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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難)行動 由港大研究生校委賄選風雲說起 — 論《防止賄賂條例》

2017/4/28 — 15:21

廉政公署 1997 年電視廣告截圖

廉政公署 1997 年電視廣告截圖

【文: Aberdeen @ 法夢】

上文提到,一般大廈業主立案法團選舉、學生會選舉、甚至立法會主席選舉,都不受《選舉舞弊條例》所限。《防止賄賂條例》又能否涵蓋之前香港大學校委會研究生代表選舉透過微博紅包賄選此類的私人組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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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禁止任何「代理人」 (agents) ,在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的情況下,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 」(principals) 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何謂有關業務的作為的討論固然重要且有趣,但並非本文重點,讀者亦可參見近日有關陳志雲案的討論。本文所關注的是《防止賄賂條例》下何謂代理人和主事人、何謂「主事與代理的關係」。

對於解答這個問題,《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是有幫助的。從該條可見,「主事人 」包括僱主、信託受益人、信託產業 (猶如該產業是一個人)、享有遺產實益權益的人、遺產 (猶如該遺產是一個人)、及公共機構僱員的僱主公共機構;而「代理人」則包括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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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防止賄賂條例》下的「主事與代理關係」應起碼包括典型的僱傭關係、信託關係。這看似跟民事法中的對應概念互相呼應。但在1993年的 Chong Chui Ha 案(裁判法院上訴原訟法庭)中,祁彥輝法官清楚表明,在解釋《防止賄賂條例》時,不宜將民事普通法中的主事與代理關係在不加三思的情況下直接照搬。

如前刑事檢控專員、現任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麥偉德法官在其2003年的著作《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中指出,民事普通法中的代理關係概念的應用實乃非常狹窄,若然應用於解釋《防止賄賂條例》,恐會不當地限制了防貪法律的應用。

祁彥輝法官在Chong Chui Ha 案中裁定,由於《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定義代理人和主事人時,使用了「包括」一詞,所以《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的關係」覆蓋範圍並不止於第2條所列出的例子。這一點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亦得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張慧玲暫委法官 (當時官階) 在2003年處理余寶亮案(裁判法院上訴)和2010年的B案(終審法院)時確定。

若然《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的關係」並不止於第2條所列出的例子、也不限於民事普通法中的代理關係概念,究竟《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的關係」涵蓋什麼呢?

祁彥輝法官在Chong Chui Ha 案中進一步裁定,《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的關係」覆蓋範圍更廣泛地指向所有在關係中的人同意確立其中一方 (即「代理人」) 獲授權為另一方 (即「主事人」) 辦事的受信關係 (fiduciary relationship)。 

本來,本文或須再詳加解釋受信關係的法律涵義,但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在馮鶴翔騎師貪污案中裁定《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的關係」並不要求所謂受信關係的存在。只要在一段關係中,一名「代理人」為一名「主事人」所僱用、或一名代理人為一名主事人辦事、或出現了受信關係,則這段關係已經屬《防止賄賂條例》的「主事與代理關係」的涵蓋範圍。 另外,這種「僱用」甚至超越了僱傭關係,包括在馮案的情況中,騎師聽取練馬師指示並提供策騎服務,而兩者並無任何僱傭關係、騎師跟賽馬會亦無僱傭關係。

然而,即使按這相當寬廣的定義,要解釋學生會選舉的參與者如何受限於《防止賄賂條例》仍然相當困難。在學生會等私人組織的選舉中,會員投票乃是行使其會員權利,選出替他們行事的任職者。在一場這樣的選舉中,會員本身就是「主事人」,按其利益選出「代理人」。若然要把《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套用,嘗試將會員說成「代理人」,則需指出他們的「主事人」是誰、而會員如何為這些「主事人」行事等等。這種說法似乎難以言之成理。所以,《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亦很可能不涵蓋如學生會選舉等私人組織的選舉。

歸根究柢,《防止賄賂條例》並非嘗試規管選舉舞弊的行為,而是針對一些受僱於他人的「代理人」因為收受利益而作出不利其「主事人」的行為。夾硬嘗試借《防止賄賂條例》規管選舉舞弊行為明顯並非良策。但同時,歸因於《選舉舞弊條例》有限的適用範圍,私人組織的選舉中的舞弊行為,的確難免會成為刑事防貪法律的漏網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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