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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立法是「硬任務」

2017/11/10 — 14:49

今月初,吾友周顯寫了一篇文章,認為《國歌法》並非硬任務, 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韙, 去設立追溯期? 答案只有一個: 追溯期並非為《國歌法》而設, 而是為設先例, 以後「廿三條」立法期間, 追溯其罪行也是順理成章。當時政府尚未公佈《國歌法》不設追溯期,周顯有此想法,絕對可以理解。

當然,饒戈平當日提點港府為《國歌法》本地立法之後,本地法例可否容許設立追溯期,確實有點拋磚引玉,或者投石問路的意味。另一個可能則是,《國歌法》在大陸正式生效後,香港接二連三地出現噓國歌的事件,而饒教授本人不太清楚香港法例在具體規定,才會建議港府研究可不設有追溯期。

可是,不論饒戈平是否為了將來廿三條立法,而在追溯力問題上投石問路,按照本地法例和《基本法》的規定,也是不能設有追溯期的。這個問題,鄙人曾經撰文分析過,在此不贅。相信以上的法律規定,是港府最終選擇《國歌法》不設追溯期的真正原因。林鄭的解釋也說得十分巧妙,不設追溯期是「無必要將事件複雜化」,法例上容不容許,她則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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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值得討論的地方,是周顯認為《國歌法》並非硬任務,這點絕對值得相榷。早前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提到「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而在此之前的五月,張德江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時,則將「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決定權」視作全面管治權的其中一項權力。

由此可見,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第 18 (3) 條,將《國歌法》引入香港,正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的一種體現,港府以本地立法方式實施《國歌法》,則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整個建制派則「要支持」林鄭履行憲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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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整個《國歌法》的引入和本地立法,正是所謂「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最佳示範。相比沒有特定憲制要求,搞砸了只是香港蒙受損失的一地兩檢,完成《國歌法》立法可是「憲制責任」,這樣都不算是硬任務,怎樣才算硬任務呢?不錯,噓國歌搗蛋什麼的,當然是小事,確保中央能夠行使全面管治權,則是大事,當中的象徵意義,實在不言而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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