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回應陳健民敎授《 葉劉敗選贏了甚麼?》

2017/3/21 — 12:26

我的特首選舉工程結束後,時間比較充裕,讓我可以思考我自己和新民黨發展的道路,以及仔細咀嚼近來很多評論我的文章。其中一篇最有趣的,當然是陳健民教授於《 立場新聞》發表的文章《 葉劉敗選贏了甚麼?》。這篇文章引起我很多回憶及反思,所以我想談談我的想法。

陳教授於文章中談到,在2003年初次與我交手的情況。我覺得他的描述是大致準確的。記得與他的第一次見面,是由中央政策組安排,副組長曾德成先生都有在場,內容是與他及其他泛民學者就廿三條立法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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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主制度就無維護國安權利?

坦白說,我過往擔任保安工作時,的確甚少與學者打交道。反而其他人權份子,包括陳日君主教、劉慧卿女士等,倒是大約一年見一次。就如陳教授描述,那次會面我與學者們鬧得面紅耳熱,原因是我聽到有些學者說:凡是保護國家的條例都會某程度上影響人權、自由(這點的確是事實,民主國家的條例也是這樣,美國反恐條例的影響甚至更大)。因為中國是極權國家,香港亦沒有普選,所以不容許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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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觀點是十分不合理。環顧西方社會的民主發展,真正的民主體制都是近數百年才出現: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789年,君主及封建制度才開始被推翻;美國建國於1776年,但一直要去到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讓黑人擁有實質的政治權利,才讓所有美國人得到普選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普選的道路,都要經歷一段發展的過程,那麼,在民主制度未成主流之前,不同政制的國家就沒有維護自己國家的安全權利嗎?

每個國家都有生存的權利,就像古代希臘的小城邦斯巴達,雖然他們並未如民主制度前驅雅典般奉行民主制度,依舊沿用君主式的統治,但遇到外敵入侵時,難道就不能捍衛自己嗎?同樣地,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和制度,若只因為她不是奉行民主制度,就不讓她維護國家安全,我覺得是很不合理,所以就著這一點,與在場的學者們激辯。

民主制度的矛盾

陳教授說,我當時「意氣風發」。回想起來,我也覺得是不無道理。因為我自從擔任保安局長以來,我的立場都是相當清晰和強硬,例如支持第一次人大常委釋法、捍衛公安條例等等,但我的民望仍長期高企,所以我承認當時是有點「忘形」,過度自負,態度囂張。我也曾說過,回看當年的新聞片段,無論是我的髮型服裝、發表談話的語氣,都予人一種驕傲且高高在上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我都有點慚愧,為什麼自己當時的政治敏感度這麼低呢?我個人的處理手法,對廿三條立法帶來了負面影響。我願意承擔責任,為此道歉及問責下台。過去十多年,我去美國求學,返港後從低做起,努力服務社會,我覺得是為自己的失誤完全付出了代價。

陳教授亦有留意到我有研究民主理論,這是事實。除了陳教授於文中談到,由他的教授Juan Linz撰寫的《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外,我亦讀過很多我的論文老師戴雅門(Larry Diamond)教授的著作。戴雅門教授雖然認為民主制度是最佳的制度,但他的觀點比較中肯和理性,理解到民主制度的確有其缺點和局限。

例如在他的著作《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中,他說:"Democracy is the most widely admired type of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to maintain."意指民主雖是主流的政治制度,但也是最難維繫的。就好像美國人透過民主制度選了特朗普當總統,可是他卻每天都在踐踏美國人的核心價值:批評傳媒、打壓傳媒的空間,又歧視女性,公然藐視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這情況下,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出現了危機呢?

至於戴雅門教授為什麼說民主有三個弔詭之處呢,因為民主的發展是要付出代價。民主之中有三對矛盾:第一對是”Conflict versus Consensus",即是矛盾與共識。他認為,民主制度是需要競爭及矛盾才能運作,但若競爭及矛盾太過激烈,社會安定就會受到影響。所以一個社會既需要矛盾,但同時又要有共識、把矛盾處在低水平,兩者之間是有衝突的。

第二對矛盾是”Representativeness versus Governability", 即代表性與管治效能。在民主制度下,政府集合了不同界別的代表,匯聚了各方的意見。然而政府的職能並不只是回應代表的訴求,而是要有實績,才能推動社會發展。若愈多代表去發聲,反而愈難「一槌定音」,結果自然是愈難有效管治。

戴雅門教授更引用美國開國功臣Alexander Hamilton的說話,指政府需要能量:”It must always be able to act, and at times must do so quickly and decisively. ”,例如在戰爭時期,一切決策都是爭分奪秒,所以美國國會憲法規定,把外交的權力既賦予國會,也賦予給總統。

