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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進.未竟】「雨傘運動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

2017/7/1 — 19:35

陳健民

陳健民

主權移交之初,香港是大陸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不只在於經濟、文化,還在於眼界與價值。然而不過二十年,隨著「大國崛起」,在大陸眼中,中港孰優孰劣,早已逆轉。香港不再被視為學習對象,而是衰落、內耗的代名詞。

中港之間,亦彷彿只剩下建基於經濟利益或政治投機之上的「關係」。

在成為「反面教材」之前,香港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怎樣的存在?曾經,「建設民主中國」並不只是一句口號。

兩名香港學者陳健民與陳文敏,均是在九七前後,毅然選擇投身中國,推動各自最擅長也最關心的領域:公民社會與法治。他們曾經期望,來自香港的經驗,能夠將中國導向真正的自由開放;兩人付出的心血,令他們贏得敬重,在大陸的學界、民間以至政府,傳播香港的價值。

這種真正的交流,卻在佔領運動與北京收權之下戛然而止,兩人與中國的關係,就此斷絕。

陳健民與陳文敏「北進」的未竟之路,也正是香港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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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前,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正常」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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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在中大上完堂,立即衝去大學站搭火車上深圳,坐上開往廣州的和諧號列車第五卡(餐車),黃昏便可抵達,再飛的去大學開講座,即晚再趕回香港,第二朝八點半又在中大講課。

對當時的陳健民來說,中國大陸的工作才是他最重要的志業,香港只排在第二;只有在香港政改討論的時候,陳健民才會「暫時」回到香港,事了又立即將重心放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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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陳健民被視為公民社會最主要的推手,從無到有,將「公民社會」概念植入中國。

「香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陳健民在中國大陸做了多少事情,」曾長期追蹤報道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媒體人張潔平形容:「也不知道陳健民對中國有多重要。」

然而這全部都已是過去式。現在的陳健民,在大陸仍然有影響力,不過不再是推動建設公民社會的力量,而是大陸當局清洗公民社會的最佳藉口。

收到《立場》的訪問邀約請他談在大陸的經歷,陳健民猶豫再三,因為最近又有一些伙伴遇上麻煩。訪問期間,除了已經出書自況的寇延丁外,陳健民絕口不提任何昔日合作伙伴的名字,不提自己在中國大陸創立過甚麼組織,更刻意淡化自己在大陸曾經有過的地位、聲望與影響力。並非謙虛,而是出於憂慮。

「就像電影《沉默》一樣。」陳健民這樣形容自己的困境。

陳健民作為一個入世社會學者最大的成就,在「佔領中環」過後,變成了他最揮之不去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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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上「佔領中環發起人」的身份之前,陳健民的個人簡介中,寫滿了「中國XX基金會顧問」、「XXX中心理事長」之類的頭銜,甚至曾當上民政部轄下中心的顧問。

「當時我認定,要將自己一生人嘅精力,全部放晒喺中國。」

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忙著安排移民,剛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的陳健民則選擇「逆流」,不只回到香港,更再踏一步進入中國大陸,從研究開始,逐步介入、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當時,「回歸」已是不可改變的將來,逐漸逼近的九七大限,將中國與香港緊緊綑綁。「覺得兩岸三地嘅命運已經綁埋一齊。」陳健民回憶:「如果我能夠幫到中國更加自由開放,對香港爭取民主係好事;如果香港保衞到核心價值,都可以輻射返中國。」

眼看小小的香港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展現出足以輻射中國全境的力量,陳健民深信,香港能夠對中國大陸產生的影響不止於此。除了投資與貿易、港劇與流行曲,香港的價值,包括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對廉潔、監察的堅持,是否也可以北進?

