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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中的中國律師

2017/2/6 — 18:51

 國際特赦組織製圖

國際特赦組織製圖

【文:國際特赦組織的東亞區主任軻霖】

中國需要律師嗎? 答案並非顯而易見:自2015年7月起,在一場席捲全國的政府鎮壓運動中,我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同事記錄了逾240起律師、法律活動人士及維權人士遭到羈押、詢問、騷擾、逮捕或判刑的案例 ,這也是近幾十年來,中國政府針對法律界所發起的最大規模鎮壓。

許多人被秘密羈押多月,依照《刑事訴訟法》,警察有權將涉嫌國家秘密犯罪的嫌疑人羈押在警察指定且非正式的羈押場所中。 他們當中數人遭到酷刑,而且幾乎所有人在被羈押期間都不被允許與律師或家人聯繫。 一些人甚至公開“認罪”,招認子虛烏有的罪名並表示效忠國家,令人看了為之心寒。 4人已被定罪,當中兩人因捏造的國家安全指控入獄;另有5人目前仍在羈押中等候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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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強調 ,“我們積極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力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但是,以上種種現象卻與之不符。

習主席於2012年上任之際明確提出“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以遏止官員濫用權力。 此後,他在政治對手薄熙來倒台後給予其中國標準下的透明審判,廢除臭名昭著的勞動教養制度,並在2014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將“依法治國”作為會議主題。

自那時起,中國政府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解決其自身業已承認的、持續困擾司法體系的問題,包括貪污腐敗、濫用權力、政權干預、司法不公、刑訊逼供,甚至酷刑。

然而,這項計劃的實現面臨至少兩方面的威脅。 其一,政府並未意識到,無論在哪個國家,考驗法律文本中的權利能否落實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在權利被剝奪或侵犯時,受害人能否獲得救濟。

在缺乏有效救濟的情況下,紙上談兵根本毫無用處,而律師往往在確保受害人獲取救濟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軻霖

在世界各地,律師都未必是受大眾歡迎的角色,這在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律師照例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包括沒有用、浪費錢,甚至被冠以煽動者或滋事者的名號。但這絲毫無損法律界對於司法制度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事實,哪怕僅僅是因為在整個司法體系中,惟有他們擔當代表原告或刑事被告人的主要職責。

這對於不承認司法獨立的體制來說愈加重要,鑑於中國的司法機關被要求服從國家及共產黨領導,若沒有律師,普通民眾在與強大的國家機關對抗時,根本沒有行使自身權利的希望。

正如一些中國觀察員挖苦說,一個沒有律師的司法體係與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用於主持“正義”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異。 的確如此,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堅持要為惡名昭彰的“四人幫”聘請律師,正是這一里程碑式的審判,標誌著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習主席的法制改革若尚有成功的希望,那便是給予律師更多自由,而最根本的著手點是允許律師成立獨立的行業協會,而非令他們受制於司法部。 

 — 軻霖

在當局悍然踐踏律師權利的時候,獨立的律師協會可以叫板權力部門。 獨立的行業協會也可以令律師業界有更堅實的立足點,要求國家遵守其自身製定的法律。

習主席的法制改革計劃所面臨的另一威脅是他自己的作為:不顧一切地擴張國家安全法律,並將國家安全與共產黨政權之間明確劃上等號。 儘管他的本意也許只是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權力受到挑戰,但這些行為卻在國家安全體制中產生了巨大動力,使其運用新的權力,包括將秘密羈押“合法化”,並將社會矛盾或異議引發的輕微案件誇大成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的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

這一套做法似乎已被實踐到這場大規模的鎮壓中,被當作鎮壓目標的律師和維權人士是中國人權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 他們正直、勇敢 ,因為辦理敏感案件,常常要與包括警察或地方當權者在內的強大利益集團對抗,如今,他們卻被官方媒體運動惡意重塑成熱衷於顏色革命的狂熱分子,受到外國勢力資助,意在給中國製造混亂。

他們經常都會受到警察的殘酷對待,包括被隔離羈押受到肉體及精神上的折磨 。他們被剝奪睡眠、遭受24小時全天候訊問,警察還會向他們持續施加精神壓力,令其“供認”子虛烏有的罪行。 當局此舉都意在阻止律師業界對國家權威提出挑戰。

中國律師在國內面臨如此多的阻礙與困難,尤其需要國際社會的聲援,與其並肩抗爭。

— 軻霖

多家知名的國際及國內法律團體發起聲援行動,將每年1月24日定為“國際關注危難律師日”,這正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令人們意識到律師為維護司法公正和法律所付出的代價。 國際特赦組織為能聲援這項行動感到自豪。

今年,“ 國際關注危難律師日 ”聚焦中國律師,我們希望,這項聲援行動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令習主席明白,他應當將律師看作自己致力於改善司法的盟友,而非敵人。畢竟他成長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理應明白只要律師行業依然受到箝制,中國便永遠不會認真對待法制。

 

(軻霖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東亞區主任,居住在香港。 本文的英文版發表於《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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