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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靠溝通與傳遞,議論或譴責所為何事?

2017/6/10 — 9:47

六四燭光晚會

六四燭光晚會

今天與兩位本土派的年輕朋友討論到悼念六四,也提到中大學生會呼籲香港抗爭運動放下六四的聲明。他們坦言心裡認同中大學生會的立場。沒有經歷過,故看不到悼念六四的必要,也看不到此時此地提六四對抗爭有何意義。近年這樣的想法越發普遍。年輕一代認同平反六四,覺得六四是慘劇;但就像世界各地上演的無數壓迫或慘劇,沒有令他們覺得要用生命去承擔。面對這一輩年輕人,要讓他們感悟六四沉重的意義,滔滔的雄辯又有何用?

本來六四就是個情感問題,所有議論與指責,都可以用情感的眼光去再讀一遍。與其說雄辯是想年輕人了解,不如說是一種受到傷害的反應。中大聲明換來的其中一個回應是:「你有什麼資格替我(香港人)放下六四?」這可以是一個道德指責,認為中大學生會無情無義。但這個反應並非出自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一份哀慟之情。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思,出諸肺腑,比人道主義更為深切。就以林耀強為例,他親歷民運人士在自己懷中流血而亡,三番四次靠北京學生和市民捨身相救,帶著擔當歷史見證人的重負,才得以全身回港。他對六四的情感,怎可能用道德規條、人道主義盡說?當年輕人對這一代人說放下,就是極大的傷害和侮辱,最難受的不是自己或支聯會受辱,而是侮辱了為他們捨身的烈士。嚴肅的哀悼之情、比自己生命更大的道德力量,是沒有可能放下的。所以雄辯乃出於受傷害。

然而,為什麼傷害令人走向雄辯?人生的安立,總是情感和理想並立的。但大部份人不習慣情感的憶述,於是用論理的方式將自己的理想與普世價值相連。在訂立客觀的法律政治體系去成就理想時,這是必要的一步。因為情感總是流動不定,人人殊異,難以定立規則。由情感到人道,從人道到人權,從人權到立法和保障,就是一個客觀化的過程,令深刻的道德要求得以有具體的社會效果。問題是,父權和「理論中心主義」令我們以為,最後的客觀化才是道德最強的展現。雄辯就是跳過情感,直接達道德理論的高地,用理性、論理方式作出反擊。然而道德理論無法指點情感,我們不能忘了情感的根源,單靠理論去決定人「應該」有什麼樣的情感。如果說中大聲明是對六四情懷的侮辱,則譴責年輕人無情,亦是對情感的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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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同理心,或許就可以超越父權,體諒各種爭執背後的原因。心懷六四的一代民主派,並不單單是因為恐懼而記著六四,裡面有深刻的感悟。與之溝通共感則可了解並牽引其中的力量,確立抗爭的意志和價值。面對躁動的年輕一代,我們也當知道,普世價值、人道主義,可以確立是非的判斷,卻沒有辦法走進生命,為之注入情感和力量。年輕人不認同武力鎮壓,不等如要投入爭取平反。要傳承六四的感悟,以至生命相連,需要的不是雄辯,而是情感的傳遞與溝通。

所有的政治人、言論領袖也應該明白,民眾運動一定同時有情感和價值的面向。成功的運動,就是在情感和價值上與大多數民眾連結。不同的派別對應於不同的情感和價值。如果想某個派別成長,以至帶動大部份人,啟動大規模抗爭運動,就要與不同的情感和價值溝通共感。這十年來自由派面對僵化與招安的威脅。本土派以革身之姿出現,卻一度迷信少數人的激進主義可以獨力改變社會。至梁天琦出現,才有志與更廣大的民眾同行,如今卻陷於分裂。目前各派只強調自己的體系,不斷排拒其他,亦不願放下自己的情感堡壘,體諒共感其他派別。一句老話,團結是力量。誰人可以打開情感的溝通,融會各派的堅持與價值,就可以創造新的認同,令香港抗爭運動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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