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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可能比抗爭更需勇氣 — 非建制超黨派聯盟芻議

2017/8/24 — 12:34

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黃之鋒、區諾軒

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黃之鋒、區諾軒

我很奇怪坊間沒有文章評論到,為何林鄭月娥上任後第一個出訪的地點是新加坡。在DQ4之後,應否總辭忽然成為討論的焦點,而反對總辭的意見,多以新加坡為例,反對黨全面撤出議會之後,則永無翻身之日。林鄭上場一個月,即往新加坡取經,這令反對總辭者的顧慮更家言之成理。再加上張曉明說DQ4是對「港獨勢力」的沉重打擊,雖則這些說話,並非說給香港人聽,而是對主子謊報軍情來邀功的中國官場術語,但張曉明能夠大搖大擺出來說話這件事情本身,在在反映無論習近平有沒有整肅中聯辦,要將積極抗爭的反對派趕盡殺絕,都是由北京到西環要進行到底的主旋律。

而到了新界東北和雙學三子的案件,上訴庭扭曲法律程序的判決,令有識之士譁然,港人忽然發現三權合作終於落實了,其軌跡就如當初西環傳出「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一般。即使那並非中共二十年來的深謀遠慮,而是在傘運後才矢志要向「反中亂港」勢力復仇,這兩年多的時間,也足以對司法體系總數不過二百來個的法官做思想工作,到今日收割成果。就算在終審法院可以來個逆轉勝,政府和北京還有人大釋法這一招的金手指,換做打機的術語,那就是cheat code,可以任意修改遊戲設定。自始,司法抗爭功力全廢,由警方執法到律政檢控再到法庭判決,三者合一成為政治犯的一條龍式生產線,香港的情況將可以壞到什麼地步?除了新加坡的情況可供參考以外,我們更可讀讀台灣戒嚴時期的歷史。

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最早提倡台獨的雷震判囚十年,文字獄之外還有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和江南命案等政治血案;選舉點票時票站可以關掉電燈換票箱,主流媒體全由國民黨操控,所以民進黨成立時,創黨成員許多都預備好遺書。就算是這樣,民進黨還是出現了,由街頭到選舉,在看不到威權政治有盡時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不斷抗爭,結果由1986年創黨到2000年陳水扁當選執政,只不過是十四年的光景。民進黨內部當然並非鐵板一塊,派系林立猶如今日香港反對派的諸多山頭,但人家就算公開地吵得面紅耳熱,最後內部一旦決出了勝負,槍口自會一致對外,因為事實擺在眼前,無財無權無勢的在野黨,不團結就更加沒有創造奇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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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香港,我們不必細讀蔡子強馬嶽的政治學論文,都會知道選舉制度如何影響政黨政治的生態──單議席單票制會催生兩黨政治,比例代表制會演化成多黨政治。中共要香港在回歸後的選舉實施比例代表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明顯是要防止香港出現單一的反對黨。於是造成當下香港反對派政團或個人,都要以搶奪立法會席位作為優先考慮,大家都在想,要搶到位,才有政治實力和發言權,才能影響整體反對派的策略和民主運動路線的走向,也即是為了搶奪那10%的選票,反對派當中彼此亦必須強調自己和別人的不同,因此這麼多年來,整個反對派連在選舉期間一起發表一個統一的政治宣言都做不到。這就是為何反對派由單單的民主派,變成泛民主派,再分為溫和民主派和進步民主派,還未包括當初認為泛民是「永續社運」的賣港賊,而誓言取而代之的所謂「本土派」。

既然我們知道反抗力量在極權面前別無選擇只有團結,既然我們知道極權所設計的選舉制度就是妨礙團結的要素,我們要做的,當然是要設法跳出極權所設定的籠牢,不要如它所願在它掌心跳舞。2016的立法會選舉,我們終於有所覺悟和嘗試。戴耀廷的雷動計劃,公民黨楊岳橋在新界東的跨黨派輔選的表現,胡穗珊等願意宣佈棄選的反對派候選人,都讓市民終於見到團結的希望,並以踴躍投票作為回應。當中的過程和結果當然未盡如人意,但這次的經驗依然彌足珍貴,因為就算政府日後繼續會在選前選後DQ我們,香港人就只剩下選票作為最後的武器,在已經來臨的漫長黑夜,堅定而持續地向極權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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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要問,究竟反對派具體應該如何團結起來?香港非建制各黨派,不可能一夜之間放棄自己牌頭,成立一個單一的反對黨,頂多是一個超黨派的聯盟。但這個聯盟,要成立一個各方認可的初選機制,甚至更進一步連結街頭和議會抗爭,用盡每一個議題的機會,在高度互信的基礎上分工合作,凝聚民意集結群眾向政權反進迫,只怕比起面對中共打壓更需要智慧和勇氣。我在此謹拋磚引玉,提出一個如何實踐這個超黨派聯盟的構思。

