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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土泛民之爭,到另類右派與自由派之戰 — 啟蒙以來的三百年纏鬥

2018/6/22 — 22:48

香港本土主義思潮和運動,其實是全球政經思潮「典範轉移」的一環。香港非建制陣營的內部爭議,總量雖然無法與外圍動輒改朝換代的事件相比,但趨勢和命題還是驚人的相似。

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美國新外交政策、反歐盟運動等事情,困擾傳統的國際政治論者,使其無所適從。泛本土派和各路業餘政治人社運人,與泛民圈子衝突,也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的劇目之一。不必以為這裡的事十分特殊,類似的演變在全球都有。

「激進泛民」只是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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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中的衝突,首先是「激進泛民」與「保守泛民」之爭,這只是真正衝突的預演。因為當時激進泛民還是泛民,他們和保守泛民的主張,並沒有太大分別。例如 — 在《基本法》架構下 — 爭取雙普選、自視為中國人、支持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主張包容移民等等 …… 激進泛民和保守泛民的內容,其實只是示威手段不一樣,前者更加左傾,以社會民主主義的面目登場,如此而已。

示威手段的分歧,也是重要的,因為這是泛本土群眾登場後,激進泛民唯一能夠留下的遺產。佔領爆發之後,關於是否應該衝擊、升級的爭論,就是那遺產的再現。那時我們聽得最多的就是「理性」,當有人打算衝擊的時候,「大台」的朋友就會呼籲他們「理性」;「佔中三子」在倡導佔領中環的時候,也是不斷重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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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精神的流播

「理性」是一個大哉問。「理性」是主導歐洲乃至整個現代世界幾個世紀的命題。從啟蒙時代以來,「理性」就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也是「啟蒙精神」的核心之一。「啟蒙精神」是甚麼,很難在這短短四千字的篇幅裡詳談。根據 Isaiah Berlin 的《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諸眾啟蒙思想家的主張有很多分支,但皆是「對整個文明和進步的某些或多或少的信仰」。

他認為啟蒙精神有三個支柱:信仰理性;認為人具有普遍本質以及相同目標;相信通過理性、邏輯和批判力,可以成就人類物質和精神的不斷進步。之後他將啟蒙精神其概括為三個字:普遍性、客觀性、合理性。這是二十世紀的總結。[1]

十八世紀的康德則認為「啟蒙」是「人以理性不斷的自我教育與成長。」

在這個觀念集合體之下,啟蒙主義者傾向認為人的惡性、塵世的災難,只是因為人欠缺教育、智性遭蒙蔽所致。當代的Richard Wolin則這樣概括啟蒙精神:

「啟蒙主義者自命為『人性黨』,代表人類公意,而非特定利益集團;他們高舉理性旗幟,分析並消解各種教條,迷信和缺乏正當性的社會權威;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共和。」[2]

我們也經歷了一場滑稽版啟蒙運動

當我們留意90年代以來代表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那個圈子時,總是感到似曾相識。他們相信民主自由,而且認為香港人需要的民主自由,和中國、非洲、亞洲、歐美的人所需要的,沒有任何分別,此謂「普世價值」;他們也假定中國人亦心同此理,必然渴望他們推銷的民主,此所謂「普遍性的民主」。

他們所組織的「民主運動」,必然是以「理性」包裝,表現克制、排斥情緒,亦對於魅力型領袖心存戒懼,認為他們鼓動的群眾,是陷入盲目的「民粹」。

這個圈子有很多學者名流,特別是佔領運動的倡導,是一種類似學者教授學員的方式進行,是一場大型的「啟蒙」,要人民接受領導,將愛與和平的教條深銘其心;到了真正的鬥爭爆發,不接受領導的人民,例如在旺角建立了一個不受金鐘控制的佔領區時,就被抹黑為共產黨的間諜,以及「啟蒙程度」不夠的低下階層。

現在回顧,這場由學院上層所倡導,但後來完全失控(當然這實際上是一件好事)的抗爭,其實就是一場滑稽版的啟蒙運動。但當然他們不了解,自己鼓動了一班後來不再同意他們教條的「素人」。

