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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重溫一段「統戰」基督教的歷史

2018/1/29 — 11:22

中共建國初期對基督教的政策,是「領導和支持」愛國分子,去「團結」大多數虔信教徒,「反對」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少數反動分子。「領導和支持」、「團結」與「反對」三者,充分反映其統戰的手段── 團結與鬥爭。「愛國分子」是中共信任的同志,「大多數虔誠信教徒」是需要接受教育與改造者,而「少數反動分子」則是打擊及消滅的對象。

當時,被中共公開「反對」及打擊的基督教人士的只屬少數,中共一再表白,「反對」及「鬥爭」的,只是與帝國主義有關的「壞分子」,廣大基督徒只要「愛國」,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結果,許多教會領袖投入「反帝愛國」的行列,積極參與「學習與改造」(「洗澡」);又為了「過關」,在控訴運動中作自我批判的同時,加入控訴中共指定鬥爭對象的行列。

最初中共對於拒絕被團結的基督教人士(例如王明道),仍致力爭取拉攏。但當王明道一直堅拒參加黨國支持的基督教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組織,甚至形成反三自的一股逆流,終於在1955年,將王打成「基督教反革命團集」。針對另一個反三自的基督徒聚會處,中共則致力分化,使其內部出現了「加入三自」與「反對加入」的矛盾。又在1956年將反三自的人士,藉「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而一舉逮捕。團結與鬥爭的手段,成功瓦解了反三自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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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的基督教領袖,面對的困局是:到底自己選擇成為「被團結」還是「被鬥爭」的對象。當中共未有將自己劃為後者時,是否願意積極配合,站在「人民立場」,接受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指控,同時投入指控那些少數的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壞分子」。

中共的統戰手段極其高明。一方面藉著「鬥爭」極少數人士,塑造了「紅色恐怖」的氛圍,對基督教人士形成巨大的心理及政治壓力,逼使其歸邊。另方面,又表現了「團結」的善意,拉攏他們,指出中共只要求「愛國」,基督徒只須完成反帝愛國的政治任務,三自運動不是改造信仰運動,加入三自(愛國)與「愛教」並沒有矛盾。部分教會領袖,以保持信仰作最後底線。他們在參加三自後,仍較低調地在建制內拓展宗教使命,藉此維護信仰立場,並探索最大可能將福音信仰與政治愛國予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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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些在不論在早期或後期被團結及爭取過來的基督教人士,最後仍沒法避過革命浪潮,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或內定右派)。1957年以後,極「左」的鬥爭主導局面。基督教的反右鬥爭牽連之廣,未嘗不是對在歷起政治運動中苟延殘存的基督教予以沉重打擊。抑有進者,那些期望在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中守護教會生存空間,甚至在鳴放中一度泛起建設教會的願景,並發聲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空間者,反過來受到全面的政治清算。

反右後,倖存者唯一生存之道,乃向黨交心,向左靠攏。左派及中左全面掌權,原先在統戰基礎上開拓的政治光譜全面收窄,根本地改變了中國基督教的政治面貌。

這段歷史,令我想起大家都很熟悉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一段話:

最初,他們來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來抓社會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再來,他們來抓工會會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教會,這段話可以改寫為:

最初,他們要我控訴美帝利用基督教侵華,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美帝」傳教士;
接著,他們來抓基督教內的「壞分子」,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壞分子」;
再來,他們來抓反三自的王明道,將他打成「反革命」,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反革命」;
後來,他們來抓潛藏在教會內的「右派分子」,我要控訴,因為我沒有被劃為「右派」;
最後,他們要消滅基督教,我才發現,我原來早已拚棄上帝,我的心已經交給黨了……

難道,歷史又在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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