜的立場相似。利雲遜認為「一件藝術品是一個特別的人造物,它是一個由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創造出來的物件或對象,是本質地具歷史性的物件或對象,如不把它放進某一文化脈絡中建構它成一個藝術作品,它就不具有藝術地位、特定的身份或意義。」我的看法正確嗎?你倆之間是否有甚麼差異呢?

答 13.

廣義地說,謝利和我同屬「脈絡主義者」。就細節上講,我不同意他對藝術提出的歷史性定義、藝術本體論,以及他提出的所謂「假言式的意圖論 ((hypothetical intentionalism) 」。然而,我卻喜歡他對音樂提出的「串聯式觀點 (concatenationist) 」。我並不相信對應於其「假言式的意圖論」的嚴格規定,會存在一個仔細、詳盡、成功的文學批評案例。與之最相近的東西可說是「新文學批評 (New Criticism) 」,但我希望謝利不會實際上認同這些基礎不穩的東西。在我看來,一個評論只要不是建基於精神分析或某些偏頗的理論,我們閱讀這些基礎穩健的研究、及與其真實人生及作品相乎的評論,可以學習到更多東西。最重要的是,我認為謝利禁止使用私人日記及信件是完全錯誤的。湯瑪斯.哈代 (Thomas Hardy) 於信中對朋友所說的東西,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考慮到作者處於公開這些言論會受到即時審查的歷史背景,)為何詮釋者要對作者如何想像其作品中的角色這一項寶貴的資料視而不見呢?

問 14.

你在《文學知識 (Literary Knowledge) 》一書中,很有趣地把文學知識及科學哲學放在一起。科學方法或科學上的發現對新近的美學/藝術哲學的研究有多大貢獻?

答 14.

從事藝術及美學理論工作的人,基本上分為兩類。第一類以自然主義為其基礎方向;另一類承繼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即對任何贊同科學和自然主義的傾向抱持敵對態度。在這道籬笆的兩邊,我本人從屬於前者。依此而論,我有很多很好的同盟,而且我也參與了很多國際上主要的學術組織(例如 IGEL 及 SCSMI),這些組織都致力於以科學精神研究文學及藝術。

問 15.

除了電影與哲學之外,近年來哲學家也一直對其他流行文化的課題「普及哲學化」感興趣。在芸芸課題中,有關漫畫的哲學反思可說是最饒有趣味的一項嘗試。例如 Aaron Meskin 和 Roy T. Cook 兩人聯合編寫的《漫畫的藝術:以哲學為進路 (The Art of Comic: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這本書就收集了不少論文,其中既有探索漫畫獨特本質的作品,也有討論與這種媒體相關的其他哲學問題。這些研究對於漫畫哲學有什麼意義呢?這類嘗試又如何為美學及/藝術哲學帶來貢獻?你平日會看漫畫嗎?

答 15.

基於某些理由,我從未成為超級漫畫迷,但漫畫當中卻包含一些我喜歡的東西。我在加里福尼亞州讀大學的時候看過 Zap Comix ,而我的法國朋友則使我愛上了 Iznogood 和 Achille Talon 這兩本漫畫。我確實也很欣賞有些美學家對這種藝術形式所做的研究。

影片:在〈答一〉裡提到的利派斯論 James-Lange 的情緒理論

註腳

[1] 在 Livingston 的論述中,他提出了兩種對於電影作為哲學表達的論旨。第一種是「進取論」, Livingston 認為,有一些持此態度的人宣稱電影能以其獨有的特徵從事哲學思考,所以電影就是哲學思考。另一種,是他本人所提倡的「溫和論」。他認為前者的宣稱誇大其辭,舉證粗疏論證欠缺嚴謹。他提出當我們聲稱把電影視為一種電影的表達時,須考慮電影製作者的意圖,並提出其意圖的證據來說明其作品正在從事對某哲學問題的表達、思考或回應。

在考慮如何翻譯 film as philosophy 時,我們想出好幾個選擇,例如:「電影作為哲學」、「當電影是哲學」、「把電視看成哲學」及「電影即哲學」等。我們最後掙扎於「把電視看成哲學」及「電影即哲學」之間,但最後也選取了「電影即哲學」。因為「電影即哲學」亦可理解為「把電影看成哲學」,但後者的意思顯然隱含電影並不等同哲學。所以,「把電影看成哲學」的意思比「電影即哲學」狹窄,我們不可把「把電影看成哲學」理解為「電影即哲學」,但反之便可。而「電影即哲學」亦可包涵 Livingston 所區分的兩種不同的論旨。基於這些理由,加上「電影即哲學」亦較為簡潔及配合原句,我們最後決定採用了此翻譯。

[2] 設計這些問題及翻譯全稿時得到了不少前輩好友的幫助。本人趁此機會向各位道謝,他們包括趙子明、李振守 (Lee Jin Soo) 、梁賜基、張寄驥、 Mikael Petterson 、 杜志聰、蔡子俊、葉麗儀及鄧啟康等。另外,亦多謝嶺南大學哲學系的同事及研究生提供相片及其他資料,他們包括張蓮英、張曉媛及謝冬瑜。最後,很感激良師兼好友 Paisley Livingston 抽出寶貴時間,透過電郵逐一回答所有問題。

(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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