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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特首參選人的政綱

2017/3/20 — 16:45

香港新一屆行政長官將會在3月26日誕生。目前為止四位主要參選人,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胡國興與葉劉淑儀的政綱尚未定稿(編按:文章原刊於今年2月,當時葉劉淑儀仍是參選人之一,部分候選人只公布了政綱初稿),即使曾俊華與葉劉淑儀舉行了政綱發佈會,但他們與部分選舉委員及界別人士會面之後,隨即表示需要進一步修改政綱內容。

問題在於,參選人的政綱主要考慮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利益,但當選之後,新特首卻需要面對市民複雜多元的群眾利益。各參選人現在的政綱與之後的施政,理論上來說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因此,政綱是否回應市民期望,是否急市民所急,目前可能並非各參選人需要考慮的因素。

因此,我們應該回歸到中央的戰略謀劃,認真思考中央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容許」梁振英以家庭理由,不再參選特首。從大局觀出發,中央就是希望在特首選舉之後的兩年,香港社會可以在沒有梁振英與任何選舉的情況下得以穩定平靜,借此緩和矛盾、修補撕裂、重建市民對制度的信心,以免香港社會直奔2020立法會選舉。那時建制派的選情只會更加嚴峻,香港將會更加趨向「不能管治」的局面。所以,我們應該把各參選人已表達的政綱與中央的戰略謀劃進行配對,看看哪一位參選人的政綱最能呈現中央心目中的香港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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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看政綱如何處理政治敏感問題。從大局觀來看,由於各方未能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產生許多矛盾。現在中央「容許」,梁振英不競逐連任,實際上是以空間換時間,希望香港市民超越梁振英話題,回歸理性的政制討論。

目前,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最明顯的分歧,就是對普選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理解並不一樣。831框架令中央難有迴旋餘地,第二十三條立法早已束之高閣,這兩個燙手山芋,在下屆特首第一個任期內,均不宜主動提出,充其量只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否則有可能引起香港市民更大的期望落差,社會無法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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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看政綱是否有效管控香港市民的期望。既然中央希望香港社會穩定繁榮,那麼當選特首的政綱不應該令香港市民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否則便會弄巧成拙。中央明白,在人大831框架之下,新一屆特首選舉的遊戲規則與基本格局與此前並無太大變化,即無論誰當特首,好也好不到哪里,壞也壞不到哪里。因此,參選人的政綱應該趨向保守,避免因向不同的持份者不停解釋政綱而疲於奔命。很多具爭議性的公共政策,會令參選人陷於兩面不討好的情況。

例如在強積金對沖問題上,勞資分歧明顯,而選舉委員會中商界力量強大,強積金牽動了數百萬基層市民生計,參選人在此利益對立議題上置喙,顯然是自找麻煩。個別參選人建議由政府牽頭投放資源,設立種子基金,透過基金不斷滾存及進行投資,長遠達致可以自行運作;又或是建議取消強積金對沖,改由政府代僱主「買單」。兩項建議均不約而同地增加了政府負擔,卻沒有改變現時強積金通過基金運作的操作模式。這種沒有針對核心癥結提出的政綱,必然會在選舉之後出現劃地為牢的情況。又例如在房屋問題上,多名參選人既想增加土地供應,又想討好鄉事選委;既回避了棕地問題的處理,又建議放寬丁屋的興建限制,改為多層式丁屋。在高樓價的香港,這些建議變相延續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加深城鄉矛盾,無法控制鄉民與香港市民對安居樂業的期望。

第三,要看政綱是否「變中求穩」,穩住大局,而非「穩中求變」。下屆特首的首要工作,不在於大刀闊斧、再行改革,而是要阻止三任特區政府的弱勢雪球無休止地「越滾越大」,重建政府施政威信。施政的關鍵不在於多,不在於要討好全世界,而在於下筆要准,要想辦法、找管道把政策解釋透徹。梁振英上台之後「穩中求變」,推出了不少新政策,但新政策出台過於頻繁,市民無法適應,對政府的施政好感度便會降低。

梁振英籌畫了不少好政策,長遠推行的話對香港發展是有利的,尤其在扶貧及增加房屋供應方面。參選人在市民壓力之下展現求變的姿態可以理解,但骨子裏必須有一種蕭規曹隨的施政思維,而非全盤推翻梁振英的政策。下屆政府重建香港市民對政治體制的信心是重中之重。下屆特首若推出多項具爭議性的改革措施,例如稅制改革,便會出現普沃斯基所指出的現象:「持續存在的痛苦,人們的信心便會消失了,政府顯得越來越無能」。政府的「無能感」日益增加,特區政府的認受性便會進一步瓦解,更加不利於香港今後的政改。

第四,要看有沒有針對香港青年人擬定相應政策。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20至25歲組別的人口,在2016年的登記選民數字上升24.9%,對選舉發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然而,根據香港中大亞太青年研究中心去年10月24日至11月24日所做的民意調查,65%受訪青年不滿特區政府表現,63%表示不信任特區政府。

回顧梁振英任內五份施政報告,我們發現談及青年的部分合計只有1,774字,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和使用「政治」一詞,亦沒有提及如何開放公共行政參與空間給年青人,如何從制度上吸納他們。因此,如果參選人政綱上沒有提及具體方法,只能是把政治炸彈帶到下一屆政府,為中央添煩添亂。

第五,要看政綱是否會製造新的利益團夥。例如部分參選人要取得足夠有效提名票,必須得到商賈巨富的支持,如果當選,那麼在主要官員任命上,有可能向富二代傾斜,不利中央打擊香港「大亨經濟」的部署。若要直接公開表明求助於反對派,便會成就了反對派的造王策略,更加不利於中央對港管治。

第六,要看政綱是否有利於搭建高質量的管治團隊。回歸20年,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尤其是政治任命官員,出現大量同質化情況;而同質化的出現除了是政治立場左右大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綱出現傾斜導向。政府內部的聲音變得過於單一,與市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和制度,下屆特區政府應該是率先創建「香港命運共同體」的領頭羊,通過主要官員及各種委員的任命,廣納人才,相容並濟,深化統戰工作,與溫和反對派建立溝通互動的默契。理想的管治團隊是為國家、為中共、為香港立下汗馬功勞的傳統左派與熟悉英美制度與文化的政治人才攜手組成的聯合班底。

總結而言,我們要清楚中央想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才會知道哪一位參選人才是最好的管家。現在一位稱職的管家,其政綱應該不要製造矛盾、又懂得調節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的期望,還要有針對性地變中求穩,以免打亂中央的治港部署,更要致力於創建「香港命運共同體」,人心才有機會轉向全面回歸。

(文章原刊於《天大報告》,於今年2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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