「要真正實踐民主,不止選舉政治,還需要社會環境。公民社會的出現,其實係為民主做準備。」

回到九十年代的時空,「公民社會」四字在中國猶如天方夜譚,大陸幾乎沒有大學設有「社工系」,真正發自民間的組織亦幾不存在。換言之,陳健民要在中國講「公民社會」,需要由零開始。

「如果盡我一生嘅努力,將『公民社會』四隻字帶畀中國,令佢可以喺中國生根,我覺得已經差唔多。」

曾經多次採訪陳健民的張潔平指,陳健民的國語非常流利,發音標準,加上對大陸真實情況理解透徹,往往令她以前聊著聊著,會忘記了他其實不是大陸人,而是香港人。

為了能夠與大陸社會有效溝通,陳健民不放過任何練習自己國語的機會,也要求自己多寫簡體字,去到後來,很多字的繁體都不太記得怎麼寫。陳健民深知,要傳達自己想傳達的訊息,一定要「落地」。「既然將自己的使命放在中國,要真正做到事,就不能還帶著香港的心態。很多香港人仍然帶著香港本位,好似完全唔知大陸發生緊咩事咁,係冇辦法同佢哋溝通。」

從民間 NGO,到傳媒,到由商界人士設立的基金會,慢慢走向政府,與當局互動、影響其政策制訂 — 培訓、資金連結、傳播與政策倡議,陳健民都著力推動,深得各方信任。

在「七不講」之前,「公民」曾經是大陸的熱門話題。因為有了習近平高壓的五年作為對照,在 2017 年回望 2003 到 2012 期間的中國大陸,少不免要用上「更開放」、「更自由」這樣的形容詞。

那段時間的中國是怎樣的?從關注愛滋病患慢慢走向六四傷患、營救維權人士的胡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入獄三年半;與此同時,以批判體制聞名、關注各地社會行動的叛逆青年韓寒,成為全世界瀏覽量最多的博客。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聯署,因而陷獄;與此同時,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各地湧現民間沙龍,憲政改革成為熱門的議題,國安派員扮聽眾,但沒有阻止討論。

強權肆虐,光怪陸離,卻又有股力量蓄勢待發。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香港學者陳健民在大陸,身段靈巧地宣導自己想宣導的信念。陳健民不時應省宣傳部的邀請開講,以專家身份獲邀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發展模式,尤以香港經驗為主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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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術地位備受敬重、與大陸官方關係良好,不代表陳健民在大陸的日子過得養尊處優。

經過多年積累,陳健民與他的學生們,漸漸在中國南方建立起一個以草根 NGO 為主要對象的培訓系統。「富裕的城市已經有很多人在做。」陳健民解釋:「唔使我哋去。我哋嘅精力應該花喺資源少、知識少,最無人理的地方。」

而正是這樣的地方,對 NGO 營運知識與經驗的需求最大。「很多草根的 NGO,都是在四川、山東這些地方的小山溝裏生長出來的。」張潔平形容。

對社會制度較為完善、政府與社福機構合作無間的香港而言,大概很難想像中國草根 NGO 的生長環境。在中國社會生活,每個人身邊都總會見聞很多不公的事。礦坑裏患上肺塵病的工人,病重是無法平躺,要趴著甚至跪著死去;農民工蜂擁到城市,農村留守的兒童無法得到正常教育,貧窮一代代地延續。政府漠視的問題,總有人見到之後良心會不安,想要做些甚麼,卻不知如何起步。

為甚麼中國會有這麼多草根 NGO 出現?因為不平則鳴是人的天性。而陳健民的角色,就是要告訴這些苦無方法的熱心人,原來大家可以組織起來,一步一步,實踐改變社會的願望。

因此陳健民除了出入學園與政府大樓,也帶著一套關於「公民社會」的理念,深入底層社會與農村,協助他們由零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組織,同時也與他的學員一同食路邊攤、飲茅台,去沒有門兼且爬滿蟲的厠所,「無論咩環境,我都可以適應。」

在理念與組織方法以外,陳健民也為民草根 NGO 帶來資源。除了民間,商界也在尋找改善社會的方法,各式基金會亦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大陸出現。

「有一批而家搵咗好多錢的企業家,當年曾經捲入八九,好失望,覺得搞群眾運動不是出路。」陳健民解釋。「但佢仍想中國可以改革,會覺得『公民社會』這一套,是漸進改革,可以慢慢累積社會力量推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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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港人眼中,中國大陸是道德淪喪、土豪跋扈的地獄鬼國,寸草不生;但陳健民看到的是在民間與新生代當中不斷積聚,那股急切尋找出口的動能。

「好多年輕人望住自己身處嘅社會,覺得好唔舒服,但唔明白問題根源 …. 他們好想搞清楚問題所在,搵到出路。」

陳健民形容,在他的講座與課堂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個個帶著疑惑眼睛,搏命舉手、不斷發問:「嗰種求知欲、好想將學識轉化做行動的欲望 …. 同我喺香港教書,係兩回事。」