「理性」這面旗幟 — 由解放到壓迫

泛本土派敵視中國非常,也最憤怒,當然源於中國直接的殖民壓迫,但也有賴於泛民圈子的火上加油。香港人在佔領過後,乘著餘敗/餘威組織反對走私客的示威,就受到很多泛民名流的批評,例如認為他們暴力重 — 理性之喪失、民粹 — 啟蒙不足。當中國移民受到掠奪資源的指控,來到之後就票投建制派,加固現狀,泛民名流會主張,不要批評,而要教育新移民,令他們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可愛。 [3]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啟蒙主義,認為只要曉以大義,就可以將這些迷途的新移民帶到人類唯一的大道之上 — 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並且單方面認為主流的中國人也希望被啟蒙,被賜予民主。他們又有一種意識,認為自己做任何事,都必須以垂範中國的態度,因為他們確信自己是文明先進的那方,有責任啟蒙落後的一方。

但如果不同的族群/民族,原來是有特殊的取向和天命呢?如果有些民族真的只會掠奪、只在乎榮華富貴,而不在乎甚麼民主公義,那你怎麼應對呢?這是他們絕不接受的話題。

很多年前,自由行遊客在香港隨意大小便,竟成為一個無日無之的風潮。社會名流、社運界、泛民政客、學院青年之類,總是勸說網民 — 業餘者 — 不要攻擊,要諒解中國遊客來自落後地方,或者只是「農村文化」如此。同樣地,這是一種假定惡客很惡,不是因為人性本惡,而是因為欠缺啟蒙的啟蒙至上論。香港人祭出規則,是不近人情云云。

甚至所謂「民主回歸」的假設,都是幻想香港能夠影響中國、啟蒙中國。當然事實已經說明,這個假設已徹底失敗。(美國的知華派亦已承認自己的對中政策失敗。)

雖然這整個公民社會,不一定都是歷史或思想研究者,但他們的一言一行,無疑都顯示出他們是啟蒙主義的信徒。因為幾個世紀以來,歐美文明流風所及,已經將這一套定為人類公意。從歐美的民主化論述、蘇聯崩塌之後的「歷史終結論」、之後的全球化議程、流至香港民主運動者的教條,沒有一刻不是浸潤於啟蒙的泉水之中。

太陽的背面 — 反啟蒙論

啟蒙主義、啟蒙精神當然有其敵人。法國大革命在國內和全歐洲造成的革命思潮,造成大規模、極為血腥的戰爭和破壞。反思出現了,例如 Edmund Burke 的《法國大革命反思》,或者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類似的思想家和學派在革命洗禮之後的歐洲遍地開花。有很多被冠以「反啟蒙主義」之名,認為這場宣揚民主、理性、解放的革命,破壞多於建設,走向極端,令歐洲變成道德淪喪的殺戮戰場。

後來神權、君主制、階級社會的支持者也回來了。革命和解放的實況、之後成為左右翼極權主義根源的法國恐怖時期 — 人類的殘酷表現,令學者們近似性善論的樂觀假設破產。

來自法國內部的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甚至被稱為「反革命論者」。邁斯特認為人是信不過的,「人民」也不是甚麼偉大的東西,他們無時無刻受野心和私利驅使,沒有方圓,就會天下大亂。他目睹法國暴民在革命的旗號下,將國王屠殺,於是認為主權根本不能在民,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權神授,主權來自永恆和超越的神,由國王在人間代行。他也不相信民主,認為人民不會尊敬自己選舉出來的領袖。他是最徹底的反啟蒙者,支持教權、皇權以及封建階級社會,反對理性、民主和性善論。

邁斯特也否定某些啟蒙哲學者對自然界的浪漫想像。例如那種認為人類在結成社會之前,擁有完整自由的假設。邁斯特則認為大自然根本是無日無之的殺戮戰場,永遠是一個物種在吞噬另一個物種,他說:「整個地球,永遠浸泡在血泊中,無他,一個巨大的祭壇而已。所有的生命都必定要被獻祭,沒有目的,沒有選擇,不會停歇,直到萬物的終結,直到罪惡的根除,直到死亡都死亡。」