從上述兩點可見,政府的代表性,是會與其管治效能產生衝突。在很多西方的民主國家,我們不難看到政府內不同派別的人士爭論不休,結果影響了國家的發展。相反,內地的制度比較容易「一槌定音」,故近三十多年來在經濟及科技方面取得蛙跳式的發展。

第三個弔詭的地方是”Consent versus Effectiveness",即是授權與效能。戴雅門教授指出 :民主政府的優點是有民意授權,若政府不聽民意,便會失去授權;但若政府因意見紛紜而難以施政,效能被削弱,也會失去民意授權。兩者如何達致平衡並不容易掌握。

從上述的民主學理中可見,民主制度雖然有其好處,但並不一定是萬應靈丹,能醫百病。我認為香港要成功落實基本法框架下的民主制度,仍需要很多配套措施,例如培養政治人才及成熟的政黨,提倡包容及理性的文化,促進政府及政黨之間的合作關係,減少對立;在管治上,政府應邀請民選議員加入領導層,出任司局長、甚至特首,以增加政府的認受性,以及提高她的效能。

這些工程當然不容易做。縱觀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都有這麼多矛盾,更何況我們是在一國的前題之下打造民主制度呢?但是作為一個真正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瞭解民主制度的人,例如我本人,是有責任先創造出合適的條件,培育出適當的土壤,有限度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我們的社會開花結果。

有意執政不等同迷戀權力

接著我想談談陳教授評論我「親近權力的衝動逐漸摧毀她的判斷力」。關於這一點,我頗不同意他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學者不應該視有意執政的人士為迷戀權力。現實問題是,若無法執政,根本沒能力改善社會問題,這並不是一個立法會議員有力量做到的。要推動變革,一定要參與政府執政,運用政府的力量及資源,才能夠有效及深層次地解決問題。

陳教授又說,我指摘佔中人士受外國勢力操控。其實我的原意,是想說當時佔中人士當中,有部分是因為對社會有所不滿而自發參與的;但無可否認,當時佔中背後有如此龐大的動員能力,資金來源卻成謎,實在不得不教人懷疑。眾所周知,當時某傳媒大老闆長期進駐金鐘,而他的傳媒業務正不斷萎縮,亦有傳過他曾接受外國勢力幫助。當然我並非掌管情報,也不是在政府機關內服務,其中的內情如何我並不知道。但我相信,我有這種懷疑是合理的,而且也不只是我,很多中產朋友都有與我相同的想法。

至於陳教授說,當初我支持八三一框架,即使落實了,因框架規定只有兩至三位候選人,故此我也會被排除在外。我卻認為是不一定的,最重要是在八三一框架下,當中的細節是如何落實。

與目前的選舉制度相比,上次的政改方案至少能令競爭提高。目前我們的千二人選委制度,提名及最後投票都是同一批人,換句話說,提名幾乎變相成了選舉,令部分參選人像我般,於第一回合就出局了,令到競爭非常局限。相反,在政改方案下,參選人經過選委投票「出閘」後,再要經過全民普選才可以當選,競爭程度則大得多。

另外,我們更可以在第二輪投票時,加入「單一可轉移票(Single Transferable Vote)」的機制。這種比例代表制的機制,是讓選民以排名的方式,依次序地排列出自己心儀的候選人。一旦首選的候選人出局,選票便會自動落在第二名心儀的候選人身上。這機制的好處,是不會像目前的選舉制度般,令選票容易歸邊。事實上「單一可轉移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實施,結果大都能選出較獲得共識的候選人。

在支持制度及聆聽民意之間取更好平衡

可惜當時八三一框架提出後,就遇到社會上強烈的反對聲音,令討論政改方案的過程上出現了很多惡性循環。因為當時有人揚言要用佔中的手法逼北京就範,而中央亦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指出她的八三一決定不可動搖。雙方都是硬碰硬,結果造成了僵局,沒法繼續討論技術細節。我相信,如果在討論這些技術細節中多做功夫,其實八三一框架也未必一定會排除真正的普選。

最後,感謝很多人都關心我未來的道路會如何走下去。我曾經說過,我會重新檢視我作為中間建制派的立場。但是我可以說,相信無論是我或新民黨,對支持一國兩制的路線是不會改變,只是我們未來對於問題的立場,將會變得更加理性,透過深入的分析,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才決定我們的立場,不會盲目支持某一方。換句話來說,我們將會在支持制度及聆聽民意方面,取得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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