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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寶付皮肉錢」的發展觀

2017/11/9 — 9:01

雷鼎鳴(資料圖片)

雷鼎鳴(資料圖片)

日前,雷大教授說了一句話「佢朋友响內地叫雞都可以拎部手機出嚟照」,用以說明電子付款支付寶在國內已經十分普及,內地在應用資訊技術上比香港更普遍,生活比香港更方便。大教授在一個討論「一國兩制」的研討會出此言,當然就是要指出香港人唔好再以為自己好叻好巴閉,國內的發展比香港更快更進步。可惜大教授此言一出,大家不去看他言語中的微言大義,不少人還出來予以譴責,連假博士議員也可以找到道德高地出來抽水,可見事態十分嚴重,也可見大教授引喻失義,此言差矣!

不過,平情而論,有一些批評及部份人所做的文章也大可不必。譬如有人挖苦說,當某些人說「朋友做了乜乜乜」之時,口中所講的那個朋友往往其實都是佢自己,因而作結論說所謂「叫雞拿手機出來照」的就是大教授本人。但這一次真的要唱一唱反調,既然大教授說是「朋友」,大家又憑什麼懷疑他這個說法?雖然這位大教授的公信力近幾年確實受到部分人質疑,但這一次無憑無據,大家又何必在這個問題上造文章?就信佢一次係「佢朋友」又何妨。而且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佢朋友」定係「佢自己」,而在於「叫雞可以攞個手機出嚟照」這一點。

退一萬步而言,就算係真係教授佢自己又如何?古時的文人雅士、達官貴人、詩人騷客,也是經常流連煙花柳巷,旗亭訪艷。那些飽讀詩書的大詩人大詞人,不單常常往妓院尋香訪艷,甚至自己在家中也畜養歌姬或私娼。盛唐時代的不少大詩人,宋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道德佬歐陽修都是如此。就算連經常被貶謫在外,顛沛流離,由京師去到黃州、又由黃州去到杭州、杭州又去到惠州、惠州去到海南島的的蘇東坡也是一樣,去到邊都帶住一班自己畜養的歌姬在身邊。政治人物就更是如此了。就算去到明、清兩代,那些一代大儒及大官,例如吳梅村、冒辟疆、侯方域等等,都很公開地在他們的著作中暢談與妓女們的交往。到了近代,訪妓尋春這個情況也沒有多大改變。例如蔣介石,他在鄉間的小妾姚冶成,就是青樓出身。後來蔣介石去了上海混,包養起來當正上海蔣夫人的陳潔如,也是當時所謂的「高級交際花」。近代詩人徐志摩拋棄糟糠之妻,另結的新歡陸小曼也是如此背景。因此,就算大教授今天要重振這種古風,塘邊鶴又何必𪘲牙聳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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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年那些文人雅士去到花街妓院,「拿出來照」的不會是手機,而是他們的文釆與學養。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幾個唐代大詩人那個「旗亭賭唱」的故事了。話說盛唐開元年間,頗負盛名的詩人王昌齡、高適、及王之渙三人於一個微雪之夜同往旗亭(即酒館妓院集中地)飲酒享樂,坐下後還選了四位妓女唱歌陪酒。當時三位詩人同享盛名而難分高下,於是便打賭,以那幾位阿姐唱出誰人的詩歌最多作為判決誰最受歡迎。但結果還是難分高下,於是協議再賭一輪,以四位妓女中被公認最貌美那一位所唱決定誰勝誰負。結果那位阿姐唱出了「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是王之渙勝出了。牙駮戰打完,眾人皆大笑,幾位阿姐也搞清楚幾位恩客的身份,於是高高興興,歡醉達旦。值得留意的是這個故事一點也不鄙俗,幾位詩人似乎也不會叫那些阿姐做「雞」,而且還要在她們面前展現自己的風度與才華。而所唱的詩歌都不是淫聲艷詞,而是帶有厚重的家國情懷與人文關懷。