人類更是邪惡中的邪惡。因此只有強而有力,神秘而不可挑戰的政府,才能壓制他們;地上要有一個「劊子手」,才能維護秩序。這種思想直至20世紀初法西斯主義在歐洲遍地開花,達到頂峰。在納粹德國如日中天的時候,宣傳部長戈培爾曾宣稱「1789年已經從歷史上消失」,實有很有學問和深意。

當然不一定要去到像邁斯特或納粹一樣極端,但對於啟蒙精神和大革命的暗黑面的研究,就像啟蒙主義一樣古老,並不是突然爆發的病毒。現時的反啟蒙者有了一個新的標籤 — 暗黑啟蒙(Dark Enlightment)論者,或新反動主義者(Neo-Reactionist)。[4]

20世紀並沒有「歷史」

法西斯政權在二次大戰毀於一旦,世界就像一個鐘擺,又擺向了另一邊。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展開,與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競爭。從此「左與右」左右我們觀看事物的角度。然而美國和蘇聯陣營,其實都是啟蒙精神的兒子。美國陣營主張的民主、市場、人權,自然是啟蒙精神的直接繼承;但蘇聯所主張的世界主義、相信領袖能夠「計劃」整個世界的經濟活動、神聖的「人民」、某程度的無神論,同樣是啟蒙主義的果實。

法國大革命和恐怖時期的史話和人物,更加受到社會主義陣營不少政治家的熱愛。這兩個陣營都認為自己的那一套,最終會征服整個地球,人類實際上只有一條康莊大道,這也自然是啟蒙主義對人類命運的假設。啟蒙主義徹底改造了人類社會,兩個最大的陣營其實都是它的孩子而已。

蘇聯崩潰之後,資本主義看來大獲全勝。稍後歐洲一些強國組成了歐盟;另一方面,「全球化」、「地球村」的概念高唱入雲。這段期間達到高峰的是,各國內部加速產生跨國階層。因為交通和訊息的便利,孕育出一班依靠國與國緊密融合的食利者。這些人來自跨國巨企、跨國 NGO、歐盟官員、學術機構、科研機構、金融行業、高科技公司……這些人一方面依靠「全球化」獲取巨利,一方面在自己的原生國家成為上層階級,並且推動去國家、去民族化的政策和文化。

Samuel Huntington 在 2004 年的一篇論文中,注意到美國的菁英階級有「去民族化」的傾向。[5] [6] 而到了現在,這個階層的能量和文化,自然更為強大,它遇到的逆反也更強。因為這些依靠國際交流而高升的「世界公民」,在自己的原生國家顯得極為疏離。他們一方面有巨大的政經地位和話語權,但利益卻不全然在本國之中。他們的政策和話語,跟國內的「貧苦大眾」,「全球力」不足夠的一般人,就產生巨大的距離和「階級矛盾」。

英國脫歐意外成功、憤怒白人爆冷選出特朗普、歐洲的反移民政黨在難民潮下逆市成長,歐美地區「再民族化」及「另類右翼」論述興起,都是這個過程的產品。 「啟蒙精神」作為這些年的主旋律,再次受到質疑 — 為甚麼我們不能先顧自己的國家?為甚麼我們一定要擁抱「種族差異」?為甚麼美國要失去利益,維持那堆國際組織,甚至介入他國,擺出要向他國推廣民主的樣子?為甚麼白人要不斷悔罪?為甚麼國家一定要任由移民和遊客自出自入?為甚麼自由化、全球化就是硬道理?為甚麼要接受歐盟硬塞的難民配額?為甚麼歐洲人權法庭可以凌駕英國的最高法院?