我建議聯盟以參加選舉的政團為單位,再加上另外委任五名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就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樣。給予這五名常委否決權,是為確保反對派當中任何少數派的意見或顧慮不會受到漠視;而我心目中這五名常委的人選是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黃之鋒和民陣召集人。李柱銘民主之父的地位毋用多說,希望他可以在健康和有精力的情況下繼續發揮影響力。余若薇在泛民之中的民望足以出選特首。上述兩位來自民主公民兩大黨,卻已經不再擔當各自黨內領導的職位,是故有足夠的代表性之餘卻不至於只顧自身黨派利益。戴耀廷由發起佔中到雷動,都贏得了許多市民的信任,日後如何建立初選機制,都絕對需要參考商討日到雷動的經驗。黃之鋒可代表整個進步民主派的板塊,他兼有學運背景同時國際知名,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成為了政治犯,對他的認同代表着對入獄抗爭者的支持與肯定,就算他是香港眾志的秘書長,我們都可以相信他比其他人更有大局思維。而最後的人選是民陣召集人,理所當然希望他/她可以成為聯盟與街頭行動和公民社會的橋樑。

如果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黃之鋒和時任民陣召集人的區諾軒,能夠聯合呼籲創建這個超黨派聯盟,相信沒有任何一個民主派的政團可以斷言拒絕。但必定有人會問,如何處理所謂「本土派」加入聯盟的問題。的確,聯盟的初始成員,理應以民主派的政團為主,因為無論在立法會選舉以及議會合作,民主派之間都有互信的基礎和合作的經驗。但這並不表示要排拒其他「本土派」或新興政團的參與。在上述五位人士當中,我想不起他們有任何強烈針對「本土派」的敵意表現。尤其李柱銘是馮敬恩的辯護大律師,戴耀廷剛剛還出席「本土派」區域組織聯盟的成立儀式,而自決派更是個別的「港獨派」人士拉攏去繼續攻擊泛民的對象,所以我看不到他們五人當中,會有任何人有誘因運用否決權否決自命「本土」的政團參與聯盟。只是,許多「本土派」頭面人物,在過去幾年攻擊泛民的言論還言猶在耳,「本土派」政團要與民主派增加信任而達致團結,理應要表示一些姿態。我認為這些表示不外乎兩點。一、承諾日後會遵守和理非的抗爭原則,不再煽動「勇武」抗爭,以保障出席和平集會的市民的安全。二、公開財政狀況讓公眾監察,因為許多民主派的支持者,對於某些年紀輕輕的「本土派」組織要員,能夠坐擁數十萬現金,而沒有合理解釋,所引發出「係人係鬼」的顧慮,總是揮之不去。其實青年新政也為此作出過示範,當面對有質疑他們為何可以在中銀開設帳戶,他們也公開財政狀況,所以有一盤數可以教人查閱,並非是什麼過份的要求。

其實不用等到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立法會的補選可以即將發生,如何透過建立一個超黨派聯盟,以創設一個具公信力的初選機制,再統合反對派於法理或策略上去應對政府選前的DQ處境,並有一套合符政治倫理的操作向公眾完整解說,都是迫在眉切要處理的問題。我很清楚我的倡議,成為事實的可能性不足百份之十,我更不是喜歡充當網上軍師,喜好指點天下,要別人跟隨我的想法。我只是以一個選民的身份,在過去十多年為選舉結果而扼腕之後,在此抒發一個團結的願望。我不能改變共產黨,但我可以設法改變我們自己。所以當說到如何團結,我覺得是有責任給出一個方案,否則我只會變成主張港獨的年輕人,不停說香港獨立是多麼的美好,我也不反對理論上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沒有「建國方略」,那就如要製造光速宇宙船而沒有圖則一樣,繼續討論「講獨」只會浪費時間,無助於我們面對當前的困境。如果大家真的不怕面對黑暗,為香港的民主自由,連坐牢也在所不惜,又或者大家看見被判入獄的戰友們,都認同說要讓他們在牢中不白過,我們在外邊會兼任他們的那一份努力,那就請不要再空喊口號,開始踏出團結的第一步,我們面對困難的勇氣,就請用在團結這件事情上。

 

(本文內容源自「香港花生」YouTube channel 8月7日節目《搏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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