初期,「公民社會」概念對大陸而言仍屬陌生,學員只是乖乖聽講;但越到後來,越來越多年青人帶著豐富的 NGO 組織經驗來到,向陳健民請教自身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其實佢已經比我知得更加多,我已經無咩再畀到佢,只能夠肯定佢做的事,佢已經好開心。」

陳健民形容,很多大陸草根行動者面對比香港更艱難的困境,但仍能比香港走得更前;譬如廣州就曾有一群女大學生,為爭取增加女廁比例,直接「佔領男廁」,在微博上引發全國熱議。

陳健民提到的另一例子,是2011-12年間在廣州的「Brain is Brighter」行動。當時一群青年不滿政府斥資 1.5 億人民幣,在觀光熱點進行「光亮工程」,造成光污染兼浪費電力,號召市民剃光頭抗議,果真有超過一百名市民響應。經過無數次「被喝茶」、媒體報道禁令,半年多以來持續不斷的行動,最終令當局將項目預算由 1.5 億大削 1.2 億至 2700 萬。(數年後,陳健民自己也做了一個剃光頭的佔領行動,不知當中有否受到這群廣州青年的啟發?)

陳健民坦言,每次從中大校園啟程北上,不是沒有猶豫,畢竟香港的生活比大陸舒適太多。「但上到去,就唔想落返嚟。」

「中國問題幅度太大,只要一捲入去,佢就會不斷掹住你。」

貧窮、弱勢、環境 — 中國大陸的任何議題,都比香港來得廣大、深遠。

「好多人帶住問題嚟到你面前。當你見到(大陸)社會問題有幾大,而民間社會嗰種細,完全冇辦法回應得到 …. 會好焦急。」陳健民形容在當時的大陸,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求知若渴,希望透過香港(或他本人)這扇窗,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運作。官方著眼中國如何走向國際社會,民間則關心真正的公民社會如何建立。

「佢令你有強烈嘅使命感,覺得好多嘢需要你,覺得可以做到好多事,只係唔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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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裏,來自香港的經驗、視野、資源,對內地各個範疇幫助都很大。現在不好說,但這一點在 2010 年以前很明顯。」張潔平如此形容。在民間組織發展方面,「那時1香港幾乎是中國 NGO 與國際接軌的唯一橋樑。」

過去二十年,在中國大陸協助民間組織發展的,當然不止陳健民一人;不少國際組織如樂施會、世界自然基金會等,也以香港為基地,進入中國大陸。然而不同的價值取向,是陳健民最大的特點。

陳健民當然知道,大陸當局歡迎他這個「專家」,並非真的想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佢哋覺得香港應該學,但當然係揀嘢嚟學。」

譬如香港政府向民間購買服務的一套,政府可以透過掌握資源控制民間團體,大陸當局就覺得較可取。「但除了服務性、補充政府功能的一面,『公民社會』監督政府、倡議政策的一面,我們也要講。至少在胡溫時期,官方講『和諧社會』、講善治,我哋就用呢一套框架,講點解需要建立公民社會。」

利用那時候相對寛鬆的空間,陳健民巧妙地將自己的理念與「主旋律」嫁接:2007 年陳健民一次應廣東省委宣傳部之邀演講,講題就叫「從公民社會走向和諧社會」。

陳健民在省委宣傳部主辦的論壇上演講。(網上圖片)

陳健民在省委宣傳部主辦的論壇上演講。(網上圖片)

在廣東一家草根 NGO 任職的青年小錢(化名),曾經參與中大公民社會中心舉辦的赴港交流計劃,也經常參與陳健民在大陸的培訓。陳健民講授的課中,「公民社會」背後的精神是寛容、多元、平等、制衡,而小錢記得最深刻的有一點:NGO 之於政府是「伙伴」,而不應是「伙記」:「NGO 應該同政府有平等嘅關係,係互相合作,而唔係好似『打工仔』咁不平等嘅關係。」

「當時,中國大陸真係提倡『公民社會』價值的 NGO 好少。」自 2008 年起投身 NGO 事業的小錢回憶:「強調民間自主、主體性,同政府要建立健康嘅關係,從呢啲角度去推動民間工作,陳老師可謂獨樹一幟。」

