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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點不同時間拍攝的照片有內在聯繫 — 由一次訪談繼續思考文革在西藏(4 )

2018/2/5 — 16:56

作者:左圖為1966年8月我父親在拉薩大昭寺前的攝影。右圖為2013年8月我在拉薩大昭寺前的攝影。

作者:左圖為1966年8月我父親在拉薩大昭寺前的攝影。右圖為2013年8月我在拉薩大昭寺前的攝影。

就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調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結集出版的《殺劫》新版一書,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去年8月末對我所做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羅四鴒問我:對比你和你父親在同一地點拍的照片,有什麼不同?

這是一個值得一說的問題。 因為這些照片從表面看可以說有很大變化,雖然我是用同一架相機在同一地點,並且是在四十多年後的間隔拍攝,當年的那種文革場景已沒有,照片看上去也似乎單調許多,但卻是許許多多看不見的相關故事佈滿其中。 而且對比這些照片,是能看到內在聯繫的。

比如我父親在1966 、 1967年的布達拉宮前拍過文革集會,紅衛兵和解放軍的遊行; 2012年我在此處拍攝時,因為那年5月,拉薩發生了兩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當局所實行的類似種族隔離的政策更加嚴苛,對藏人尤其是從其他地區來的藏人嚴加防範。 這種防範雖然始於2008年3月遍及全藏區的抗議發生之後,到了2012年更加嚴重。 我拍照時注意到一個詭異的現象:廣場上佈滿了黑衣人,背著一把雨傘,遇突發事件用來遮擋拍攝,呈縱隊間隔排列,密切注視經過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許,否則就會被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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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 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親拍照的位置,他那時候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的是紅衛兵正將毛澤東的畫像掛在大昭寺頂上,五星紅旗也插在那裡。 而我雖然沒有看到掛毛像,卻看到五星紅旗依然插在原來的位置上高高飄揚。 雖然有很多信眾在磕長頭拜佛,但也擠滿了遊客把這些磕長頭的信眾當作奇觀來觀看。 同時,在大昭寺斜對面的房頂上,佈置有武警的狙擊手。 從2008年起,大昭寺周圍的房頂上就一直有持槍的狙擊手。 與文革時相比,那時沒有信徒磕長頭,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進寺拜佛,然而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信仰還是受到控制、監視和防範。 加上那種商業化的旅遊,缺乏尊重的遊客把藏人當成一種特殊的異域景觀,拉薩變成了一個主題公園。

事實上,今天這樣場景的含義更豐富也更複雜,但和我父親看到的場景有一種延續性。 尤其是,走在拉薩的很多地方都能聽到重新編曲、填詞的文革紅歌在大聲播放,那種荒謬感與錯位感會特別明顯。 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強烈感覺到這一點:文革並沒有結束,今天我們在拉薩看到的是一種後西藏文革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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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繼續問我:那麼,中共官方是如何敘述西藏文革的?

實際上只要了解歷史,便可知道這方面完全是空白。 比如王力雄在給《殺劫》 2006版寫的序中就揭示:“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1999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而且,不僅在官方歷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 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只有8篇;美國華盛頓中國資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了3100种红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4種。

當時,我曾從所就職的西藏文學編輯部開過證明去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查資料,然而負責人說從1966年至1971年出現斷層,這幾年只有三份材料: 1.1966年初期關於西藏農業生產工作的報告; 2.1968年~1969年西藏區黨委常委會的記錄; 3.1971年區黨委書記任榮的一份關於西藏工作的報告。 而且這三份材料只有區黨委的常委才能查閱。 我當時還找朋友幫忙,去《西藏日報》倉庫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報》合訂本,全部仔細看了,其中重要的也複印了。 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報》,連續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標題報導紅衛兵“破四舊”,雖然有紅衛兵走在街頭的照片,卻沒有展示他們是如何“破四舊”。

也即是說,這些報導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際的大圖景,但瀰漫、滲透其間的腥風血雨在怎樣的紅色暴行之下演繹了一樁樁慘絕人寰的悲劇,卻不見於官方的表述,唯有當事人的回憶尚能承負起見證的使命。 而我父親在現場拍攝的這批照片,正如後來有評論認為,《殺劫》和《西藏記憶》這兩本互為表裡的書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研究中國統治下西藏文革期間情況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並被評價“迄今為止,這是關於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間圖片記錄”,“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不過我需要說明的是,我這兩本出版於2006年的西藏文革之書只能算是開始,我所做的工作其實還很表淺。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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