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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權律師的老朋友 — 阿古智子

2017/9/19 — 17:48

這次放映《709人們》,也是由阿古智子(前排右)一手促成。她甚至動員NHK來採訪拍攝,在國際時段做了專題報導。

這次放映《709人們》,也是由阿古智子(前排右)一手促成。她甚至動員NHK來採訪拍攝,在國際時段做了專題報導。

【文 : 江瓊珠】

七月在東京放映過兩場《709人們》後,我們又到了美國拍攝續集,在不同省份採訪過幾位流亡律師及家屬,一輪頻密內陸飛行後,我幾乎忘了阿古智子。

記得當初聽說有日本學者打算邀請我們到東京放映《709人們》,真有一點驚訝。我當然知道日本跟中國關係密切,上層政治既敏感又緊張,卻沒想到有人關心民間的抗爭狀態。放映可以,但「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沒有資源做日文字幕翻譯,日本那方說會負責。無聲無色兩個月,七月的某一天,我們出發,在東京大學和日本律師協會做了兩場放映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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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兩場人數不算很多的放映,有人不計成本效益,默默地一字一句替影片做了一個日文版本,後來才知道那個義務翻譯就是阿古智子,我很感動。每次放映完畢,都向觀眾介紹阿古智子這番努力,她很靦腆,哈哈兩聲,說應該的,就當是我為中國一群老朋友做的一件事情。

2015年7 月9 日中國政府大規模鎮壓各地的維權律師及活動份子,三百多人被抓捕,《709人們》採拍了當時漏網的維權律師及被捕律師的家屬及維權人士。片中出現的律師唐吉田、江天勇,都是阿古智子口中的老朋友。還有流亡美國的滕彪、被禁出國的浦志強等等,都跟阿古智子認識多時。在阿古智子東京的小客房中,還不時有來自中國的活動份子客居。在東大放映,阿古智子邀請了一位在東京政法大學唸書的大男孩替我們做中日翻譯,他是浦志強的兒子。阿古智子跟中國有柔軟綿密的關係。客廳置放中式飯桌和座椅,是去年從中國運回去的。知道我們要去美國拍攝,她請我們代為問候滕彪及江天勇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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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971年的日本大阪,阿古智子成長的年代,日本社會運動已轉沉寂,還有少許左翼活動,她讀公立中學,同學來自各種階層,學校老師課餘參加左派工會活動,注重批判思考。有些老師更自編教材,反歧視,讓學生正視中日歷史。當時大阪還有民間機構叫「毛主席學院」,大概是讓人去中國做些扶貧建設。那是她的啟蒙,浪漫地知道有一個很有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

九十年代,她上了大阪外國語大學,主修中文。毛主席學院沒有了,改成「希望工程」。大學第一個暑假,她主動參加希望工程活動,上大陸去幫忙做民調。「大家都是黃皮膚,但生活方式卻是那麼不同,上車又不用排隊……」從講究社會秩序的日本去到混亂的中國,阿古智子很興奮,很覺新鮮,「這個國家太有意思了。」她把許多人不喜歡的無秩序狀態稱之為 : 活力澎湃。

「那時候我比較單純,很有理想,心裡特別關心貧困地方該如何發展。」她的碩士論文主題就跟湖南貧困戶有關。親到當地做民調,讓阿古智子感到腳踏實地,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步一步走下去。

碩士畢業,她在北京日本大使館工作,專做貧困縣的基本調查。這段日子讓她對中國認識更多。一天,她讀到一位北京記者提及內蒙古地方官員貪腐的報導,嚇了一跳,心想 : 中國竟然有那麼敢於批評當權者的記者? 後來她跟那位記者交了朋友,一起去內蒙村莊做民調。記者向農民了解被地方政府濫權收費的苦況,阿古智子在旁傾聽,發現以前自己做的民調很膚淺,只是知道貧困戶生活艱難,卻沒觸及制度的不公義。

回家路上,兩人更被國安抓個正著,分開隔離問話。阿古智子雖不是正式外交官,但有外交護照,國安不相信,還威脅她如不認錯,會對同行的記者有影響,所以她寫了悔過書。

阿古智子。

阿古智子。

在日本,自由就像空氣一樣,只要有呼吸便可感受,內蒙這番遭遇,讓她知道好些不容置疑的普世價值,在中國有不一樣的實踐。大陸有所謂非法採訪,很不可思議。什麼人有權利,什麼人失去權利,怎樣才可確保權利合化法,漸漸成為她關注的議題。朝這個方向,在北京,她開始結交記者、律師及維權人士。