小錢形容,陳健民提倡的這一套,在大陸 NGO 工作者看來,可謂「太過超前」—「不過對大陸同香港嘅年輕人嚟講,『激進』同『保守』嘅標準,當然完全唔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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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當局控制手腕時鬆時緊,風向變幻莫測,陳健民卻始終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特角色。

「這當中絕非一帆風順。」陳健民強調。有份創辦的雜誌被逼停刊,建立的研究機構被官方用封條封上勒令關閉,合作的同道人被當局帶走甚至陷獄,這樣的事,在過去十數年反覆發生在陳健民身上。

「行兩步,就要褪後一步 — 但係總覺得,仲有空間、唔係冇晒,眼前仲有一步路行。」

在香港,陳健民一直有參與爭取普選的工作,是學界中少有的行動派學者,但為了確保在中國大陸的工作不受影響,陳健民一直在某些議題上保持低調。在香港講民主、談政改可以,但來自支聯會的講座邀約,絕不參加;2008 年,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聯署,身邊不少緊密合作的朋友都加入了,但陳健民沒有簽署。

在香港民主派當中,陳健民一直扮演大陸當局與香港泛民「中間人」的角色,也是民主黨 2010 年走入中聯辦談判的幕後主力之一,即是不少人眼中的「妥協派」、「投降派」。不只當時的社運人對他不信任,2010 年陳健民一篇呼籲警惕社運走向民粹主義的文章,就被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狠斥為「謬論」,暗批他所屬的普選聯主張「秦始皇也要溝通」。

陳健民溫和的程度,即使在大陸也受到學員質疑。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也曾經是陳健民的學員,當陳健民解釋公民社會要先求生存,再自主,再去尋求影響政府時,陳光誠就站起反駁,不維權,怎麼稱得上公民社會?

一名關注中國維權運動的媒體人指出,由陳健民那套系統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有部份因為不滿其保守而「出走」:「他們後來成為了運動的中堅行動者,以及政治犯。」但她仍肯定陳健民在推動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地位。「2003 年後那段較寛鬆的時期,大陸民間對一切民主化、自由化的知識與資源都如饑似渴,而香港就是最直接的進口地。」

「香港民主自由資源、價值的輸入,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陳健民,就站在輸入者的位置。」

「對大陸來說,香港是一個方向、目標。」張潔平說。「歐美不是華人社會,難以直接學習;台灣也差很遠,因為台灣已經完全實現了民主。」

「香港值得參照之處,在於她沒有民主,卻有自由、法治。早年中國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熱衷研究香港,他們覺得中國大陸可以學香港 — 像香港那樣,讓法治與自由得到保障,有沒有民主都沒所謂;我們沒有非要你中共學台灣,但你至少可以學香港吧?」

在政治化還不明顯的年代,「香港模式」既進步,又安全,每一項社會運作的細節,都可以成為中國大陸的學習對象。

但香港作為一個模範社會的示範作用,與陳健民一直小心翼翼維持的橋樑角色,在兩地政治角力日趨白熱化之下,終究無法長久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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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並在一次訪問中說出了朱耀明及陳健民的名字。陳健民與朱耀明,均是在閱報時,才突然見到自己被點名。

好點唔點,恰恰就點中了香港學者中,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涉獵最深的陳健民 — 而陳健民竟然極速落嗒。

小錢還記得,當年聽陳健民講課時,陳健民曾經在課上提到香港的長毛「掟蕉」是暴力行為,十分激進、不可接受;但事隔一、兩年,陳健民卻與長毛站在一起,揚言要「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陳教授會投身咁嘅運動,對我哋而言係好難想像。」

「當時我仲未明白,佔中呢件事會有幾嚴重。」小錢說。「我淨係知道陳老師要做一件好難嘅事,要捨棄晒佢過去在大陸嘅一切成果,可能以後,都唔可以再做返以前嘅嘢。」

「陳健民的決定讓我非常震驚。」張潔平回憶。「這根本是事業上的自殺。」

陳參與佔中的決定,在大陸自由派之間引起很大爭議,一直與陳健民並肩作戰的大陸知識份子,不少都無法理解,甚至對其作出公開指責。很多人不明白也不認同,為何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位,非得要由在大陸深耕了十多年,角色無可替代的陳健民去做不可呢?

