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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說歷史 — 從《KANO》看台灣殖民時期的建設與同化政策

2017/7/14 — 15:37

電影載圖

電影載圖

近藤兵太郎出任嘉農棒球隊教練,以打入甲子園為目標,訓練這支未嘗一勝之師。經過艱苦特訓,優勝錦旗終於越過濁水溪。又於 1931 年夏天進軍甲子園,獲得準優勝的佳績。電影內標示的建設,球隊構成等均蘊含日治時期的政策,現略述之。

水電建設與鴉片專賣

電影中,嘉農球員在稻田追逐,迎面遇上八田與一乘坐的貨車,八田對眾農民承諾福澤此地的水利工程即將完成。他所說的便是嘉南大圳。此計劃經費本為 4200 萬日幣。建築費不斷追加,面臨的困難又接踵而來。例如開通烏山嶺隧道時,曾發生爆炸,人員傷亡慘重,此段工程需六年才完成1。當時民戶需出公工一人,以人力開挖築堤。集排水,疏洪、灌溉功能的嘉南大圳於 1930 年 5 月完工。其灌溉面積達13萬甲,使嘉南地區成為糧倉。其實除了大圳, 30 年代前後重要的基礎建設還有日月潭水力發電廠(34 年完工)。總督府為了推動日資主導的工業化,穩定電力供應是不可或缺的。加上,當時的工業教育逐漸完備,如 1931 年創立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又整合工業與糖業研究所,以上總總,成功培養不少在地的技術人員,成為戰後台灣產業經營的助力2

片中的八田與一

片中的八田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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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總督府大興土木,所需的補助經費甚殷。除了工商業稅收外,還有依賴的財源是鴉片專賣。自從日本接管台灣,一直沒有禁絕鴉片,反而提供特許吸食證明,販售不同等第的煙膏,更自詡為人道政策,實際上是難捨其中的豐厚利源。以 1919 年為例, 4700 萬稅收中有 4 成為鴉片專賣收入。加上,煙膏上抽取嗎啡又另作藥用。直至 30 年代,日本內閣甚至整合鴉片,嗎啡營銷網絡。由朝鮮負責供應生鴉片給台灣總督府及關東廳,後者的粗製嗎啡及沒收嗎啡則轉交朝鮮專賣3。日本國策下各殖民地分工合作,維繫鴉片網絡。執政當局不欲流毒傳至內地,又不想放棄巨大利益,託於說辭,正是這政策的矛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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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管治下的差別待遇

電影敘述的熱血青春,「天下嘉農」的美譽響徹全台。與之同時,真正觸動管治當局神經是霧社事件。 1930 年 10 月 27 日,莫那魯道率領霧社各族群攻入公學校運動場,日方死亡人數接近 140 。日軍連同「味方番」隨即報復,起事的原住民幾近殆盡4,確立以番治番的策略,治理他們眼中的野蠻人。然而,原住民亦有融入體制者。 1931 年嘉農棒球隊名單中的東和一、真山卯一、上松耕一與平野保郎均是改易姓名的原住民5。他們是近藤兵太郎從台東招攬入球隊。戰後的眾人多出任教職,以真山卯一為例,他的日語遠比國語流俐,真可謂時代使然。

嘉農棒球隊薈萃不同族群,包括日人,漢人與原住民。近藤自豪隊員各勝擅長,融合並濟,在甲子園純以技術分高下。可是,這卻是為數不多的公平。總督府推出同化政策,務必使當地人接受文明教化,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然而,差別待遇則常有之。以戶籍問題為例。在台漢人與原住民其實際國藉是日藉,但直至 1932 年前,台人的身份資料登記在戶藉調查簿,即使內台通婚,也無法入藉。後來,台人獲升格擁有戶籍,其身份由此確立,難以流動6。再者,內地戶藉與台藉相較下的優越感可呈現於工作上。前者的工資總是比後者多,根據內台婚姻法,壻養子可轉為內地戶籍,薪俸增長 6 成7,一視同仁的宣傳話語實是自欺欺人。

由內化運動至皇民化運動

1936 年底,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當中內化台灣百姓成為忠誠臣民,有戰爭動員,集中資源的迫切性。然而,運動中實施的政策則執行甚久。例如強制分配民家奉祀伊勢神宮的神宮大麻。公小學校,甚至教會學校的學生均需參拜神社。家中奉神麻雖多是唯唯諾諾8,硬加外來宗教信仰於台灣人身上,引起的反彈頗大。其二是語言。總督府認為掌握國語是成為「真」日本人的階梯,最終建立國語台灣,方便管治。為了普及日語,講習所遍及各地9。電影中,吳明捷與女友踏單車時,日台語並用溝通,聽課就只用日語,這對於香港人多少有點熟悉感。實際上,高雄市,嘉義市曾局部禁用台語,延續性成疑10。其三是改易姓名。嘉農棒球隊內四名原住民均改日人姓名,其袍澤吳明捷,蘇正生則沒有改名字。總督府並沒有迫令台人更名號,即便行之,亦有歷史情感在內,如陳姓改穎川,也有大族子裔改姓者。可見,無論是同化或皇民化運動,皆以殖民母國利益為依歸,平等待遇只能算是南柯一夢。

圖右吳明捷

圖右吳明捷

總結

總而言之,殖民政府為了內化台灣,在建設與教育上浥注大量資源,嘉南大圳,日月潭發電廠,乃至專業工科學校等建立,倒是戰後台灣的寶貴遺產。不過,在台的法律與政策,皆以母體日本為核心,百姓只能逆來順受,同化政策下的差別待遇,雖有自治自決之議,卻是遙不可及11。嘉農棒球隊組成之珍貴,在於不問出身,唯才是舉,平等競技,沒有政治算計,乃窒息高壓空氣下的一道清泉。

註腳

[1] 此見於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 - 第三章 嘉南大圳及曾文水庫的興建〉。取自八田與一網, 2017 年 6 月 8 日
[2] 此見於林文凱,〈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史:晚近台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取自歷史學柑仔店, 2017 年 6 月 5 日
[3]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 年 4 月),頁 180, 306-307
[4] 起事的原因有數點。其一為苦役低薪剝削,其二是日人與原住民通婚,後者多遭拋棄,其三為馬赫坡社領袖不滿,還有入侵傳統領域等。此見於周婉窈,〈試論戰後台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台灣風物》 60 卷 3 期( 2010 年 9 月),頁 15-19
[5] 東和一本名為藍德和,真山卯一本名為拓弘山,上松耕一本名為陳耕元,平野保郎本名為羅保農,此見於這網址 
[6]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 年 4 月),頁 xiii
[7] 此見於沈乃慧,〈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日治台灣文學與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取自人社東華 , 2017 年 6 月 2 日
[8]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2002 ),頁 45-46
[9] 至於, 1930 年前日語教育多只在學校內普及,加上初等教育非義務,故日語普及率大概是 20% 左右。 1929 年增設日語講習所,更於 1933 年推出國語普及十年計劃,提振國民的精神。此見於蔡錦堂,〈日本治台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取自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2017 年 6 月 2 日
[10]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2002 ),頁 50
[11] 台灣的立法權在總督,始於六三法。台灣總督可頒佈具法律效力的命令,日本憲法無法保障台灣。蔡培火陳情設立台灣議會,目的是在日本主權之下,實行台灣自治。這卻被視作反抗日本管治的聲音。此見於顏欣怡,〈從殖民地看向東亞:留日學生蔡培火的身份意識〉,《國家發展研究》 7 卷 2 期 (  2008 年 6 月),頁 123-12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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