大使館的工作三年後結束,好些想做外交官的,會參加內部考試,阿古智子沒這個意願,卻申請到一個到香港大學讀博士的獎學金。她的指導老師是程介明,阿古智子說,不盡同意程介明的觀點,但從他身上學到的社會學參與式觀察方法,卻終身受用。

她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從教育看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有整整一年,他留在上海做研究調查。論文的粗略結論大概是,共產黨統治跟帝皇統治本質沒有什麼分別。這樣更加促使她要給力幫一把,加速中國民主化步伐。

年輕時,她想過加入聯合國做一些亞洲國家的發展工作,多年在中國生活及做研究,最後阿古智子選擇了做學者。回日本後,在學習院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都教過書,現在落腳東京大學,教現代中國研究。學生之中,有百份之八十來自中國。「我不是要向學生洗腦,但在日本,什麼條件都充裕,學生可以開放地討論,將來回國是有影響的。」

對中國,她念念不忘。2003年開始,中國人權律師介入了公民社會,阿古智子緊密關注。不時利用研究基金邀請中國維權律師來日本做交流。她丈夫是日本時事通信社駐北京記者,每逢放假,她便帶著幾歲大的孩子飛北京去,既探望丈夫,也順道看看在北京活躍的一群律師朋友,「一家人吃吃飯,聊聊天,互相了解。」阿古智子從這群律師身上學到很多,「他們真的很有使命感,很愛自己的國家,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控制?我很不理解。」

有年江天勇被抓,在監獄內被酷刑對待,出來後,阿古智子見過他,有點瘦,但很快,就恢復應有的狀態,「他很強,很了不起。」在《709人們》裡,江天勇在鏡頭前流淚;接受她丈夫採訪時,江天勇也流淚。阿古智子看著,心裡也難過,「他一個人,居無定所,顛沛流離,太孤單了。」

維權律師,於我,是採拍對象。於阿古智子,是切切實實的朋友。江天勇的親友來日本,都由阿古智子接待。那年,浦志強被抓,日本的學者和律師發起簽名運動,要求釋放。簽名運動是阿古智子推動的,「浦志強來過日本幾次,我跟他很熟。」

這次放映《709人們》,也是由阿古智子一手促成。翻譯、組織人手、聯絡媒體、鼓動公眾參與,一切親力親為。在日本,做中國人權研究的學者十個上下,活躍的不外幾個,放映那天,接近一百人來了,阿古智子說,有一半人她認識。她甚至動員NHK來採訪拍攝,在國際時段做了專題報導。還有報張採訪,一個接一個。每一個,都要她在場做翻譯,熱情以待,奔忙得來很有秩序,期間還要回覆很多查詢,明顯沒有學生助理幫忙。她平常要教書,放學要帶孩子,煮飯,做家務,我問她那來時間做翻譯,她說就在晚飯後,一點點地做。

去年六月她丈夫從北京調回日本,她去中國的機會或會比從前少,但阿古智子就是常常想著回去,「沒有什麼呀,就是看看朋友,不去不安心」。去年她去歐美介紹中國人權狀況,也探訪了在普林斯頓的滕彪。聊聊,關心一下。

前後在中國生活十年,阿古智子把中國當作是第二個故鄉,在那兒生活的人,是她的同鄉,有情感的牽連。而她也確實挺能適應物質條件匱乏的環境,在農村做調研,她若無其事住進村民家裡去。有些跟她同行的中國人反而不習慣,晚上要到城中住旅店。做博士論文那些日子, 她在上海跟一位單身的姥姥共住一年,兩人像母女一樣相親相依。阿古智子回到日本後的二十多年,兩人還通信不斷,直至去年姥姥辭世才終止,「我母親早逝,我真的待她如母。」

她真心喜歡中國,日本社會很拘謹,表面上說的跟內心想的可能不一樣,要去猜測推斷頗費心神,中國人很直接,她反而受得了。阿古智子平素不化妝,一身八十年代的衣式,顏色絕不相襯,走在街上,就是樸實得很的家庭主婦模樣,常常被中國人問: 你真的是日本人嗎?你都不打扮,不像啊。

外表像什麼不是關鍵,重要是有沒有一顆人道的心。她對中國曾經有所盼望,以為它會創立新的價值體系,誰知它的路愈走愈窄,與民主社會有一大段距離,阿古智子感到失望,也覺可惜,沉靜下來,她想,那是不是更加要推動它的改變?「中國對世界有很大影響,如果它不民主的部份擴展至香港及台灣,世界是會倒霉的,中國自然有很大的責任去改變。作為隣國,我們也得關注它的人權發展,民間社會要交換經驗,互相學習。」

關心一個國家,還得有在地體驗。總有一天她會回去的,甚至是一家人一起,阿古智子希望孩子學普通話,像她和丈夫一樣,瑯瑯上口就最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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