對此陳健民這樣解釋:「因為我知道我參唔參與,會影響到件事出唔出現。如果我唔跳落去,『佔領中環』可能就只係一篇文。」

此前,陳健民與戴耀廷並無私交,僅有的接觸,是每次學術界有甚麼聯署,陳健民就會致電邀請戴耀廷;多年來,陳健民一直是香港學界少有的行動派,聯署、組織等行動,往往是由陳健民統籌聯絡。戴耀廷提出了佔領後,向傳媒坦誠自己沒有社運經驗、「一定不會是組織者」;在記者追問之下,戴耀廷要說出一個具行動力的學者名字,只想到陳健民。

被戴耀廷點名後,朱耀明私下詢問陳健民的看法,並表明若陳健民不落水,他也不會參與。陳健民意識到,如果他不加入,「佔領中環」可能就只是停留在紙上,不會成為現實的行動。是否要就此捨棄自己十多年來,在大陸建立與累積的一切?這無疑是個重大決定,陳健民卻說,當時他下決定的速度之快,令自己亦感驚訝。

當時的判斷,部份基於他對中國政局的理解。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原本較寛鬆的氛圍開始收緊,「公民社會」成為禁語,陳健民已覺即使留在大陸,發揮空間亦會大大受限。「上面收權收得咁犀利,更加覺得佢肯畀真正普選嘅機會好微,如果唔博一舖,機會一定係零。」

雖然把大部份時間投放在中國,但陳健民從未遠離香港本地的脈搏;他知道,香港問題已經去到臨界點。「一剎那覺得,自己身於斯長於斯,對香港有好深感情,冇理由香港出現咁大危機的時候,仲望向一個更遠的地方。」陳健民說。

「如果嗰次爭取唔到普選,我完全睇唔到香港下一步點走落去。」

作出決定後,陳健民與大陸所有朋友、伙伴、組織「割蓆」,斷絕一切合作關係,然後與戴耀廷及朱耀明一同開記招,宣佈啟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在那一次記招上,陳健民一反平常有禮有風度的形象,全程一點笑容也沒有,只不斷在想,這決定究竟會為大陸的伙伴帶來甚麼後果?

「呢個係我參與佔中嘅唯一憂慮。」

2013年3月27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記者會。圖:美國之音

2013年3月27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記者會。圖: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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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中時,廣東好多 NGO 都受到好大影響。」小錢說。「只要被認為同佔中有啲關係,辦公室被逼遷、個人受到調查、不斷被約談,都有發生。」

佔領早已在兩年半前結束,但對陳健民而言,件事一直未完:直到今日,「占中」仍然是大陸當局清洗南方公民組織的最佳借口。

佔領期間,多名大陸異見人士在網絡上公開聲援香港,遭當局羅織罪名起訴,包括陳啟棠、蘇昌蘭等,判刑以年計。而針對公民社會組織的打壓則持續至今。小錢形容,鄰近香港的廣州曾經是全國環境最寛鬆的地方,但由 2015 年起,當局陸續推出新法規,對廣州 NGO 的限制,比其他城市更嚴格。「一啲服務性的機構,生存環境反而放寛咗,但一涉及權利倡導嘅,就面臨好大壓力。」

最頻繁的時候,小錢指自己每個月都被公安問話;但小錢清楚,即使沒有佔中,也會有其他事件觸發當局的打壓:「有人覺得佔中影響咗廣州 NGO 的發展 …. 但咁係指責受害者。」

「佢哋冇一個人怨過我。」陳健民說。雖然有很多學界的朋友至今不理解,但有趣的是,在大陸從事 NGO 工作的年輕人,大多向他表示支持,並一再向他表示被公安請喝茶「沒甚麼大不了,老師不用介意」。

即使未就佔領運動發表過一字一句,甚至沒有與陳健民合作過,也會受到牽連。除了寇延丁,還有很多大陸民間組織者被大陸國安系統拘禁,反覆的審問中,「陳健民」三字一再出現。陳健民引述,其中一位朋友「肥仔」遭拘禁半年獲釋後,特地托人向他報平安。「佢哋係咁話唔關我事,政府只係乘機打壓,話自己冇嘢,『半年之嘛!』咁樣。」