「歷史」重新出發 — 自2008年之後

如果我們回到啟蒙主義最簡單的定義,即「普遍性、客觀性、理性」。現在環球層面的變動力量,就是這三個字的反面。即「特殊性」— 民族主義、地域優先;「主觀性」— 本土主義、自由意志及「非理性」— 重新強調情感、英雄。即使回到香港的新政治思想,也不出這個範疇。

例如學界領袖有意識地反對建設民主中國,認為要專注香港事務,正是逆反了「普遍性」;越來越多普羅大眾不視自己為中國人,認為「教化中國人」是虛妄,要用規則和利益,締結新的對外關係,正是「主觀性」的體現;「非理性」則滲透在「外圍群眾」每一次對權威(當權者與泛民圈子)的衝擊和辯論。

這些人無疑渴望「英雄」,於是激進泛民那個時期,會有人批評「英雄主義」不可長久;本土主義興起之後,梁天琦等年輕領袖付出巨大犧牲,造成一時風潮,路旁也會有人嘮嘮叨叨,認為這樣就是神化明星,滿懷激情,十分危險。還有平權主義的論爭,保守主義者與平權進步派的針鋒相對,也是反啟蒙與啟蒙之爭。一邊認為不可解釋的習俗(如家庭)有其意義,另一邊則認為反對其議程的人,是出於「未受啟蒙」,沒有受「進步理論」的薰陶。

全球的改變幾乎都是在2008年發生的。當年歐美發生了金融海嘯,大大打擊了歐美的自信心;中國找到機會向上發力,今日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源發於當年的此消彼長;香港人的愛國情緒當年去到高點,然後一瀉千里,六年之後就爆發了佔領運動,到了現在青年有港獨主張,與我們當年在電視上看北京奧運,感動不已,竟不過是十年而已。

漸行漸遠,蒼天已死

曾經進步和偉大的觀念,無法逃過「物久則弊」的宇宙法則。不需要走到法國大革命那一步,就已經餵出遍地對手。要說今日面對高牆的「抗爭者」能否成功還太早,但他們真的開始嘗試。而且歐美世界有民主制度 (感謝啟蒙),改朝換代是可能的。「啟蒙派」自以為代表人類公意,超越黨派,但他們真實的面目已經暴露,越來越多的民眾發現這些美好的教條,只是為特定的黨派的利益服務。當我們發現國家的菁英主要是為外人服務,當我們發現國家的菁英已經在外國有了後路,矛盾和衝突出現是不可避免,因為由啟蒙以來的普世信仰,再到現實的全球化,才是最強的銳實力,刺穿了所有國家。而一場大整頓已經山雨欲來。論述只是前奏,政變才是主菜。(而且在歐美已經發生)

自由化、全球化,是否這麼高大上呢?至少現在的全球化是誰守護的呢?2017年在瑞士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居然是邀請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聲言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和貨幣戰爭等等。今日的全球化,要由中國來維護了,因為她的利益直在其中。因為她要利用和剝削這個系統的漏洞。因為中國有錢、有市場,而且不用太顧及國內民意,反而可以專心配合外國的商業金融議程,從來不會有「一帶一路國家」反對租借土地給中國財團的事情。

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證據,這條啟蒙大道,已經漸漸與真正的進步和解放脫鉤,演化成全球跨國階層,與全球最殘暴最獨裁國家的共謀和交易。這些置身於啟蒙號列車的菁英,正渴望這個巨人為他們提供特權和保護。

也許「協助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令中產階級出現,和平演變中國」,當初也不過是美國的功利政治家假借啟蒙主義式的理由,去掩蓋真實的大 Deal — 他們需要廉價勞力。事實上中國最後沒有改變,他們不一定很在乎,情況失控之前,選另一個人來圍堵中國就行。

中美交惡、西方覺醒中國的滲透和穿刺,不管是否太遲,中國就是那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啟蒙主義的理想、全球化的宏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已經與我們漸行漸遠,蒼天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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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2] 陶東風: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3]  專訪李柱銘:不贊成「源頭減人」 倡泛民爭新移民選票

[4] Dark Enlightenment - Wikipedia

[5] 吳介聲:達沃斯論壇敲響警鐘

[6] 曾昭明:天朝帝國讓「達沃斯人」再度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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