相對而言,大教授幾天前的說法,是不是顯得太鄙俗了一些?作為廿一世紀的大教授,著眼處沒有理由比一千多年前那些風流文人更不堪。如果他或他的那個朋友歡娛前後「拿出來照」的不是才華和學養,那就算那個手機的支付寶戶口不致連皮肉錢也付不起,但今天能夠達到這樣品位水平的人不已是通街都係嗎?那大教授或他的那個朋友只不過是與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然後才往妓院發洩動物本能的販夫走卒、碼頭苦力又有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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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能沒有分別,甚至可能連「廢青」或個把月前大教授批評的「寄生蟲」也不如。Simon & Garfunkel 有一首經典名曲 The Boxer, 就唱出一個廢青於繁華喧鬧的紐約市中的落泊,”....a come-on from the whores on Seventh Avenue, I do declare ,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so lonesome to take some comfort there”。歌曲中那個廢青去找阿姐,似乎也不單是追求動物性的宣洩,而是一種慰解精神寂寞與挫敗的心靈慰藉。同樣都是講揾阿姐,但這歌曲中的說法,不是比大教教授說的「照手機」更有人本關懷,水平顕然也高一些嗎?

除了水平低了些之外,大教授的說法,也明顯另有幾個值得斟酌之處。

首先,根據國家法例,在國內嫖娼依然是犯法行為。這個不由那些關著性工作者權益的團體如何說,犯法就是犯法,這就是偉大祖國最清楚的法治標準。根據往績,大教授似乎也十分支持中央政府口口聲聲「有法必依」、「依法治國」這些說法。所以如果科技發展或所謂的方便,是利便了犯法行為,大教授有什麼理由要拿這樣的事件來頌歌?利便了犯法便等於是值得誇耀的發展嗎?這一點可能真的要找另一個近年新興的行業「護法」出來解釋一下。

其次,大教授在回應假博士議員的批評時說,大學校園不應該以「安全空間」來禁止言論觸及某啲人的禁忌。即係話大學校園講乜都得,又話言論自由不應該受到無聊限制。但對比過把月前,大教授還大大聲批評那些在校園內說要爭取港獨的年輕人是「寄生蟲」。那為什麼當時就要有安全空間?點解連講吓都唔得?重要被大教授標籤為「寄生蟲」?同樣都是在校園,為什麼會有完全不同的雙重標準?

其三,大教授以可以「用支付寶來支付皮肉錢」這個命題來說明國內發展是幾快幾進步。但這個國家不是說要消除一切剝削嗎?國內的地下皮肉市場算不算是一種性剝削?對性工作者的污名行為,是不是另一種剝削?

畢竟今天與一千多年前是不同的時代了,但仍然以為手頭有幾個錢,或手機有個支付寶就可以很輕鬆方便地對從事性交易的女性為所欲為,這是甚麼沙文主義邏輯?大教授作為知識分子,是應該頌歌這種更便利的剝削行為,還是應該予以譴責?堂堂大教授竟然公開在一個討論一國兩制這麼嚴肅議題的論壇把「召妓」說成「叫雞」,又是否可以說是一種語言上的侮辱或剝削?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也畜養了一班歌姬及私娼,但他卻顯然沒有公開說過什麼羞辱他們的話,他甚至作了「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這兩句詩來歌頌他其中一個歌姬樊素的小嘴美麗,另一位歌姬小蠻的腰枝纖細。就連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也要為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艷」之一的柳如是作傳。不知道大教授有沒有歌頌阿姐的文釆,但也不至於要公開以俗不可耐的詞句相稱吧?

最後,是說在國內「召妓也可以拿個手機出來照」,或可以「用支付寶來結算皮肉錢」就等於更利便、更先進、更進步這種說法,反映的是一種什麼邏輯的發展觀?

就算是國內,現在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都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應該是一個反思的時候了。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固然可觀,人民的生活也普遍有改善。但另一方面,國內這一種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加上政治及社會發展被政府壓抑,整個國家在人文精神層次卻不進則退,貧富懸殊空前嚴重,貪腐造假滲入每一環節。甚至有人說已經陷於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的處境了。因此,他們提出要在已經提升了的經濟基礎上,同時推動提升人民質素及現代文明社會的元素。這些說法不是也很值得思考討論嗎?

以「支付寶付皮肉錢」作為中國這一種不平衡發展的依據,就算先不糾纏於是否犯法這個問題,這一種發展觀究竟會把中國的發展帶向何方?如果作為一個浸過鹹水、見過世面的知識分子,身處一個言論相對較為自由的香港,也只是如此隨波逐流,甚至推波助瀾,那就真的怪不得國內有不少學者及有識之士,都要一再高喊狼來了。

對香港而言,真正的退步不在於拿個手機出來照的威力是否沒有國內大,更不是在於可否用支付寶來支付皮肉錢,而是有越來越多像大教授一樣識時務的所謂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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