之後一個仍留在大陸踩鋼線的香港人,給陳健民捎來一張照片,是肥仔獲釋後所攝。看著相中人瘦削的樣子,陳健民不禁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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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幾年以前,香港在公民社會、學術、傳媒、法治等各方面,大陸自由派銳意學習,大陸官方亦(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交流。然而隨著北京祭出「七不講」、逐漸收緊對民間社會的控制,香港的價值通通成為敏感詞。在此背景之下,「佔領中環」的爆發,因為大陸輿論機器的刻意利用與抹黑,令香港由學習對象變成反中亂源。

香港示範角色失落的過程,就這樣濃縮在一個學者的命運與選擇當中。清場之後,張潔平曾聽過一名備受敬重的大陸學者,如此總結:「雨傘運動讓我最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

2014年12月初,陳健民與其他佔領參與者,一同前往警署自首。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facebook 專頁

2014年12月初,陳健民與其他佔領參與者,一同前往警署自首。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facebook 專頁

投身十多年的事業,突然要完全抽身,陳健民今日又如何回望這個抉擇?

他說自己並不感到失落,覺得以往走遍中國,太多邀約、太過忙碌,反而沒有時間將經歷放入研究。「我在中國經歷咁多,腦裏面好多寫作計劃,已經有三本書想寫。」

不過,「如果仲可以,我覺得我都係想去中國做嘢。」

「如果戴耀廷當日冇點我名,可能我仍然會守住自己(在大陸)的位置,花更多精力推動兩岸三地的交流。」

這兩年多來,陳健民不可以返大陸,但他說自己仍在延續昔日工作。當年的學員來到香港,往往會專程入中大探望陳老師,一談就是數小時。「以前太忙,上親去都係不斷開會、演講,無法同人有深入的個人交流。」陳健民說。「而家可以坐低傾兩個鐘,聽佢哋嘅個人掙扎、人生嘅問題,點解受咁大壓力都要繼續。」

「所謂鞏固公民社會,除咗組織、架構,還關乎人的信念。我而家係換一個方法,從個人的層面去繼續自己的工作。」

陳健民鼓勵這些年輕人,不論打壓如何強橫,總會有可以前進的空間;不講公民社會價值,民間組織還是可以繼續固本培元,靜待風向改變的一日。但空間不斷收緊的趨勢,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改變。

而回到曾經傾注畢生精力的中國大陸,對陳健民而言,現階段也是不可能的願望。「如果一個被認為係顛覆國家嘅人可以返去,係一個好大嘅指標,意味著中國已經走向自由化。」

「嘩嗰時你仲唔全力幫手投入返中國?梗係一齊幫忙啦!」

開玩笑地說著這個實現無期的設想,陳健民的聲線不無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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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份與中國的淵源,陳健民被不少年輕人視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主權移交二十週年臨近,個個記者都會問到身份認同的問題,陳健民準備好一套答案:我是世界公民,我關注的是問題本身,非洲我都關心㗎,只不過我能夠發力的地方,是在中國大陸。

2008 年四川地震,陳健民是最早進入災區的人之一 — 直面如此深重的苦難,他深感個人的家國認同,何其渺小。「已經唔係中唔中國人的問題。只有你相信某種價值,去到嗰個地方,自然就會有強烈責任感。」

再往回溯,陳健民從中國人到世界公民的轉換,早在大學已經完成;陳健民從不諱言,大學時代的自己,是帶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去關心中國。但九七問題令他意識到,如果僅僅因為民族主義,就要將香港無條件交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他覺得不能接受 — 中英談判期間,學生會討論立場,當時身在中大代表會的陳健民,就動議學生會在站定立場之前,應交付全中大同學公投決定,可謂是學生會中的「自決派」。

在民族感情之上,有更高、更重要的信念。

「我唔會否定民族主義,而係睇在特定歷史時空,究竟佢係帶嚟更高價值,定係破壞我哋持守嘅價值。」

「我關注中國、投身中國,好似係好民族主義嘅事;但我最終係想中國接受民主、自由。若果企喺民族立場,可以帶來呢啲價值,咁我會站在民族立場。」陳如此總結自己在中國近二十年的深耕。

「但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他說得很平靜:「我會毫無懸念地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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